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西方文明的危机问题，胡塞尔认为西方的危机是人性的危机，是科学的危机，现象学是克服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海德格尔认为西方的危机是科学技术所引发的危机，产生这一危机的根源是对存在的遗忘。要克服这种危机，就要回到存在中，并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处为其寻找新的发展可能性。
胡塞尔认为，欧洲人性的危机表现为科学危机。在20世纪，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能源技术、交通工具、通信、理论物理、医学等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科学与技术呈现出一派生机，怎么能说科学出现了危机呢？
对此，胡塞尔认为，“所有这些学说的科学的严格性，它们的理论成就的明显性，它们持久的令人信服的成果，都是毋庸置疑的。”[55]但是，也应看到，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自然科学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科学，它不研究人的意义和价值，它失去了其存在于生活世界中的根基。
胡塞尔始终坚持意向性原则，即对象是与人相关的意义，意义是人赋予的，因此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在现象学基础上进行。自然科学与其说发现了自然的规律，不如说发现的是人赋予意义的规律，自然科学应该首先成为一门人的科学。而且，科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生活世界，科学的理论的探索是欧洲人在生活世界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非实践性、理想性的特点，欧洲人认同并追求这种生活。但应看到，所谓自然科学只研究“客观”对象，而不研究人的意义与价值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根基的遮蔽。如果我们看到自然科学只是人的理性（理念化能力）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人的意义与价值也理念化（科学化），而后者则更为基本和重要。
在胡塞尔看来科学的危机就是人性的危机，因为科学把人忘记了，把人生的意义忘记了。胡塞尔认为，不研究人的意义将导致对人的意义的怀疑。非理性主义倒是研究人的意义，但是它对理性却持批判态度，它要用意志、直觉等来取代理性。在胡塞尔看来，“它的非理性难道归根到底不又是一种目光狭窄的、比以往的任何老的理性主义更糟糕的坏的理性主义吗？难道它不是一种‘懒惰的理性’的理性吗？”[56]其实应该看到，胡塞尔所说的科学危机或理性主义危机源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客观主义体现着伽利略以来把自然数学化的传统，主观主义源于始自笛卡儿的由思到在（存在物）的传统。近代以来，客观主义只研究物（天体物、物理物、化学物、生物等），不研究人；主观主义只研究人的理智和精神，即使有关于自然物的阐释，也大多得不到客观主义者的认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野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长期对峙。胡塞尔提到的危机正是这种分裂或分化的表现。要克服主客对立，不是依靠一种更为彻底的主观主义，而是要用主客统一的、整体性的人学把支离破碎的诸学科整合起来。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前景。
在胡塞尔看来，真正的科学应是全面的、发挥人的理性的科学，“它们为真正是自己的、具有真理性的意义而拼搏，并因而为真正人性的意义而斗争。把潜在的理性带入对人的可能性的自我理解中，并因此明确地使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这就是唯一的一条奋发有为地去实现形而上学或普遍哲学的道路。”[57]而要使哲学成为普遍的科学，一方面要保留住生活世界对于科学的基础地位，一方面要使现象学担负起传自希腊的、欧洲人的理性运动的使命，使这一目的和使命公开出来，让这一目的成为所有欧洲人的共识，而不让它在非理性主义无信念（无理念、无理想）的大火中被焚毁。胡塞尔充满**地预言：“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鸟将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不死的”。[58]
所以，欧洲人的“病”实际上就是对理想、理念的不信任，欧洲人的特质就在于其理性，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克服人性危机还要靠理性的力量。西方文明之所以薪火相传，原因就在于一代一代的“好的欧洲人”不断为着理想（Telos）而奋斗。而海德格尔却从这种理性当中看到了危险的存在，他认为西方人要克服危机不是要坚持传统，而是要走上新的道路。
海德格尔的治学生涯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意志到思想。前期海德格尔的主题是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后期的主题则是接受性的思。在存在的湍流面前，人的自由意志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正是存在使自由意志表现成如此。人就是大地之子，大地对万物的爱是无私的、无言的，人作为大地的长子应该对母亲满怀感激，要看护好自己的“兄弟”，不要任意支配、宰割大地母亲。
而长久以来，大地、存在被西方人遗忘了，尤其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人成了地球的主人、万物的灵长，人凭借其理性（数学式理性）实现了对世界的统治。从古希腊发展起来的理性逐渐表现为一种技术力量。技术是一种逼迫，“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此种促逼向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力”[59]。技术的逼迫体现了藉着数学而实行完全功利性地开发与利用的世界图景。世界在人的逼迫下具有了如下特征：第一，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物质化了，它们都是具有这样那样功用的物，人也可以被改变基因，可以被批量生产，遑论制造非人的存在物。第二，齐一化，数学使一切质的差别都消融在量的齐一中，有力量是荷尔蒙多的表现，孱弱则反映荷尔蒙的缺乏，如此等等。第三，主客两极化，人成了绝对的主体，宇宙中的物质与能量都是虚幻的人类的客体，都可以被人类征服和利用。
海德格尔把技术定义为一种“座架”（Ge-stall），其意思就是突出人对万事万物的安排、设置与控制。座架也是一种解蔽，它要深入到地球内部，把一切可用的东西都挖掘出来，目的无非是让人类获得更大的福利。
但这样一来，大地母亲的原始的力量将被挥霍掉，人类即使想发挥技术的逼迫力量也将成为无物可逼。问题还不仅在此，为着生存空间的各民族还利用技术在大地上制造出可以任意支配的强力——核技术，大地与人随时都有完结的危险。由技术带来的危险是最高一级的危险。“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60]
救渡的方法是回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处，看清这种危险的根源是什么，并思考克服危险及走上新的道路的可能性。
自从柏拉图以来，从黑暗中走出来，进入光明之中就成了西方哲学的主流，这其实就是揭蔽，而能揭蔽的人由此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而且，柏拉图式揭蔽是让人看清不变的存在者（理念），让这不变的东西的光明照亮蒙昧的人们。而海德格尔则认为，之所以有光，那是因为有黑暗，黑暗（隐匿）比光明更源本，这黑暗就是始终处于遮蔽中的存在，存在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柏拉图主义把存在表现出来的东西错认为存在了。
海德格尔曾引用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一句来论证他的观点。“白”是澄明（lichtung），是“黑”（存在）的运作，它首先表现于诗人那里，但澄明是微明，不是光明，存在显现的过程是既遮蔽，又揭蔽，光讲揭蔽会损及处于遮蔽中的存在。技术就是这种揭蔽倾向的极致化，其工具就是与数学紧密相关的理念或理性。随着人类作为地球中心地位的确立，这种揭蔽式的技术就把一切收入人类功利主义的视野、把一切看成可以利用的本钱，如此发展下去，其结局只能是毁灭。
看清了技术产生的源流，那就要使大地成为大地，从一种刚性规范的态度过渡到一种引发自身的柔性态度，从而对技术持一种处之泰然的心态，对大地满怀感激，限制自己不合理的欲望。但这一点要成为共识却还有一段路要走，于是只能由觉者（诗人）通过自己的作品把人们唤回到思的道路上。
总之，通过对现象学与解释学的历史性概念的研究，我们看到，意义是它们的核心概念，虽然胡塞尔一开始反对历史性的意义，但现象学与解释学后来的发展却越来越认同意义在历史中生成这一点。历史性概念的引入，表明它们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片面的缺陷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它们对历史性概念的探索也丰富了当代哲学的内容。如果我们不被后现代主义者同化，我们应该看到，历史性是引导哲学迈向更高层次的关键。
[1]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9页。
[3] Gail Soffer，Husserl and the Question of Relativism（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1），p．84.
[4]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6页。
[5] 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页。
[7]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7页。
[8]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
[9] J.A.Barash，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Meaning（Martius Nijhoff Publishers，1988），pp.63，133.
[1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0页。
[1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30页。
[1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7页。
[1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52页。
[14]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页。
[1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页。
[16]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17]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18]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19]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20]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21]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22]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6页，注1。
[23]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49页。
[24]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1页。
[25]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9页。
[26]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1～52页。
[27]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28]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2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5页。
[3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8页。
[3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62页。
[3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2页。
[3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页。
[34]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65页。
[35]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36]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37]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38]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39]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40]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287页。
[41]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42]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43]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
[44]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4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6页。
[4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5页。
[47]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1页。
[48]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1页。
[49]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84页。
[50]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51]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52]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98页。
[53]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98页。
[54]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490页。
[55]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56]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57]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页。
[58] 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5页。
[59]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2～933页。
[60]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