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标，主要包括外贸部门的就业和工资两部分。根据第1章的设计，我们对就业和工资两个三级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当然前提在于消除指标量纲的影响。为了保证最终所得指标符合一致性判断标准，借鉴孙治宇、赵曙东（2010）的处理方法对样本进行标准化：
需要说明的是，在比较国家层面的年度指数时，j=0是有可能的。在获得标准化指标基础上，可以分别对就业和工资两部分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然后根据所设定的权重计算出社会效益指数的终值。
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1993—2011年间国家层面的就业和工资数据如表5-1所示，变化趋势见图5-1、图5-2。可以发现：第一，总体来看，除个别年份出现微小波动外，1993—2009年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和职工工资基本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但是可能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和2011年两年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职工平均工资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第二，1993—2009年间有两个异常年份值得注意。1997年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出现一个较大增幅，而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这可能与香港回归和即将加入WTO有关：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实施无疑消除了外商进一步进入中国投资的疑虑，因而1997年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显著上升；2000年我国基本已经确定将加入WTO，国内外商投资企业预期未来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和挑战，因而开始调整发展战略，增加扩大再生产的利润留存比例，从而降低职工的平均工资。但就业和工资的波动都没有改变递增的整体趋势。第三，无论是就业人数还是平均工资水平，增长都比较平缓，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可以看出在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方面，国家政策是比较平稳和持续的。
表5-1 1993—2011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与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注：就业人数指的是当年年末从业人数，平均工资指的是就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
图5-1 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员年末数
图5-2 外商投资企业员工平均工资
当然，近年来国家开始采取的“两税合一”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外资企业的优惠待遇标准，因而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指数下降，这在后面的指数分析中可以看出。但是就中国目前的外资引进状况而言，保证外资引进质量可能比扩大引资规模要更加重要和有意义。
1993年、2002年、2009年和2010年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相关数据如表5-2所示。我们发现，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最高的三个地区为广东、浙江和福建，而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地区则为北京、上海和黑龙江；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最高的三个地区为广东、福建和上海，而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地区则为北京、上海和广东；1993年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最高的三个地区为广东、福建和江苏，而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地区则为上海、天津和海南。
表5-2（1） 1993年和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与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续表
注：就业人数单位为千人，平均工资单位为元，保留一位小数。“—”表示未做统计。表5-2（2）与此同。
表5-2（2） 2009年和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与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对比三个典型年份可以看出，外资企业就业人数高不一定意味着外资企业职工工资水平高。如2002年和2009年，北京外资企业职工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排名第1，而其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却远远低于广东和福建等地。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以后广东外商投资企业吸引的就业人数增幅最大，但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却增幅较小；相反的情况是，北京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增幅较小，而职工平均工资增幅明显。可见沿海城市进一步开放以后，外商投资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仍然保持平稳上升的趋势，这与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直接关系，但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潜力和利润空间却存在一定的制约。相反，作为拥有首都优势的北京，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增长并不显著，但企业的利润空间与发展潜力比较理想，有利于大幅度提高就业职工的生活水平。
对基础数据的描述，还仅仅停留在统计层面，本章第二部分将通过计算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指标，来进一步衡量对外开放带来的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的提高。第三部分将通过更加严格的实证方法，衡量对外贸易对国家就业和收入的边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