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诞生之前，西方的文明解释理论主要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遵从一种理性主义传统来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演进的。虽然这种理性主义的文明解释模式也代表了人们对于文明的美好期冀，但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同现实相对抗的抽象层面，仍然是用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整个现实世界。而恩格斯的文明论断——“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不仅发挥着认识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世界观和方法论价值，也实现了文明解释理论的重大变革：首先，恩格斯的文明论断实现了文明理解范式的变革，不再以观念论为范式，而是以实践论为范式来解释文明的发展的演进，更新了文明的具体内涵，实现了文明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其次，恩格斯的文明论断实现了文明研究立场的转变，以无产阶级为文明发展的支柱，揭示了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必然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并对未来社会的文明类型进行了合理的揭示；最后，恩格斯的文明论断实现了文明发展形态理论的创新，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解释模式，变革了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解释框架及其所形成的切割世界和排斥他者的文明传统。马克思主义打破了各种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确立了新的文明解释框架。

从文明理解范式的角度来看，对文明的发展及其演进问题的探讨，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亘古不变的重大课题。雅思贝尔斯在论述轴心文明时，突出强调了人类理性精神的觉醒对认识人之存在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整个轴心文明都围绕人类理性精神的进步而展开。柏拉图以理念论为基础，认为人的理性思维及其外化的城邦制度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由此对城邦文明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黑格尔也从绝对精神的演进和发展出发来理解整个世界文明。可以说，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是理性，理性的养成是人类从野蛮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转折点。在这种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下，众多西方学者都认为理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理性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文明的发展程度。孔多塞、福泽谕吉等学者甚至直接把文明进步的历程归结为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以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期望由少数天才人物建立起理性充分的社会秩序。而当文明的发展带来理性所解决不了的矛盾冲突时，则又从消极的角度将文明看成社会罪恶的根源。卢梭就认为正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才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导致了人类自由的丧失。弗洛伊德更是将文明看作一种心理结构，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的本能受压抑的历史，人的不自由和受压制是文明进步的必然后果。

与上述思想家从理性的范式出发对文明的内涵和实质所作的理解和把握不同，恩格斯强调“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变革了文明的理解传统，强调文明不是某种文化或心理层次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实践范畴，具有社会性的内涵。文明不是单纯依靠人的理性来推动的，更不是某些天才人物的单独创造，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基于实践的人的历史活动的展开过程，文明的成果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性的生产活动中创造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的历史，文明的进步以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发展为基础，实践是文明进步的源泉，是文明发展的动力，社会性是文明的根本属性，由此实现了文明范式的唯物主义变革，为理解文明真正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维度。

从文明研究立场的角度来看，在西方理性主义文明理论的视阈中，文明是少数有闲阶级的事业。文明是由少数具有理性头脑的精英人士创造的，所以文明的成果必然由他们享有。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设计的城邦文明中，城邦并非代表全体人民的福祉，而只是代表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汤因比也将文明的进步视为少数人的创造，指出“在每一个生长中的文明社会里，其中绝大部分成员个人都是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无声无息的状态中，像静止的原始社会中的成员一样”①。这种文明进步的“精英论”思想从社会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出发，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文明的理想狭隘化了。而一旦我们将文明理解为实践的事情，理解为社会的素质，就意味着文明是内蕴了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体人类共同解放的价值理想的实践活动，它必然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精神需求。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只是属于少数资本家的特权，它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社会排除在了文明的范畴之外，与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相隔绝。在这样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文明的进步不仅没有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反而使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变得越来越差。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就是一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伪善的、少数人享有的文明。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文明的理想应该是关于大多数人的理想，应该是关于整个人类的理想。

因此，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将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文明，这是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是能够把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相结合的文明，是一种把个体利益和全社会普遍的共同利益相结合的文明。恩格斯在分析英国工业革命时曾指出：“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①在寻求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推动文明继续进步的历史使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实现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跨越式进步。因此，无产阶级的产生和解放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无产阶级用事实表明，它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它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和豪华，它的劳动是我们全部‘文化’的基石。”②无产阶级的劳动实践创造了人类丰富的文明成果，只有建基于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共产主义才能开辟超越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的文明论断实现了文明研究立场的转变，不再从社会的某个单一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而是以无产阶级为文明发展的支柱，从而去寻求能够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文明类型。

从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进步的“社会精英论”进一步演变为西方文明中心论。在处理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时，西方中心主义逐渐将世界切割开来，将自身的文明形态视为真正的文明，而将自身之外的他者文明视为野蛮，否定其他民族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所做的贡献。资本主义社会是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社会史本身就是一部西方基督教文明转化史，一部欧洲中心主义自我巩固的历史”①。在这种文明解释模式下，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成为文明的同义词。在对待其他文明形态的时候，这种西方中心主义不是以“他者”为镜来反观自我，“他者”反而呈现出一种低劣的样貌，文明也开始有了等级之分，最后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发展带来的就是种族主义，这样的文明形态必然是封闭的、排斥他者的。

如果仅从某个单一个体或某个特殊民族的视角出发来理解文明，文明必然将世界切割为不同的部分，并具有高低优劣之分。“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②历史唯物主义所秉承的是一种“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立场。当我们寻求合乎人性的未来文明形态时，必须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视域，不是从某个单一的文明、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出发，而是从整个人类的视野来思考。在人类解放的层面上，共产主义所创造和引领的文明类型是真正的人类文明。这种文明不再切割世界，也不再排斥他者。“现实中，存在一种人类的共同命运，人类共同向文明汇集。”③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宽容的、开放的，并且与“他者”共存共生。狭隘的地域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文明观念应当是被人类所批判和摒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新文明观念。

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实质内容是对人类文明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它的基本功能是批判地反思人类文明，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总的来看，恩格斯的文明论断，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对人类文明进行了反思和升华。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给文明下定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人类解放都是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文明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是人类以实践为基础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文明形态变革，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相统一的形态变革。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是文明形态变革的价值目标，而人类社会结构尤其是生产关系变革是文明形态变革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