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主义的含义及历史观念的发展
历史主义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不是指某一个流派，也并非几个流派的合称，而是指这样一类理论：他们在哲学与历史及其相关问题上有着同样的态度、原则和方法。本文所讲的历史主义正是现代西方哲学历史哲学中这类理论的总称。
历史主义可以作众多不同含义的理解：①历史主义有时会与历史哲学同义。这种含义并不普遍。②一般含义上的历史主义。它包括所有强调历史事件过程中的不断运动和变化的纷繁复杂性的理论。③历史相对主义。它认为全部观念和价值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文明，甚至是一定民族或地域的产物，因而这些价值和观念只适用于那些时代和文明，只适用于那些民族和地域，因此超历史、超时空的人性概念或普遍的、永恒的人类理性的观念是不存在的。④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绝对历史主义。这是历史相对主义的极端形式。它认为一切实在都是历史，而一切知识都是历史知识。由于不存在永恒的标准和规律，所以人们不可能获得客观的、真实的过去形象，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就是关于“永恒的现在”的知识，哲学也就是关于“永恒的现在”的思想。当代人只能用当代人的标准和价值观去认识历史。⑤关于人类精神整体的历史主义。它是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历史是一个与自然界不同的单一的和精神的整体，而且辩证地朝着终极真理的实现而发展。如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发展或卢卡奇的历史主义整体概念。⑥历史主义的方法。它是指专门研究人类生活而非自然世界，研究个别事件而非普遍规律的方法。⑦与自然主义相区分的历史主义。它认为自然主义要用自然原理或规律去研究一切现象，包括人类社会历史现象；而历史主义则要从其历史发展过程来认识宇宙间一切实体。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含义相当于这种主张。⑧文学领域中的新历史主义。它主张用历史视角的明智性观点去创作、去评论，某种意义上，它超出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范围。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历史主义，但本文暂不将它列入讨论范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它与西方其他历史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其辩证唯物性。作为一种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去考察社会历史。在本体论意义上，它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这种发展过程是人类自身的历史活动的发展，它不是按照预定的变化方向行进的；在认识论意义上，它要求人们从历史的联系、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考察历史现象和社会问题；作为一个评价原则，它要求人们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去评价，既不能把历史人物理想化而任意拔高，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历史人物。它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给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以科学的解释和说明。[36]需要指出，历史主义在英文里是historicism，后来波普尔曾在historicism和historism之间做了术语上的区分，波普尔把historicism定义为宣称“已经发现能够预言历史事件过程之规律”的各种哲学，而historism意味着“历史相对主义”。但就习惯而言，汉译的历史主义是指historicism，它是在波普尔的historism意义上使用的。
综合历史主义的各种含义，其基本态度主要有：①历史是一个自身运动、变化、发展的连续过程，具有历时性、一次性和不可逆性。②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因此要用历史的眼光、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乃至宇宙间的一切存在物。
历史主义的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观念发展变化的结果，它之所以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兴起，也有它的“历史”渊源。哲学发展的历史也是历史观发展的历史。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在那里，出现过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同样，希腊也产生过历史学，在那里，出现过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希腊人尽管有深沉的哲学思维，却缺乏历史思维：希腊人并没有创造出一种历史哲学。希腊哲学是由超时空的实体构成的，它没有生灭成毁。大多数希腊思想家认为，物质是永恒的、非创造的，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时间没有任何特殊的向度，宇宙没有进步或进化可言，而历史只是一幕天意的体现。历史不是人类活动的发展，而是神的意旨的展现。希腊人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基督教的历史观也是神学的历史观，但基督教的创世说使时间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基督教思想家认为，时间是直线型的。它有开端，即世界与亚当的被造；它有中间日期：基督的诞生；它向着终点运动：末日审判。时间是单向的，并且不可逆转，因而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观念使时间具有了价值——换言之，时间具有了历史性。
当历史步入18世纪，哲学在“人”的观念苏醒的风气下，由自然界转向了人本身。哲学家们开始从“人”的方面，而不是从“神”的方面去看历史；历史学家们也不再把“上帝”作为历史的中心，而是以人类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但真正使历史从神学走向世俗的是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维柯唤醒了人们的历史意识，他力图用哲学考察历史，使历史走向哲学，从而把历史与哲学相结合成为一门“新科学”，他力求在神意之外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认为历史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是一个有其自身规律的发展过程，与超自然的干涉无关。在维柯的理论中，潜存着一种人和历史的生成观念，但是，它终于以一种潜在性隐没于后来的哲学理论之中。维柯之后，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认识的独特性。伏尔泰试图把历史的和自然的一切事件当作普遍规律的必然产物来解释，上帝失去了神性，而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哲学进入了形而上学的阶段。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证科学开始应用于各个领域，哲学沾染了自然科学的气息，历史也没有避免这一命运。历史意识消解于自然科学的光芒中。就德国而言，19世纪是历史哲学的世纪，康德、赫德尔、黑格尔等在历史领域有重要创见的哲学家都尝试把历史领域同自然科学严格地区别开来，康德、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人与社会制度不断顺应理性观念的过程。康德说历史是“一幕自然的隐蔽的计划的实现”，是一个具有合目的性发展进化的过程，也就是理性观念的发展过程。黑格尔把他的全部哲学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合理展开的过程，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他拒绝通过自然来研究历史，坚持自然和历史是不同的东西，但却由此否定了进化。赫德尔承认历史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并不是直线发展的，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而又合理的过程，其目的就是要实现人道，不过，人道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变化发展的，因而历史并不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思想意识的表现，历史是合乎人道的，而人道是进步的，永恒人性消失了。可见，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那里，历史主义的因素早已悄悄蛰伏。但实证主义并不欣赏德国式的思维，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历史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它们在基本性质和基本原则上并无不同，因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历史，历史同自然界一样，被它那内在的、必然的、普遍而客观的规律所决定。于是历史在没有摆脱形而上学束缚的情况下，又被套上了自然科学为之强加的枷锁。历史学派的出现，重新唤醒了人们的历史意识，人们开始思考历史与自然、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但是，历史学派并没有解放历史或精神科学，因为它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和评价依然没有和对意识事实的分析联系起来。简言之，它的发展缺乏一定的理论根据。
这时，柏格森生成论哲学应运而生，恰恰为历史主义提供了这一理论根据。柏格森的生成论哲学是围绕生命的自我创造与生成这一核心而展开的。柏格森所说的生命首先是人的生命，它既包括个人的生命，也包括人类的共同生命或历史生命。生命是生命冲动的产物，其中最高级的生命是人的生命。生命冲动是一种自为的巨大冲动力，它生生不息地做着上升运动，并在运动中创造生命，它只与时间相关，在时间中表现为生命的绵延，作为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绵延是自我的深层意识。绵延具有记忆。由于记忆，个人的生命就有了与人类的整体生命共同延续下去的能力，人类历史的每一刻都汇集了过去所有生命的全部记忆；也由于记忆，自我就能够理解人类共同生命即历史生命。因此作为生命的积淀的历史生命与自我之间有了可以直接接触的共通点。历史与自我联系了起来，历史与自我的意识联系了起来。一旦建立了联系，历史就吸收了生命的特征——流变的、连续的、整体的、多样的和意识的特征。历史与生命一样显现出生成的本质特性。历史主义原则所把握的历史就是这种具有生命特征的历史，即生成的历史，这是历史主义在历史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二）生成论哲学对历史主义的影响
由于历史主义接受了柏格森哲学的生成原则，把历史当成生命有机体来理解，这使得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与以前的历史观念相比有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如前所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态度，不但力求挖掘历史的独特性，即历史生命的过程性、流动性、历时性、一次性和不可逆性特征，并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而且还要求建立历史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言，历史主义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受到了生成论哲学的影响。
1.历史是一个有机过程
历史是什么？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历史研究的单位是什么？不同的哲学的历史观作出了不同的回答。神学历史观的回答说历史是神意的预定展开，而研究历史（其实无所谓历史研究）就是去认识或信仰上帝的安排。尽管奥古斯丁把历史看成一个有生有灭的前进运动，这种运动也终究没能脱离上帝的手，这种历史观不是以人的历史为对象，而是以不可能把握的神意为依归，因此历史研究的“单位”是不存在的。当实证科学将历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它就以它的方式为历史选择研究的对象，由于实证科学习惯于先将运动的东西静止化，把整体的东西切割裂开，然后逐一地进行分析，它对历史采取的也是如此：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事实分析中得出结论。编年史、断代史最符合实证历史学的要求，在它那里，历史学家在历史中截取一部分，搜集这段历史中的历史事实，然后将这些历史事实堆积起来加以归类，就得出了历史问题的结论。在这里，历史好像既是可以任意分割的，又是可以随意组合的，其实，历史就等同于历史事实。这种“剪刀加糨糊”的历史观念把历史完全降低到了材料集合的地位，再加上材料的可能的不真实性，不但限制了历史学自身的发展，而且受到了其他学科的蔑视，尤其是哲学的蔑视。在笛卡儿看来，即使“最真诚的历史”也无非是不可靠信息材料的杂乱堆积。相比而言，国别史或民族史似乎比断代史更容易令人接受，但是，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我们很少能找到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独立地说明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欧洲尤其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别史或民族史抓住某个个别的民族或国家进行孤立地历史考察，就切断了它与其他民族或国家之间的联系。就这一点而言，国别史、民族史与断代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断代史割断了历史的纵向联系，而国别史、民族史割裂了历史的横向联系。历史主义坚决反对这种割裂。
历史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笃信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它有着不可切断的历史连续性。因此，历史主义历史学的研究单位不是哪一个从历史中分割出来的时段或国家，而应是更具有机性和连续性的东西，不论是斯宾格勒的“文化”或汤因比的“文明”，还是柯林伍德的“思想”，都是如此。
以汤因比为例。汤因比认为应该从文明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察历史。其实早在启蒙时代，伏尔泰就提出了以精神文化史代替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学原则，不过伏尔泰的文化史是指在国家之内的思想文化的时代变迁，因而仍限制在国别史和断代史之中，缺乏整体性。理性主义者超越了这一点。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19世纪的德国历史哲学家那里早已悄悄蛰伏了历史主义的某些因素，这表现在，理性主义者把历史看成一个整体过程。但他们毕竟不是历史主义的。因为，理性主义者的历史观总带有一种合目的性，即要求历史合乎理性。集近代历史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更是此中之最。黑格尔认为，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展开过程，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在它那里内在地预定了一切的存在和发展，一切只是它的展开，历史亦然。不可否认，黑格尔极其重视历史，但他毕竟没有把历史看成人的历史，而是看成绝对精神合乎自我的过程。由于理性是绝对的，因此这个过程就像是展开一幅画卷一样，没有发展，没有创造，也没有生成。汤因比显然不同意这一点。
汤因比承认历史是有整体性的，但作为历史的整体不是一幅既定的画卷，而是一个处在生成中的有机生命体。汤因比指出：“为了便于了解局部，我们一定要把注意焦点先对准整体，因为只有这个整体才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37]这种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整体只有两个，一个是原始社会，一个是文明社会。一个文明社会就是一个历史的有机整体，但这个整体不是特指某个民族或国家，也不是泛指整个人类社会，而是指具有一定的时间或空间联系的某一类社会历史群体，它一般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社会主要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历史剖面，其中作为精神活动集中体现的文化是其精髓或核心。一个作为历史整体的文明社会就是属于同样文化类型的民族或国家的集合。汤因比将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总结出了26种文明社会。他发现，在这些文明社会之间并不是完全封闭的、独立自为的，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交流和碰撞，这是一种外在的联系，是不同类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接受；另一类是历史继承关系，这是一种内在的联系，他称之为“亲属关系”，就像人的生命延续那样，不过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延续，而是几代人的生命延续。汤因比的文明就是一个既具有纵向联系又具有横向联系的有机整体，而且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有机整体。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单位理论即文明理论很明显地受到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一个文明社会就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柏格森用记忆使个体生命之间以及个体生命与人类生命整体之间建立了联系，汤因比毫无保留地借用了柏格森的这一理论，他甚至借用了柏格森生命和生命冲动的概念来说明文明的出现和历史的发展，而且他也是在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意义上使用它的。
由于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对历史整体的理解不同，使得他们的历史眼光也有所不同。既然理性主义要求历史合乎理性，那么，一旦不合乎理性的历史或文化出现，必然会遭到理性主义者的否定和轻视。这一点反映到历史观上就是西方哲学家的西方中心论，黑格尔又是此中的极端：他过度崇尚希腊民族而恣意诋毁东方民族。但历史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文化、文明的出现，都有其特有的根基和意义，因此无轻重优劣之分。在斯宾格勒的8种文化与汤因比的26种文明中，没有哪一个是更高级的，也没有哪一个是更低级的。这一点超越了理性主义目光的局限性。而且仅仅是历史主义的这种胸襟，也是理性主义所不能比拟的。理性主义历史观的合目的性注定了其历史过程是完成的或必会完成的。而历史主义原则下的历史过程，不是向着哪一个既定目的，而是向着未知的未来展开。未知性，也就是未完成性，是历史主义历史又一个特征。
2.历史是一个未完成的自我生成的过程
历史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有机过程，这是历史主义对历史的理解，这也引申出历史的另一个特性——过程性，过程性有两个方面，时间性和未完成性。历史是具有时间性的，是从过去到现在乃至未来的一种连续性，这里又暗含着一种方向性，即历史是单向的，不可逆的。甚至奥古斯丁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剪刀加糨糊”的历史对此毫不理会。在“剪刀加糨糊”的历史观那里，历史就是对此前的历史事件的集合与整理。这样一来，历史就变成了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历史事件的空间排列组合，从而就以空间特征取消了历史原本具有的时间性。历史也是未完成的。因为历史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有机过程，是包括现在在其中的，不仅如此，它还隐含着一种朝向未来的可能性。但“剪刀加糨糊”的历史观又一次否认了这一点。因为“剪刀加糨糊”若要分析整理历史事件，只有针对现在以前的历史即过去的历史才是可能的。于是，历史朝向现在趋向未来的特性也被取消了。历史主义对此极为不满，历史主义者纷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批判这一点，并阐明历史的过程性。
同汤因比一样，斯宾格勒也把历史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他把研究历史的单位视为“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像是一个密封的单子，互不影响，各自独立。文化作为一个历史整体，在“文化灵魂”的作用下，有其诞生、生长、成熟和衰败的过程，如同人生的各个时期，他称之为历史生命的四季，四季的更替就是历史的演变过程。“文化灵魂”不是外在于文化的，而是来自文化自身，也就是说，文化生长的动力是内在的，文化是自为的，是自我生成的。在这里，文化体现了历史的过程性和生成原则，但是，由于文化是封闭的，文化的演化过程也是封闭的，而这一过程又是单向的，所以它必将完成，一旦一种文化走完了它的路程，它就终结了，于是，文化的悲剧命运是注定的。可以看出，斯宾格勒是在用一种生命哲学表述其文化史观，很明显，他受到了柏格森的影响，但是，他却失去了柏格森的灵魂，缺少一种进化的力量，也可以说，他失去了生命本身。如果说，柏格森的生命是充满希望的、不断向上、向前的生成过程，斯宾格勒的历史生命就是可预见的、必然僵死的、封闭的、已完成的或即将完成的、已经看到尽头的生命阶段。就这一点而言，斯宾格勒比汤因比缺乏历史主义的态度。
与斯宾格勒相比，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就显得更为积极和乐观。在汤因比那里，文明同样有其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像斯宾格勒所说的文明模式那样是命定的、封闭的，而是生成的、开放的。汤因比认为，文明社会的起源是生物因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企图发现的因素不是简单的事物而是复杂的事物，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一种关系”，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自由地想象为“两种超人人格”之间的冲突，[38]即魔鬼的挑战与上帝的应战，也就是环境与人之间的“挑战与应战”。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学说与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理论有着莫大的关系。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有两个方向：上升与坠落，生命冲动就在这两个方向的相互作用中创生万物，生命冲动不受任何规律制约，正相反，如果有什么规律，它反而是生命冲动的创造物。可以看出，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就如同上帝的别名一样，而汤因比的理论与柏格森的思想如出一辙。汤因比认为，文明生长的动力就是生命力，它借助于“人格”实现其创造。同斯宾格勒的“文化灵魂”一样，汤因比的“人格”来自文化生命力自身，同斯宾格勒的“文化”一样，汤因比的“文明”也是自我生成的。但是，如果说，斯宾格勒的“文化灵魂”理论是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表面摹写，那么，汤因比的“人格”就是柏格森生命冲动的理论发挥。“人格”是少数创造者的灵魂，具有创造性、超人性和神秘性，它代表了最高的生命力，是创造新人种、改变文明社会精神面貌的力量，它推动文明的成长。文明像生命体一样，会在成长之后走向衰落，文明的衰落可能有多种原因，但都可以归结为“创造行为报应”的概念，即应战的胜利致使创造性人物不能应付再次面临的挑战。于是，文明的解体随衰落而来。不过，文明的解体并非完全丧失了希望，因为“虽然文明有兴衰，而且，在衰落中又使得其他一些文明兴盛，其他一些更高的有目的的事业总可以一直前进。并且，在神的安排中，从文明的失败所造成的痛苦中取得的学识也许正是有效的进步手段”[39]。“文明的衰败崩溃，也许是通向具有更高的宗教意义的事物的进步台阶。”[40]于是，虽然文明必会经历从起源到解体的过程，但文明的前景并不是消极的，因为文明的解体不是终结，而是新一轮“挑战与应战”的开始。文明的发展是开放性的，是朝向未来的，是有希望的。
综上所述，历史主义接受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生命概念，把历史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把历史的发展与人的生成联系起来，从而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成为历史主义的立足点；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主义继承了柏格森哲学的生成论原则，并发展为自身的哲学态度。柏格森的生成论哲学从哲学观念和哲学态度上给予历史主义以启迪。我们说，柏格森生成论哲学为历史主义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亘古而常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揭示出回答者不同的哲学态度。柏格森的回答就是：人，就是人的生成。我们说，伯格森的哲学就是一种生成论哲学。
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处于柏拉图主义的笼罩之下，形成了强大的理性主义传统。传统理性主义者是如此坚持抽象理性的至上地位，以至于忘记了人的存在。如果有人问他们：“人是什么？”抽象理性主义者会回答说：人，就是人性，就是“一个精神，一个立志，一个理性”。抽象的理性是永恒的，抽象的人性是既定的。在这种本质先于存在的思维方式下，人忘记了人本身。柏格森高高举起生命的旗帜，要逆转哲学思维的习惯方向。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他引导人们重新发现了人的存在，重新认识了人的存在方式——人的自我生成，由此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生成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确立，打破了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统局面，标志着哲学开始由近代走向现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确立，使理性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并开始反省自身。理性主义者认识到，“理性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把握生存环境和理解自我的一种活动方式，因此它必然伴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形态”[41]。理性也有其历史性。一旦理性肯定了自身的历史性，理性就变成了生成的。当代理性主义是关于生成的理性主义，这其中不乏柏格森的功劳。
现代西方学术界对待柏格森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因为尽管“几乎没有一个当代哲学家敢夸耀他们完全没有受到柏格森的影响（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42]，尽管柏格森的精神仍在继续生成下去，柏格森本人却似乎被人们遗忘了。不过也许这种“绵延”而非“实体”的存在恰恰是柏格森精神最好的延续方式。
柏格森精神的最好承袭者应该是历史主义。因为历史主义是在一种基本观念和基本态度上接受了柏格森的精神，在历史主义看来，一切都在生成，一切都是历史的。尽管历史主义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尽管历史主义有更多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它们之间的血脉联系却是既不可否认也无法割断的。
一切都正在生成着。这种观念，是柏格森给人类思想的最好的礼物。
[1] 威尔·杜兰特：《探索的思想》，下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471页。
[2]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3]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67页。
[4]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
[5]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页。
[6]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8页。
[7]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4～75页。
[8]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68页。
[9]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10]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11]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66页。
[12]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1页。
[13]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4] 李文阁，王金宝：《生命冲动：重读柏格森》，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5] 李文阁，王金宝：《生命冲动：重读柏格森》，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16]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17]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8]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3页。
[19]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20]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21]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2]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23]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24]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25]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26]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20页。
[27] 李文阁，王金宝：《生命冲动：重读柏格森》，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28]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29] 参见尚新建：《重新发现直觉主义：柏格森哲学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5页。
[30]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页。
[31]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32]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33]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页。
[34]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页。
[35] 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页。
[36] 参见张建民：《历史主义与历史认识》，《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6期。
[37]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38]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4页。
[39]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40]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41] 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42] 拉·科拉柯夫斯基：《柏格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