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分析了两种理论倾向，一种是科学的、非历史的倾向，一种是理解的历史的倾向。海德格尔与加达默尔属于后一种倾向自不待言，就是胡塞尔也兼有这两种倾向。前期胡塞尔是反对历史学及历史主义的，后期胡塞尔却也有了一个转向历史性的过程。但有历史倾向并不代表着赞成传统的历史学，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加达默尔都从不同侧面对传统历史学提出了批评。

历史主义有两个所指，一个是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即历史与社会发展具有绝对必然性；另一个是指德罗伊森、狄尔泰等人所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观点：强调知识的历史性（这种历史主义为historism）。[22]胡塞尔所批判的历史主义是指后一种意义。

胡塞尔把狄尔泰看作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通过引用他的观点，胡塞尔把历史主义描述为，“那些今天被看作已得到证明的理论，明天会被认作并非如此；一些人所说的可靠的规律，在另一些人那里只被称作假设，或者被称作含糊的奇想。如此等等”[23]。

胡塞尔的主要反驳是：第一，历史学家无权断言：“至此为止还不存在一门科学的哲学。”[24]因为历史的研究方法使历史主义无法对绝对有效性提出疑问，这项工作应由哲学来做；第二，历史主义看不到文化形态与文化观念之间的区分，前者流动地起效用（Gelten），后者有客观有效性（Gültigkeit）。这二者的关系是模糊的呈现形式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一个文化形态固然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有普遍必然性的文化观念；[25]第三，以前没有出现过科学的哲学体系并不能证明科学的体系在将来不会出现；第四，如果说历史上的哲学是以混乱的概念进行操作，这恰恰表明这些概念本来是可以得到清晰和明确的表述的。[26]

总之，胡塞尔认为，将历史主义贯彻到底，就会导致极端怀疑的主观主义，所以必须予以严厉的拒绝。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后期胡塞尔把历史引入了现象学，他要发展一门历史的目的论的解释学，发生这一转变的标志是“生活世界”（Lebenswelt）概念在现象学中获得了基础性地位：“我们处处想把‘原初的直观’提到首位，也即想把本身包括一切实际生活的（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思想生活），和作为源泉滋养技术意义形成的、前于科学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27]

“生活世界”是一个有着实践性和相对性的世界，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有限的主体间性，生活世界是生活于这个世界中的人们的共同视界，是人们在历史发展及交流中形成的“共识”，但这类共识只存在于特定的群体中。第二，有限的真理性，判断正误的标准是实践中的利益和需要。第三，不精确性。第四，与背景相关性，即判断的有效与否取决于特定的技术手段与历史发展阶段。

所谓历史的目的论的解释学，就是解释科学研究如何从这个目的性、相对性和实践性的生活世界发展而来，什么是欧洲文明中共同的和最值得追求的东西。

胡塞尔认为，对理想目标（Telos）的追求是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区别所在，Telos是遥远的，但正因为其遥远，才更值得追求。哲学和科学是对生活世界的理念化、抽象化和数字化，生活世界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这种理念化、抽象化和数字化的过程也必定是历史性的，“因此，哲学和科学本来应该是揭示普遍的、人‘生而因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28]。通过回顾近代欧洲科学史与哲学史，胡塞尔认为，理论的非功利的理性研究是欧洲文明的目的与内在动力。普遍的科学来自生活世界，但又高于生活世界。普遍的科学应从人的理性出发来研究、反思生活世界，为自己制定一种理想目标，然后不断努力以求达到这一目标，人的价值就体现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现象学的使命就是使哲学成为普遍的科学，全面地研究人性和人的理性，为其他科学找到一个可靠的基础，从而把历史性的欧洲理性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般的理解认为，只有过去的人和事才是历史。在海德格尔看来，其实事物并没有过去，它们还在眼前，“过去”还随着这殿宇[的遗迹]在“当前”。[29]真正过去的是人所展开的世界，“当前”的人也有其历史，这种历史比历史学家眼中的“过去的”历史更为源始。海德格尔说：“首要地具有历史性的是此在，而世界内照面的东西则是次级具有历史性的……”。[30]此在的历史性是在有终性中显明的，也就是植根于死亡悬临的紧张下所迸发出的生存意志。历史学家以为自己可以客观地分析“过去的”事件和材料，其实只是把作为手段的世界课题化了，而且在这一课题化的过程中，历史学家自己的历史性也有意无意地显露出来，“搜集材料，整理和确证材料，并非通过这些活动才始回溯到‘过去’，相反，这些活动倒已经把向着‘曾在此的’此在历史存在，即把历史学家的生存的历史性设为前提了”[31]。这就是说，历史学家与其说分析过去的历史事件，不如说是在分析自己的历史性处境，虽然他可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海德格尔把历史性看作历史学的基础。他说：“历史的基本现象先于历史学所可能进行的专题化，而且是这种专题化的基础。”[32]他还这样说道：“一个时代只是因为它是‘历史性的，才可能是无历史学的’。”[33]生活中的此在并不把历史当成对象，而是首先要理解自己、珍视自己，而自身又不得不在历史中展现，于是找到本真的命运才是此在的使命，与此在照面的存在物，只是因为此在才具有了历史的意义。先有此在历史地赋予意义这回事，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把被赋予的意义当成对象来研究。历史学家对存在之根（自身理解）置之不顾，而把玩于细枝末节中，不能不说历史学家也把存在问题遗忘了。

历史性不仅使存在理解得以实现，也决定着历史学的研究方式。海德格尔这样写道：“尼采区分了三种历史学：纪念碑式的、尚古的与批判的历史学，但他不曾明确展示这三种方式的必然性及其统一的根据。历史学的三重性在此在的历史性中已经草描出来了。”[34]首先，此在在死亡的悬临中本真地去选择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榜样，只要条件具备，他可能成为后人眼中的纪念碑式的人物，从而为历史学的纪念碑式研究奠定基础。其次，此在在回到自己的历史处境之际，对造就自身的先在的历事及人物抱有崇敬之意，这使尚古式的历史学研究得以可能。最后，回到自己历史的此在痛觉自己从前的沉沦状态，于是对流传的某些历史解释持批判态度，这造就了第三种历史学研究态度。

总之，历史性是历史学的源头，但这一源头被历史学家掩盖了。海德格尔反对把活的历史僵死化，他更看重做，而不是看，如果时机成熟，他也愿意在历史舞台展现自己。应该说，海德格尔有成为英雄与圣人的愿望，英雄与圣人应是处于决断中的、向着自己的历史性充分敞开的人，其独特之处在于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天命统一起来，投入生活的洪流中，为民族的振兴出力，纳粹的经历一定程度上是其人生观的体现。因为至少他起初觉得纳粹党人是生机勃勃的，他对该党及元首本人抱有希望，他想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来影响纳粹党及德国民众。虽然任大学校长不满一年，但这段历史却长时期地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这又一次印证了他的历史理论，历史学后于历史性，先有历史性的此在的历事，后有历史学家把这种历事加以对象化研究。

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历史性理论是为着发挥个人的意志自由，是要在历史的共性中求得此在的个性，那么加达默尔则要在此在的个性中探求历史的共性。虽然二人都倚重理解的历史性，但海德格尔的目的是个人本真的命运，而加达默尔的目标是“怎样正确地对待理解的历史性”[35]。

加达默尔认为，历史并不是客观的事实，理解者与被理解的东西都具有历史性。在他看来，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具有独断论的性质，具有客观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有施莱尔马赫、兰克和德罗伊森，这些历史学家“宁可把他们的任务只看作为：通过研究流传物把过去的东西转达给现时代”[36]。如施莱尔马赫认为，“只有返回到思想产生的根源，这样的思想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37]。他认为，每一个人与其他任何人都有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来把握作者的个性。对兰克的看法，加达默尔认为：“标准就是后果（Erfolg），我们确实看到，先行的东西的意义正是由后继的东西所决定。兰克可能把这一点设想为历史认识的一个单纯条件。”[38]同样，“按照德罗伊森的看法，历史学家追求的目的也是从断编残简的流传物中去重构伟大的历史本文”[39]。加达默尔指出，历史并不是一堆历史学家或解释者重新发现或复制的东西。理解不是一个复制过程，理解者不可能没有成见，所以无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不可能去重新复制本文，而是站在自己的视域中与本文作者进行对话，从而在对话的基础上达到一种融合。理解者与被理解的东西都处于历史的流变中，历史学的对象式研究不过是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翻版。

理解的历史性也不意味着理解是主观任意的，加达默尔反对主观主义的历史学，在他看来，维柯、狄尔泰、黑格尔具有历史主观主义的态度，因为他们都认为历史的意义是人、生命或精神赋予的，他说：“维柯在反对笛卡儿派的怀疑论以及由这种怀疑论而确立的自然数学知识的确实性的斗争中，曾经主张人类所创造的历史世界在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狄尔泰重复这样的证据。他写道：‘历史科学可能性的第一个条件在于：我自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探究历史的人就是创造历史的人’。”[40]并且，对狄尔泰而言，“全部流传物对于历史意识来说就成为人类精神的自我照面（selbstegegnung）。……不是在思辨的概念认识里，而是在历史意识里，精神对于自身的认识才得以完成”[41]。关于黑格尔，加达默尔这样论述：“正是在这种有助于我们理解黑格尔思想发展过程的材料中，完全清楚地表明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是以某种精神性的生命概念为基础的。”[42]总之，加达默尔认为，历史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客体的交融与统一。理解的过程就是对话的过程，视域间互相给予，互相引发，从而有一种新的历史意义生成。所以意义生成的过程涵盖一切的关系生成，效果历史决定了什么是值得研究的。

加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概念一方面表明我们不能达到真正的客观知识，另一方面也表明理解历史和历史理解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继续存在的传统的效果和历史研究的效果形成了一种效果统一体，而对这种效果统一体的分析可能只找到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构。因此我们确实不把历史意识认作某种完全新的东西——好像它是第一次出现的，而是把它认作那种向来构成人类与过去的关系的东西里的一个新要素……我们必须在历史关系里去认识传统要素，并探究这一要素在诠释学上的成效性”[43]。效果历史是双向的，一方面要在眼下的视域中找出传统的要素，找到当下视域的根据；另一方面也要在传统的视域中看出新的发展趋势，即传统不是封闭的，而是在向着新的融合发展。效果历史就是传统与当下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引发的过程历史，也是理解的历史性与历史的理解性的统一史。

总之，加达默尔突出效果历史问题，既反对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又反对主观主义的历史学，这样哲学解释学的任务就是使视域向着一个更高的普遍性提升，克服我们及他人所具有的个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