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式5-1和所收集的数据，可以计算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标如表5-3所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家层面的年度比较。

表5-3 1993—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数

续表

注：社会效益指数是对就业指数和工资指数进行加权平均获得，权重暂定各50%。第三部分指标修正后会对该指数进行调整。

可以发现1993—2011年间，除1998年和2010年出现短暂回落外，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数基本维持平稳上升趋势。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计算指标时进行指标归一化处理，默认以考察年份中的最值年份作为0、1标准，因而会得到1993年为0，2009年和2011年某个指标为1的结果。为消除归一化影响，我们做如下调整：

其中yjp为指标的平均值，σj为指标的标准差，调整值如表5-4所示。为消除负值进行坐标平移，即：

表5-4 1993—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数调整值

消除归一化影响后的社会效益指数，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社会效益的真实变动情况。直观的趋势可参见图5-3。1993—2011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数波动很大，且整体而言并不理想。如2009年社会效益指数较之2008年降低了30%左右，从分解的指数来看，主要是外资企业职工工资指数下降严重，从2008年的0.85下降到2009年不足0.15，当然2010年略有回升。对外贸易的福利效应过低值得引起重视。

图5-3 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数

几个变化显著的年份值得关注：第一，1995年是本报告考察范围内第一次社会效益指数大幅下降的年份，从1994年的0.89下降到0.12。通过观察外资企业就业指数和工资指数，我们发现这一次的下降是就业指数和工资指数同时大幅度下降造成的。第二，1998年社会效益指数出现第二次大幅下降，主要是外资企业员工就业指数大幅度下降造成的。如前分析所示，可能是由于加入WTO以后，外资企业的利润受到进口商品较大程度的冲击，从而促使大量外资企业减少员工数量，进而造成社会效益指数的下降。2004年和2006年的社会效益指数下降也是类似的情形。第三，2005年和2009年社会效益指数出现的下降，主要是外资企业员工平均工资指数下降造成的，这可能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逐渐接近极限。需要明确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吸引外资企业规模及质量的不断提高，外资企业吸纳就业逐渐趋于饱和是必然趋势，一味希望通过吸引外资解决本地就业的政策思路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对外资企业质量和环保的要求应该更加重视，对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果的评估应该作为引进外资的重要衡量标准。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考察的年份到2011年为止。我们发现，2011年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数只有0.59左右，在整个考察年份范围内都不算高，尤其较之1994年下降34%左右。这提醒我们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重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仅从外资企业方面而言，应该通过努力构建更加完备的市场体系，保证外资企业的质量和外资企业的员工待遇，切实提高外资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

国家层面的社会效益指标年度比较，还不能系统反映各地区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社会效益的差别，因而进行省际比较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