语言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的重点研究对象，胡塞尔的语言观是比较传统的，他说：“陈述就意味着对一个感知或想象的表达。”[44]言下之义就是说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海德格尔与加达默尔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生存论意义上的现象，它绝不是工具，后来他甚至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加达默尔有着相同的主张，他认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语言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所以探讨语言与历史的关系就成为海德格尔与加达默尔共有的“视域”。
前期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主要表现于《存在与时间》第34节和第68节的第4小部分，它们的标题分别是“在此与言谈，语言”和“言谈的时间性”。他这样写道：“言谈同现身、领会在存在论上是同样源始的。甚至在占有着可领会状态的解释之前，可领会状态总也已经是分解了的。言谈是可领会状态的勾连”[45]。这就是说，言谈对在世具有组建作用。因为此在的存在就是在世界里的存在，此在现出身来也就是领会着、言谈着。正是言谈把在世的此在的展开状态勾连为一个整体。言谈着的此在存在，世界才充满意义，言谈具有了一种基本的生存论性质。
言谈（Rede）首先并不谈，而是“听”和“沉默”，只有沉沦在世的人才夸夸其谈。“听”与“沉默”展现出此在与他人共在的状态，只有听得懂才听，只有对话时才会出现一个人说、一个人在沉默的情况，否则两个人都在说那就不是在对话，后果将是彼此都不知所云。共在有其历史及传承，被抛的此在首先学会了听（听懂），然后学会了说（让别人懂），这说明此在继承了流传下来的特定民族的语言。作为此在在世重要一环的言谈体现着个人与语言的历史的传承关系，只有具备了这一历史根据，言谈对在世的组建才可能。
但此在一般情况下已迷失于常人世界中了，“他”并不本真地听，不会也不愿沉默。这样的此在倒可能很健谈，“闲谈就在这类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中组建起来”[46]。要回到本真状态，此在要本真地听和本真地沉默。听不是听新鲜玩意儿，而是听良知的呼唤。良知告诉此在，他已经失去了在世的根基——生存，他失去了生存的自由与责任，因此他是有罪责的。只有听从了良知的人才会返回到自己的历史及民族的历史中，与自己被抛入其中的历史对话，对话的结果是找到自己的命运所在。这样他才能把世内他早已“听懂”的意义为我所用（弃用或选用），在当下默默地去工作，而不会与常人在清谈中打发日子。看来，本真的言谈对本真的生存也有组建作用，从而使此在的历史性展露出来。
总之，历史上形成的语言（言谈）与此在的历史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德格尔反对的是逻辑化、对象化的语言，他要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目的是把语言当作人的一种活动。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语言成了存在的家，语言与存在历史的关系成为其研究的重点问题。
前期海德格尔让存在依赖于人的筹划，后期海德格尔则要让人的筹划、领悟依赖于存在的运作。“存在”不是一个物，存在是隐匿的强力与“湍流”。“存在”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团迷雾，但又不是完全不能领会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询问在的问题与询问语言的问题在最中心处相互交织在一起”[47]。
海德格尔认为，在西方，存在历史即存在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的四重区分。如以上提到的，存在是隐匿的强力与湍流，存在表现为形成、表象、思和应当，这四者又与存在处于显隐互作的争执中。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在在与形成的对比中就是停留。
在在与表象的对比中就是停留着的模式，就是总是同样者。
在在与思的对比中就是作为根据者，现成者。
在在与应当的对比中就是总是当前作为还没有实现或者已经实现的应当做出来者。”[48]
这就是说，存在成了始基、理念、客体和绝对精神，存在成了常住的在场，成了一个存在者。原始的力量——使存在者（包括人）成为存在者的力量却被遗忘了。
由此表现在语言上，希腊人把“存在”称为Physis，它意指“涌现着的自立、在自身中逗留着的自身展现。”这是从隐（存在）到显（形成）的过程，同时显现出来的东西又逗留着，所以“存在”在希腊人那里有“涌现”和“逗留”二意，此即希腊人所说的在场（Ousia）。但是后来者越来越执着于“显”处来把握存在，而把诸强力的聚集（logos）称为语言。也就是说，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别正在消失，人们开始从书写文字来考察语言了。尤其到了拉丁语那里，“存在”一词被称为“不定式”，即意义不确定的动词，或者说是抽掉了意义关系的动词。以后西方语言越来越形式化，“存在”由不定式变成了动名词（being或das Sein），“存在”成了一个空洞的对象。
因此从语法上分析，存在从动词变成不定式，再变成动名词，存在的强力与湍流被固定在僵死的语法逻辑中，本真的存在被遮蔽了。
因此今天的人们在考虑存在问题时，不是把它当成了不言自明的，就是把这种追问看成一种错误。海德格尔就是要让人们从形而上学的迷梦中惊醒，去思那更原始的、隐匿着的强大力量，认清人类理智及实践的有限性，从而放弃强求的态度。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与存在关系甚深，语言是存在的踪迹。形而上学的语言远离了存在，遮蔽了存在，只有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语言中，存在才显露出来。诗是原初的语言，它是logos（聚集），诗人倾听着来自大地的声音，在道说（不可说）与人言（可说）的临界点上撑开一片澄明（Lichtung）。通过聚集，大地的声音和消息间接地体现于诗中。诗承载着大地、澄明和物。诗人又重新站在神的风暴下，即被置于存在的超凡力量之中，被存在的恩泽所触动。只有在诗人的命名中，事物才首次以其所是的那样出现。
事物通过诗人聚集起来，同时以每次不同的方式将天、地、神、人引入显现的清晰之中，这种四重性构成了世界的源始形状。四重性的统一体是四方游戏，天、地、神、人并不是分开的，而是处在一个源始的统一体中，世界与事物并非一个在另一个旁边，它们在通过这一个时得穿过另一个。
但事物并不总是处在存在——诗人的相互运作中，也并不总是启开天地神人的四方游戏。由语词聚集起来的物有可能破碎，“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49]。词语破碎是指浑然一体的物被数字分解了，人思在变成了人算计、安排存在者，于是大地衰竭、诸神隐退，本真的存在被远远抛弃了。
因此诗人的任务就是把人们唤回到原初状态，让存在在隐匿—显现的运作中保持其为大地。对自然，要加以保护而非掠夺，这就是海德格尔的选择。
在加达默尔那里，理解、语言、历史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方都要由其他两个因素来说明：理解是语言性和历史性的；语言是理解性和历史性的；历史是理解性和语言性的。在这种循环中，目的是达到一致——视域融合。
加达默尔认为，“这整个理解过程乃是一种语言过程”[50]。理解是当下与传统的对话，传统是当下的根据，当下是传统的发展。人与传统的对话是以语言为中介的，语言的中介性实际上又是一种本体性，理解无非说话，“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51]。拥有世界实际上就是拥有语言，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传统向我们“说话”，传统表现为语言，而不是流传下来的文物，“如果我们对于某种文化根本不占有其语言流传物，而只占有无言的文物，那么我们对这种文化的理解就是非常不可靠的和残缺不全的”[52]。传统主要表现为文字，但由于时间距离，我们有时听不懂传统说什么。那就要把“文字”的东西“翻译”成当下的言说，如果言说得成功，当下的根据——传统便显露出来，于是语言上取得一致，理解得以达成，所以理解的过程也是历史性地言说的过程。
“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一切东西对于一切时代都是同时代的”[53]，由于文字的凝固化，使得传统、历史保持下来，但文字的共时性有其弱点，需要历时性的言说来补充，言说的过程也就是重说一遍的过程。事实上，流传物（文字）的生命力就依赖于不断的重解和重说。文字（字形）可以不变，但对文字的言说（理解）可变，语言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保证了历史的延续性与发展性。
有着传统的人的言说是历史保持活力的关键，在言说之际，世界、存在向我们展现出来，没有作为中介的语言，理解、传承都将成为不可能，“所谓理解就是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54]。历史的进步在于对传统的理解和发展。
在哲学解释学中，历史、理解、语言缺一不可，有限性与开放性构成了语言的历史的理解之结构，这个结构也决定了传统的文本在不断被理解、被超越，人类文明就是在不断融合中走向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