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个变动的时代，这一期间世界发生的事件和变化对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造成极大的震动和冲击。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认为这一时期世界形势变化表现在四个方面：①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的相互影响程度大大提高；②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和知识模式；③欧洲的重要地位已经下降，美国和苏联势力上升，亚洲和非洲正在崛起；④自由主义体系解体，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兴起，并显示了日趋扩大的强劲势头。[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新知识的出现，世界形势的变动，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观念、价值和行为方式，而对于新形势、新发展、新变化，历史学家不得不做出解释。

尤其两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人道主义的无情践踏，任何一个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对此保持沉默，历史学家更不能。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写道：“当有人对我说：去判断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成吉思汗或希特勒——在这份名单上，他还应当公正地添上克伦威尔的名字——当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历史学家使用的范畴是中性的，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叙述。对此，我们做出的回答只能是：赞同这些说法便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基本道德观念，而且错误地表达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2]社会的巨大动**要求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评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理论解释作为史学研究科学价值准则的趋势在西方历史学家中逐渐占上风，这说明了社会背景和时代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认识问题的方向、方式和方法。

但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影响绝不可能像气温影响温度计那样直接、明显，而是一种潜在的、趋向上的影响。历史解释问题的提出，除了社会原因的促进外，更深刻的原因是历史学和历史哲学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

首先，历史客观主义破产。历史学家E.H.卡尔说：“19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3]在整个19世纪，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理论是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兰克学派。兰克的名言是“如实直书”。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弄清事物的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史学本质在于确立事实，这些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做到客观反映事实的途径是：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之详加考订，严格检验，然后加以纯客观地叙述，事实本身说明一切，不需要任何解释。荷兰历史学家J.赫伊津哈断言：“任何史学都是叙述的。它的本质在于，它不论证，不提出法则，而只讲述。”[4]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历史学家便埋头搜集资料，穷究细枝末节。在实践过程中，历史学家逐渐对这种琐碎的工作产生不满和怀疑，认为它并未带来历史知识的增长，只不过像小狗追逐自己的尾巴，在原地转圈。20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怀疑获得兰克所追求的纯客观事实的可能性，而倾向于唯心主义对脱离主观的纯客观的批判。

客观主义者反对关于“不同理解”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样便从根本上不可能去客观地理解——不受当今时代价值和标准的影响——过去的时代和文化成就了。客观主义者要和上一辈人理解自身一样地理解他们的时代，然而，任何一种历史分析都不会满足于停止在过去人的自我理解上。我们了解历史，不应为了历史本身，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这一时期历史相对主义盛行，显然是对历史客观主义从另一个极端上的反动。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认为兰克主张的历史学家在理解历史时要“排除自我”是一种虚妄，任何理解都必然受到自己心理的影响，对事实的理解取决于主体心灵的个性结构。卡尔·贝克说：“如果任其自然，事实是不会说话的；同时如果任其自然，事实是不存在的，确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就其实际目的而言，除非有人加以确认，便不会有什么事实。”[5]历史相对主义虽然夸大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却使人们认识到，不渗入主观性的纯客观事实是不能获得的，任何历史事实都无法超越历史学家的解释和说明。

其次，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起。1938年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标志着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和曼德尔鲍姆（Maurice H.Maudelbaum）的《历史知识的问题》相继问世，这标志着与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起。[6]思辨的历史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历史本体论，力图发现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则主要研究历史认识的性质，即历史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出发点是如果不搞清历史认识的性质而谈论历史的本质则是一种狂妄和无知的做法。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起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破产的逻辑结果。[7]

要加深对历史现象的认识，历史学家就不应满足于描述情节，而应对历史进行解释，解释是历史思维的重要内容。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历史思维的探讨，终将把历史解释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狄尔泰首先提出历史知识与科学知识在题材上不同，因此，历史方法必定不同于科学方法。后来，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提出，历史解释就是重演历史主体采取行动时的思维活动，历史思维和历史解释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方法。柯林伍德提出的历史学方法自律理论遭到了实证主义者的断然拒绝。亨普尔以“科学统一论”为立场，把科学解释模式“覆盖规律模型”推及历史领域，认为历史解释也必须服从科学解释模式，从而引发了西方哲学界和史学理论界关于历史解释的旷日持久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