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实在论者对历史认识的复杂性简单化了，他们往往把历史事实看作就像史学著述所表述的那样存在。然而，“历史学的批判功能呼唤一种元批判（meta-critique），以便提醒人们：历史学把原始资料转变成了另一种带有社会属性的文化产品；历史学是一种把现有符号转变成作用不同的另一些符号的方法”[27]。由于符号转换的问题，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及史学理论必然要认可历史认识的相对主义成分，但通过某种认识形式或图式，历史学家仍然可以科学地把握历史进程的形态或实质。然而，伴随着语言哲学日益主观化和相对化，语言与其表述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日趋脆弱，描述实在和表达真理的语言成了一系列游戏的踪迹。在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中，实在的历史与客观的事实都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是作为话语记号的文字。在这里，正如迈克尔·麦杰（Michael Cslvin McGee）所说的，“实质被表象掩盖，真理被话语掩盖。”[28]历史真相因其超验性而被搁置，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关于真相的话语或文本。
在历史上，不断有人对历史语言的特权持怀疑态度。但是，怀疑的能量需要积累，最初的质疑是部分的或迟疑的，可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积累变成了爆发。巴尔特开始直截了当地向传统历史观提出问题：话语的结构分析是否应当保留虚构叙述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差异？如果想保留，是否存在可以划清二者之间界限的标准？换言之，在某些重要的可辨别的方式上，历史语言与小说和神话的语言是否确实有差别？巴尔特认为，话语是超越句子层次的词语系统，即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他通过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用来分析语言的所谓“转换语”（shifters）概念，对历史著作这种话语形态进行形式分析。巴尔特罗列了各种层次的转换：首先，经典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和米什莱（Jules Michelet），运用聆听，然后把听到的东西整合到他们的话语中。在此整合就是转换，转换语有“据我所闻”或“据实而言”，等等。其次，是有机结构层次的转换。譬如，史学家常说，他暂时离开这个论题，先插入一个别的问题，然后再回到原来的论题上，等等。这显然是出于历史话语的文本需要。最后，转换是在其始陈述或前言中提供的。例如，只有等其他文本完成之后，米什莱才写法国史。通过这些转换，巴尔特声称，历史编年的时间被解构了，直线展开的时间被扭曲了。
巴尔特还揭示：历史学家在工作中往往隐瞒历史语言与自己的主观倾向之间的联系，以便创造出客观关联的幻相。根据他的分析，自以为客观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具有双重的主观性。巴尔特的论证策略是，主观性是历史话语的现实存在，由于史学家隐瞒自己的主观性，所以他们是在主观性上叠加新的主观性，因而是极端相对主义的。巴尔特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结果，区别历史话语与其他话语的唯一特征就成了一个悖论：‘事实’只能作为话语中的一项存在于语言上，而我们通常的做法倒像是说，它完全是另一存在面上某物的、以及某种结构之外‘现实’的单纯复制。历史话语大概是针对着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自身‘之外’的所指物的唯一的一种话语。”[29]
随后，巴尔特还将完全非能指的历史（纯粹非结构性的记号系列）和能指性的历史（或在分离的层次上，或那些指称如此完备以致作为整体等于历史哲学的历史）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尽可能多地收集与指谓者相关联的材料，填补纯粹无意义系列的真空。实际上，从语言被人使用那一刻开始，事实就只能以重复的方式被定义。被注意的来自可注意的，但可注意的只能是已经被注意的；什么材料值得收集，只能是被注意到的材料有价值。巴尔特的结论是，历史话语假装只操作“能指”（signifier）和“指称”（referent）两个术语，实际上是以指称——所谓“真实发生的事”——掩饰作为历史学家论点的“所指”（signified）。这样一来，许多历史修辞，如从原始资料而来的引语和注解之类的东西，无非是为了获得真实的效果而已。历史也就成了与现实主义小说同样的东西，二者的前提信念是一样的，即曾经发生的事是讲述它们的充足理由。由此，巴尔特认为，“历史叙事正在消亡，因为历史符号从现在起不再是真实的，而是可理解的。”[30]在所谓“客观性的”历史中，“现实”始终藏身于表面上万能的所指物背后的、未加表述的意义。历史话语并不顺从现实，而是强行赋予现实以意义。历史学家所说的“该事发生了”，无非是他对此作了一个断言而已。但是，他的断言方式在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整个文明就是被这种“现实效果”所引导的。不过，既然“现实不过就是意义”，那么改变话语就等于改变意义，摧毁意义“就相当于摧毁现实本身”，而且“当历史要求颠覆文明的基础时，现实就可以被改变，以符合历史的需要”[31]。
巴尔特所代表的话语分析路线，似乎彻底摈弃了历史实在论，它使历史学有失去学科特点的危险。叙事仍旧是史学实践的特征，然而它却是与文学共享这一特征，历史叙述的真实性特权丧失了。符号并不是实在的历史，但它创造了历史。历史没有现实，符号本身就成了现实的历史。历史只能作为话语或文本形式存在，文本与语言就是历史存在的界限。在论文《历史的话语》结束时，巴尔特明确说：“叙述结构是在虚构文学（经由神话和最初的史诗）的严酷考验中演进的，但它同时既变成了现实的记号，也变成了现实的证据。显然，在处理结构而不是编年史料的当代历史学家中，叙述方式的减少（如果不是消失），就不只意味着学派风格的变化了；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根本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历史叙述正在消亡：从今以后历史的试金石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32]这就是说，历史话语也是话语，并不享有区别于其他话语的特权。
目前，福柯的著作已经成为历史与文化话语分析的主要推动力量。最初，福柯与结构主义的思潮相衔接，但是他后来的工作改变了人们对西方知识界各种知识形态的理解。例如，福柯用所谓的谱系学的“效果史”与传统的历史区分开来，把不连续的大写的目的论历史与小写的连续和变化的历史区分开来，但随后就揭穿了后者的虚假性，摘掉了学院派小写历史对研究对象漠然处之的客观性面具。因为，对于福柯来说，历史知识必然是定位了的，为“剪辑而使用的”。这使他与尼采联系在一起：“史学家尽力擦掉他们著作中暴露他们特定时空中的基础，他们论战中的偏见因素，这是他们**的不可避免的障碍。尼采历史感的形式在其视野上是明显的……其知觉是有偏向的。……它并不毫无关心地对待它观察的客体，也不使自己服从客体的过程；它也不寻求规律……尽管有这种历史感，知识被允许创建它自己的谱系学。”[33]对于福柯来说，历史是隐藏着的，真相不过是隐藏着权力意志的话语，是人们强化自己权力的手段。无论人们怎样强化历史的客观效果，“我们始终停留在话语范围中”[34]。因此，历史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结构。
在德里达那里，历史事实永远被语言掩盖着，而语言的功能又被文化规范的影响掩盖着。语言是横在真相面前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符号只是代表历史事件或过程，它们并非就是历史事件或过程本身。人们以为是真理或真相的东西，无非是无休止的符号游戏而已。在德里达看来，人类不可避免地陷于语言的牢笼之中，语言的束缚力甚至大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力量。结构主义所设想的封闭结构，是思想和语言贫乏的结果。高概（Jean-Claude Coquet）认为，“德里达的益处，在于实施了一种对时间、对变化的重估，强调了变化这个问题的重要。”[35]
与福柯、巴尔特和德里达等人的话语分析路线相呼应，像海登·怀特这样的所谓新历史主义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之类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开始研究历史著作中的比喻（tropes）法问题。尽管程度不同，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越来越多地渗透进历史学。在这种学术研究的语境中，“历史知识只是为某些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历史是可确立并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36]历史学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人们的文化建构，或只是一系列语言上的约定俗成，是以文字记号和数字编码制成的话语权力游戏。近现代以来所谓“科学的”历史学，目的在于树立和确保西方独霸世界的权力。或者说，“历史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创造物，因此据说它‘压迫’第三世界民族和非西方民族”[37]。
詹明信的特殊问题是分析文化史，他仍旧相信：文化只反映社会经济基础所发生的进程。然而，他认为，文化与基础的关系可能根本不是思想或哲学的观点，毋宁是“某种基于修辞形象的秩序的东西，某种类型的隐喻、比喻和那些新诗形式中的一种，通过它们，新的历史意识，新型的历史的、综合的和辩证的思想，游戏和表达其自身，与那些旧的、僵死的思想分析模式尖锐地对立”[38]。马克思主义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基础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可以经由哲学思想加以把握的客观内容；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强调的是语言、交谈和文化意义等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是交互影响，自成体系的。詹明信否认了客观思想，认为在后现代世界里文化应该获得了自主性，可是资本主义社会妨碍了文化自主性的实现，因此后现代主义应当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那里寻找灵感。詹明信不像某些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但由于他敦促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从而认可了历史理论从现实的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向话语分析的过渡。另外，詹明信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因此他接受了后现代的时空概念。詹明信是让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互补充、相互修正。
海登·怀特就不只是满足于认可历史的话语分析，而是把历史写作看成是纯粹的文学虚构和艺术想象活动，他已经把历史学的全部功夫都归结为神话的构造和文学修辞。在历史著作中，海登·怀特寻找出四种情节编码或比喻方式：传奇、喜剧、悲剧和讽刺，它们与文学中形成的形式和流派是吻合的。在19世纪，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伯克哈特分别代表了这四种历史比喻方式。它们并不是文学形式的简单模仿，而是直接来自各种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的语言转义，从而产生了可选择的历史想象力的结构。在海登·怀特那里，历史话语无非是意识形态的制作形式，历史学家无非是以客观性和学术性为招牌，掩饰自己意识形态倾向和文学虚构性质的文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只要历史学家使用语言，神话思维就是不可避免的。在196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敦促历史学家认识到自己工作的神话传奇性质：“那些没有认识到思维的传奇模式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他的叙述的社会理论家，或者在认识论上是朴素的，或者只关心琐细的问题。陷入传奇，是科学运用语言付给神话的代价。”[39]
到写《历史的重负》时，海登·怀特把关注点从神话转移到隐喻上。在这里，他持一种不妥协的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历史编纂观。海登·怀特指出：既然“我们应当在它们的过去性方面而不是它们的现在性方面研究事物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从现在找到过去的原因。这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改变历史研究，以让史学家积极地参与把现在从历史的重负之下解放出来”。这就要求史学们家认识到，历史事实并不是“探索者通过询问他面前的现象所‘发现的’，而是‘构造出来的’”[40]。历史学不是通过当前的视角去解释过去，而是创造或虚构一个现在的“过去”。因此，“没有关于任何研究对象的唯一正确的观点，而是有许多正确的观点，每个观点都要求有其自身的表达风格”。关于过去事件的陈述，不能期望它们对应于“某些‘原始事实’的前存在体”，因为“什么构成事实本身就是问题，就像艺术家一样，史学家试图通过隐喻的选择把他的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秩序化”[41]。
我们很难完全认同海登·怀特的观点，他忘记了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区别。历史当然需要语言修辞，就如布洛赫（Marc Bloch）所说的，“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42]但是，谁都知道，写小说与写历史之间，是绝对不能等同的。写历史必须受历史事实的制约，至少也要受历史资料（关于过去事实的文本）的限制。但是，这又有新的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