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从现在的事物寻求过去历史的原因，而只能依赖作为文本的“资料”。如果历史是以话语形式表达的人们的理解，那么历史跨越时空的特点，就使其本质上成为某种书写形式的文本。因为“文本源于空间的切割”，使转瞬即逝的时间转化为空间。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在这里，空间的限制和封闭的概念很重要。不论经过哪一过程，文本（叙事的文本）总要被浓缩成有序的内容”[43]。对于叙事文本，巴尔特曾在《写作的零度》中作了一个结构主义的规定。在他看来，叙事有两个标准：一是第三人称，二是简单过去式。显然，叙事文本的两个标准都是语言学上的规定。进一步说，历史文本也是一种词语制品（verbal artefacts），而且这一文本又以其他作为词语制品的历史文本为基础。没有前人的文本“资料”，我们就无法借助话语制造“现实效果”，因而就无法生成新的文本。与其说我们自己是本质的，不如说文本是本质的。我们生活在作为文本的现在，生活在一系裂断裂的、零碎的文本之中。历史的重要性只在于，它的踪迹对当代有所影响。历史的踪迹是复杂的和互为文本的。文本生成着文本，历史学家与其说是文本的作者，不如说是文本的产物和踪迹。如果说话语分析与文本分析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历史学中二者更是不可分离的。
用文本的观点看，历史概念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文本分析告诉人们，历史著作中没有任何答案是事先提供的。根据哲学阐释学的观点，意义并不内存于文本，而是存在于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之中。因此，文本并不拥有先天一致的形而上学意义，读者应该自己借助文本生出意义。在文本分析中，我们不可能发现任何确定的结果，只能产生有争议的观点和描述。尽管读者不能完全脱离文本的控制，但是读者和文本之间的每一次交互作用的结果，都不是终极的内含，而是暂时的意义。极端的观点认为，既不存在相同的文本，也不存在关于同一文本的两个相同的解读。在另外的意义上，所有的文本又都是对其他文本的重复，没有一个文本是原版的。
后现代主义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一方面，它泛化了文本：一切事物和生活经历，包括一次战争、一场革命、一次政党聚会、一轮选举、一次度假旅行、一次交往甚至一次购物等，都是一个文本。德里达声称：“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44]。鲍曼（Zygmunt Bauman）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一个文本；在我们尽力把握某个文本的意义的过程中，能够向我们提供的唯一的东西是另一个文本”[45]；另一方面，后现代视野中的文本更加开放，更少确定性，更缺乏线形的因果联系，因为后现代主义用互为文本的概念消解所有的因果性、规律性和预见性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之中，每个事物都可以被当作一个文本来规定，而且这个文本是以缺乏任何具体而又确切的内容为特征的。绝对交互文本的关系，蕴含着对历史因果规律的可能性的绝对背离和否定。因为在所有事物都以一种绝对互为文本或相互作用的方式相联系的世界中，因果关系所必需的时间上的优先性几乎是不可能确立的。每一个事物都与所有的事物相关联，“每一个文本（事件）都相关于每一个其他文本（事件）”；事物相互纠缠，文本相互生成，[46]构成了无限复杂的世界。文本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互为文本，成为日常生活和历史事件的特性。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有限的理性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没有—个文本是终极性的，没有一种解释是完成了的，没有一种话语可以脱离其他话语。文本无处不在，但在任何地方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文本没有具体的内容，也没有确切的本质。在自我解构和交互生成的过程中，文本呈现它们的多重意义，揭示被忘却和被遗漏的东西。历史必须不断重写的事实，就反映了文本的这种特性。
其次，从文本意义生成的观点看，作者是以不在场为标记的。对结构主义者来说，作者制作文本，引导它出版，然后就再也不能控制文本的命运了；文本会按照自己在什么场合与什么样的读者遭遇而生成不同的意义。意义反映的与其说是作者的主观意图，不如说是整体语言系统的产物。对当下的意义来说，作者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相反，意义的显现以读者的在场为前提，由此读者获得了对作者的优势。在反对主体，特别是消解作者的作用方面，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是一脉相传的。最初，人们并没有完全取消作者的作用，也没有把文本都看作是绝对随意的。但是，既然把历史看成文本，而文本的意义又有赖于现在的理解，循着这种逻辑历史必然走向多元的解释学。对于历史文本来说，它的价值实现与其说有赖于作者的工作，不如说有赖于读者的努力。在读者的头脑中，正如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成了现代史，因为读者对历史的理解有赖于他的心境和“前理解结构”。由于读者的随意性和复数性质，在场和不在场变成了偶然的，固定的因果联系成为完全不可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意义有赖人们的想象力和知识背景。人们读历史，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真相，不如说是进入文本生成的游戏过程。对同一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不同解读，将会形成互为文本的多重历史理解，从而出现许多不同的和相互冲突的历史。多种解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所有的解释都是等值的或同等有效的。文本越是开放，潜在的解释范围就越是广泛。对任何一个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事件而言，都不存在单一的和确定的意义。在这种语境中，历史真相的值趋近于零，历史知识变成了即兴的、无常的和转瞬即逝的东西，它们只能应付一时的需要，无法提供稍有永久性后果的东西。
最后，文本分析出现了一种新的相对主义理论语境。在这种语境中，如果说哲学理论的最终秘密就是没有真理，那么历史学的终极真理就是没有客观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者是“用历史来对付历史”[47]，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极端化”[48]，因为绝对的历史主义就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和绝对的怀疑主义。绝对怀疑论者的逻辑包括绝对互为文本的历史观念，认可了不可公约的不确定性，接受了“怎样都行”的认识论原则。根据这种逻辑，不存在判断历史真实性的任何标准，因而一切历史的客观实在性都灰飞烟灭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致力于以完全孤立的方式考虑历史文本，其中也有些人力求寻找文本与其他社会因素或语言文本与非语言文本之间的联系。例如，福柯就批评德里达忽视文本的历史和政治含义，而赋予语言以过多的自主性。福柯强调文本与权力的联系，关注影响文本的生成和终极形式的许多权势。在他看来，我们屈从于经由权力的真理的再生产，除了通过关于真理的话语生产之外，我们无法行使权力。作为话语和文本的语言并不能担保真理，因为它纯粹是人为的符号系统，但这并不妨碍语言表达意志、欲望和权力。历史知识无非是人们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真相则是人们心甘情愿接受语言引诱的产物。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福柯这里，历史所采用的也是解构、主观解释和想象地建构的方法，而不是量化的、结构的或功能性的方法。
毋庸置疑，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对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的确有贡献，它们摧毁了朴素实在论的假设，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洞见。但是，语言分析，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分析，在本质上是破坏性的，缺乏建设性维度。尽管新的分析方法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它却只能破坏旧的理论体系，不能建设一个开放的、相对的新理论。我们并不否认语言的相对独立性，文化和语言对人们的生活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我们否认语言是自主的，因为语言是与社会经济现实、阶级状况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的，其中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后现代主义者把“事实”放入括号之中，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历史存在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他们而言，历史事实不过是表达它们的话语。他们的话语分析局限于语言的狭隘性，把任何历史事件和社会变化都归结为话语，这反映了话语分析在历史认识和社会批判活动中的无能和本质上的轻浮。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但人的实践活动是语言的根基和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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