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结构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其阵营很快瓦解。福柯、德里达、巴尔特、利奥塔和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冲破了“结构”的限制，形成了后结构主义的态势。“与结构主义者把语言游戏局限在封闭的对立结构中的做法不同，后结构主义把能指放在比所指更重要的位置上，以此来表明语言的动态生产性和意义的不稳定性，表明他们同意义的再现图式的决裂。”这样一来，被结构主义的抽象性所压制的日常生活的流变性和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就被解放了出来。显然，后结构主义者把结构重新置于时间维度之中，扭转了结构主义的反历史倾向。后结构主义者都成了历史哲学家，因为“他们赞成一种彻底历史主义观点，认为意识、认同、意义等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因而都随着历史阶段的变化而变化”[20]。
西方学术界也开始思考，结构研究和传统历史研究之间比较严格的界限，是否是合理的。譬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尽管同结构主义者一样致力于建立关于社会生活的“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学说，但他也竭力尝试消除“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传统形成的壁垒森严的界限”“社会科学关注的就是无论任何时间地点都普遍有效的概括，而历史学分析的则是位于具体时空情境中的事件的展开过程。”在吉登斯看来，“这种传统观念实际上毫无价值”[21]。因为对所有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的分析，“都需要通过复杂微妙的方式，将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协调在一起”[22]。历史学家专门研究一些特定时期的特定种类的文本材料、语言和遗迹，但这种研究从来都无法脱离社会理论中的各种概念。社会科学家关注如何运用最抽象的理论来规定社会生活问题，但他们也不能摆脱解释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文本，必须对许多文化现象做一些解释学的工作。因此，社会学家不应错误地压制时间在社会理论中的应用，而应从历史学家那里学习历时性维度的运用。历史是事件和结构之间（通过人们能动的实践活动）不断相互作用，在时空之中不断相互生成和结构化的过程。
1993年，克里斯托弗·劳埃德（Christopher Lloyd）出版《历史的结构》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力图用来自过去时空的证据，系统地确证存在于超越这些特殊时空的过程和结构中的规则，实现人与社会、活动与结构以及实在论和结构主义之间的平衡。劳埃德区分了事件史和结构史：事件史表现为历史实在论的形式，以人物、意图、欲望、活动和事件为中心；结构史关注的是事件、行为、生活和思想赖以发生的社会规则、角色、关系和象征符号的体系。他认为，这两种历史是相辅相成和互为补充的。在他看来，“竭力解决所谓历史知识的特殊本性或叙述的地位与历史理解中分析的推理之间的争论，似乎是毫无用处的。在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的历史导向和现在导向的研究之间，在叙述和分析推理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这是基本的假设。”[23]实际上，从实在和变化的角度看，经济和社会都是历史的，因此，所有的社会研究都离不开历史导向的维度。另外，从长时段和存在的角度看，人类生活都发生在有秩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社会结构中。劳埃德进一步指出：“……社会结构（包括经济在内），既不是事件、活动和行为的模式，也不能还原成社会现象，而是有一个结构性存在的形式，这种形式一开始就是相对自主的，但又不与发生于其中的现象整体相分离。结构既不是整体主义的，也不是完全自主的。”[24]
劳埃德的工作，的确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同他一样，我们也认为，如果割裂地看，人的因素和社会都不具有优先性，二者均是通过现行的实践被塑造而成的。劳埃德反对罗蒂（Richard Rorty）、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相对主义；他不仅认为关于过去的客观理解是可能的，而且还为这种理解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和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劳埃德力图建立一种“后唯物主义”（post-materialist）的“结构的历史解释”，有时还把从历史现象中抽象出的过程和结构看成是超越特定历史时空的东西，因而并不能在历史学中实现结构主义与实在论之间的真实平衡。尽管有人说劳埃德并不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规划，而是力图使它的各种问题更加有效，[25]然而，他实际上是用“后唯物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劳埃德认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陈述说他们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但他们事实上可能根本就没有提出这种理论，这至少是可能的。以非唯物主义的方式阐释马克思的理论，就如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最近所做的那样，这是可能的。”[26]显然，劳埃德与其说在澄清历史唯物主义，不如说在原则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事实证明，要在保留其积极成果的同时扬弃结构主义，就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任何背离和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企图，都必然把历史哲学变成某种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