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文明形态为现代文明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辉煌印记，这在文明史中应给予理所应当的承认与褒奖，但同时，这种自诩为“历史终结”的文明形态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全面异化和畸形发展，它构成了资本文明发展的界限。正是现代资本文明本身所蕴藏的危机、界限，要求有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对其进行变革，从而超越资本文明。而人类文明形态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发展与跃迁，又都离不开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哲学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指引。只有以哲学的目光提炼文明形态变革的学理性根据，才能更为有序地把握时代课题，才能更为有力地塑造时代的精神，从而更为有效地引领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那么,应该以何种哲学理念作为切入点并切中肯紫地把握文明形态的变革?文明形态变革的学理性依据是什么?什么构成了文明形态变革的“测量器”和“指示器”?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在回应鲍威尔的信中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对文明形态自身来说，它并不存在既定的规律，而是参与其中的人本身起了重要的作用。人与文明形态的这种“共在”式的参与关系，使得文明形态的向上变革成为可能。这种“共在”式的参与关系就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互动关系，在哲学理念上就构成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