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德尔班生活的时代，实证主义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历史的过程在性质上与自然的过程是一样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同样运用于历史领域。根据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学家的第一个任务是确证事实，第二个任务是发现规律。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和自然一样，也能成为一门科学。在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中，文德尔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这种历史研究方法。他从维护历史学的自主性出发，呼吁历史学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历史研究，不要受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限制和束缚。在文德尔班看来，只有从本质上区分开历史和自然科学，给自然科学和历史分别划定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以及研究方法，才能从根本上使历史学摆脱自然科学的束缚，获得其独立性、自主性，这样才能使历史学具有科学的性质，历史才能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
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科学和历史学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科学：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考察自然规律下的共相，讲的是永远如此的东西，是规律科学；对于历史学来说，考察历史规定形态下的殊相，讲的是一度如此的东西，是事件科学。因而，从根本上讲，自然科学是制定法则的，历史学则是描述特征的。文德尔班认为，这两类科学没有必要“燃起战火，彼此争夺着给予人类一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决定性的影响”。[34]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争论哪一类科学对于我们的认识的总目的更有价值，对于规律科学即自然科学来说，它提供我们实践的价值，可以使我们预见未来，以便使我们有目的地干预事物的进程。同样，人类一切有目的的活动也依靠历史认识的经验。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人是有历史的动物。认得文化生活是一种世代相承越积越厚的历史联系：谁要是想参加到这个联系中去通力协作，就必须对它的发展有所了解。只要这个线索一断，就必须——这是历史本身业已证明的——努力设法把它重新接上。不管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外部构造中，还是在人类世界的内部结构中，只要发生了某种带根本性的事变，我们今天的文化就会烟消云散——我们可以断言，后代将会热心地去发掘它的遗迹，正如我们发掘古代的遗迹一样。就是由于这些道理，人类必须背起巨大的历史书包，当这个书包在时间历程中变得越来越重，令人感到背不动的时候，将来的人们不会没有办法慎重地在无伤宏旨的范围内把它减轻的。”[35]
文德尔班指出，历史学注重事物的个体性、一次性、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减少了其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性。这也正是实证主义的历史观的荒谬之处，他们企图在“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为了努力追求概念和规律，就必须把个别的东西本身抛弃掉。文德尔班还指出，自然科学主要采取抽象的方法去研究对象，而历史学则倾向于主要采取直观的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他的任务就是把过去的真相栩栩如生、一丝不苟地刻画出来，使过去的人物完全保存着生动的个性。这正像艺术家对于自己想象中的东西所要完成的任务，因而历史学与文艺是相近的。实际上，当文德尔班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与艺术相等同，并把心灵“直观”当作历史思维的主要形式的时候，就已经排除了在历史领域进行科学认识的可能性。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作为哲学史家的文德尔班力争维护历史学的独立地位，力争把历史学从自然科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种主张本身没有错。与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家相比，在区别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和历史研究领域方面，文德尔班前进了一大步。因为，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领域是判然有别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他的错误在于把历史科学定义为以直观方法进行的描述特征的科学，从而把抽象方法排除在历史学之外，也把规律性的认识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事实上，作为科学认识方法，直观和抽象都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抽象的方法，它是任何科学领域都不可或缺的思维方法之一。没有抽象，我们的认识就只会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发现不了事物的本质。像历史规律这样的认识，如果只运用直观方法是不可能取得的。因此，文德尔班想只凭借直观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其目的显然是无法达到的。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在他的《哲学概论》一书中，他把全部的题材分为两部分：知识理论和价值理论，而历史学则归入第二部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知识是由价值判断组成的。柯林伍德对此的评论是：“因此，历史学家的思想乃是伦理的思想，而历史学则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这却是以说它不是一门科学，来回答历史学如何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这个问题。”[36]这样，历史学就以被全盘驱逐出知识的领域而告终，这样一门历史学其科学性怎样获得就可想而知了。
也像文德尔班一样，李凯尔特坚持认为自然科学和历史学属于不同的领域，应有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但他对文德尔班关于历史学是以直观方法进行的、描述形态的科学的说法并不满意。他认为，“只有在历史学由以形成它的往往非直观的概念的那种方式中，才能发现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只有从研究历史学如何把直观改造为概念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才能从逻辑上对历史学有所理解”[37]。因此，他认为历史学并不是力求塑造形象，构成历史学的科学性质的那种东西并不包含在直观材料本身中，而且与艺术无关。在现代历史哲学中，历史与艺术的关系也是哲学家探讨的热点之一。狄尔泰和克罗齐曾把历史认识归结为知觉，文德尔班则把历史认识规定为描写，从而不同程度地把历史与艺术等同起来。李凯尔特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异常坚决。他认为，历史学无论如何是与艺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艺术与历史学所遵循的原则以及对直观性的要求不同。艺术的原则是美学的，而历史的原则是逻辑学的。在艺术中，直观是本质的，而历史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抛弃直观性，把直观性转变为概念。我们可以把美学的基本问题表述为关于普遍直观的可能性问题，而历史逻辑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关于个别概念的可能性问题。②艺术与历史学对个别性的要求不同。艺术作品不从个别性方面去理解直观，艺术借助于美学必须确认的手段，把直观提升到普遍性的领域；个别性正是历史学所追求的。③艺术与历史学对真实性的要求不同。艺术作品的本质不在于它的相似程度或理论上的真实性，一部小说的审美价值并不在于它与历史事实的一致性；真实性是历史学所必须遵守的，历史学家的叙述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真实的。艺术是创造的，可以对现实进行改造；历史是对现实的重现。由此可见，艺术的活动是与历史学家的个别化方法直接对立的。“既然历史学必须表现一次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事物，那它如何能够成为科学呢？”[38]“个别化的概念形成是可能的吗？”[39]
“个别化的概念”这是不是一个用语的矛盾？因为我们扩大了“概念”这个词的口头习惯用法。李凯尔特认为：“只要人们了解到概念化和普通化不可能完全一致，那就可以认为这种扩大是正当的。因此，应当找出概念——特殊和个别是它的内容——的指导原则。”[40]李凯尔特认为，对于历史的文化科学来说，并不是所有个体事物都具有本质的意义。只有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事件才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区分开文化和自然并赋予事件以意义的标准是“价值”。作为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正是借助于“价值”这个概念，李凯尔特赋予历史以科学的性质。“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价值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因此我们把文化对象称为财富，以便使文化对象作为富有价值的现实同那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并且可以撇开现实性的价值本身区别开来，自然现象不能当成财富因其与价值没有联系。如果撇开文化现象所固有的价值，每个文化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与自然有联系的，而且甚至必然被看作是自然。李凯尔特认为，自然与文化的这种区别可以作为专门科学分类的基础，并以此来反对通过自然和精神的对立所做的科学分类。他提醒人们应当在概念上明确区分“精神”存在，即心理上的评价活动同价值及其有效性区别开来。“‘在精神价值’中重要的并不是精神，而是价值。因此，不要再用心理来划分文化和自然。”[41]②价值是区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标准。③价值是历史学家选择历史事实的唯一标准，“只有借助于价值的观点，才能从文化事件和自然的研究方法方面把文化事件和自然区分开。只是借助于这种观点，而不是借助于一种特殊的现实，个别的‘文化概念’——我们现在也许可以这么说——的内容才变得易于理解，而这种内容是与普遍的自然概念的内容不相同的。因此，为了使这种区别的特性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必须明确地把历史的、个别化的方法标志为与价值联系的方法，反之，自然科学是一种对规律的或普遍概念的联系进行的研究，它不研究文化价值，也不研究它的对象和文化价值的关系”[42]。总之，只有通过文化所固有的价值以及通过与价值的联系，可叙述的、历史的个别性概念才得以形成，历史学的科学性才得以确立。
那么，李凯尔特通过“价值”概念果真确立了历史的科学性质吗？柯林伍德对此的评价是，李凯尔特的价值理论看起来似乎是对实证主义的一次反击，“历史学则被看作不仅是知识的一种可能的和合法的形式，而且还是现存的或可能存在的唯一的真正知识。但这种revanche[报复]不仅没有能对自然科学做到公正，它也误解了历史。李凯尔特……把历史看作是个体事实的堆集，它们被假设为与自然事实之不同仅仅在于它们是价值的载体。但历史的本质并不在于它是由个体事实所组成的，不管这些事实可能是多有价值，而是在于从一个事实导致另一个事实的那种过程或发展”[43]。
在前面几个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对“价值”这一范畴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理解和批判。作为历史科学性质的基础和前提的概念，“价值”概念本身应当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科学的概念。但是，李凯尔特的“价值”不能提供这种可能性，这个“价值”“决不是现实，既不是物理的现实，也不是心理的现实”，它是个“应为的东西”，因而是一个超验的、反科学的概念。这样一个概念赋予历史的能是科学的性质吗？
卡西尔一方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对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持骑墙态度。他说：“没有历史学，我们就会在这个（人类文明——引者注）有机体的进展中失去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没有这两个知识来源的话，我们对于人会知道些什么呢？”[44]
在卡西尔看来，历史研究方法上的二元性并不会损害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会破坏历史思想的统一性，物理的方法、解读符号的方法、直观的方法，这些方法在逻辑上无所谓一种优于另一种，也无所谓“科学”与否。他说：“如果我们采纳康德的定义，认为就‘科学’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它只适用于其确定性是无可置疑的那一部分知识，那么十分清楚，我们不可能有一门关于历史的科学。”并引用布克哈特的一个悖论来说明问题：“历史学是一切科学中最不科学的学问。”[45]
这种观点显然不正确，历史学作为一门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学问，不可能是纯粹的幻想，它有一个怎样实现其科学性的问题。回避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我们认为，那些正确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方向及规律的历史学是科学的；反之，任何一种片面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歪曲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及规律的历史学，或者把历史规律性或历史动力问题排除在历史学研究之外的历史学都是不科学的。
[1] Rex 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38.
[2] Rex 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18.
[3] Rex 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Co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21.
[4]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洪谦：《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8页。
[5]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洪谦：《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8页。
[6]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洪谦：《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9页。
[7]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1页。
[8]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页。
[9]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7页。
[10]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7页。
[11]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页。
[12]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页。
[13] 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14] 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15]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洪谦：《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5页。
[16]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洪谦：《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6页。
[17]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洪谦：《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9页。
[18]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洪谦：《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9页。
[19]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页。
[20]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8页。
[21]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1页。
[22]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82页。
[23]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上卷，第28页。
[24]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上卷，第29页。
[25]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6页。
[26]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5页。
[27]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6页。
[28]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3页。
[29] 参见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6页。
[30] 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1页。
[31] 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32] 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
[33] 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中译本序，第9页。
[34]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洪谦：《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3页。
[35]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洪谦：《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4页。
[36]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2页。
[37]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9页。
[38]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页。
[39]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白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4页。
[40]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笫71页。
[41]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页。
[42]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7页。
[43]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3～244页。
[44] 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页。
[45] 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