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明确指出：“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这一对抗性关系表达得更为明确。“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主要和最真实的对抗性关系，但是这一最为真实的对抗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却被遮蔽并转移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之间的虚假的对抗性关系，从而达到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目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的相关论述中，产业后备军基本的理论逻辑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之后将必然产生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或绝对排斥，因此引致“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这些“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积累形成了随时可供现代资本主义部门雇佣的“产业后备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业后备军的作用是双重的。其一，它既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为资本家提供了可靠的劳动力资源，一旦资本家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时，就可以随时买到追加的劳动力。其二，为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和提高剥削程度提供了条件。正是由于第一重作用的存在，产业后备军的第二重作用才成为可能。产业后备军成为资本家挟制现役劳动军最为有效的管控手段。

产业后备军作为随时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料不断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来，其直接后果是对现役劳动军造成有形的竞争和无形的压力。“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①这就是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因此，就业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循环：就业工人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后备军的队伍，资本家可以用产业后备军随时来替代就业工人，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对就业工人造成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接受资本家苛刻的条件从事过度劳动。“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②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产业后备军不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资本主义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能够随时、足额地提供给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产业后备军作为“可供支配""绝对从属"之物随时可以替代“不听话"、不被"规训”、不努力工作的工人或现役劳动军。这种随时被取代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统治。“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①资本权力通过对产业后备军的操作，以资本的增殖需要为根本目的，不断突破关于劳动力的自然限制，如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力的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其身体所能承载的生命极限。劳动供求规律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管控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②劳动供求规律通过产业后备军的作用，加剧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与分裂，进一步成全了资本权的统治。

从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的对抗性关系来看，工资变动更多的是受到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现役军和后备军比例变动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仅仅是维持其生活必需品的最低工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①。由此表明，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不仅能够影响工人的工资，而且能够把现役劳动军的工资抑制在最低水平上。因此，产业后备军不仅是资本增殖的劳动力“蓄水池”,更是现役劳动军工资的“调节器”。“后备军”成为资本最大限度实现增殖的一种非常必要的手段。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产业后备军的生产这一安全机制调节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而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体平衡。着眼于总体平衡，意味着允许不影响总体平衡的最大限度内贫困危机的爆发。新生人口、游离工人、农民、儿童、流浪汉等都成为未就业的产业后备军，意味着社会上所有的闲散人员或“剩余物”都被纳入生命政治的规划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随时可供支配的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资本主义通过产业后备军扩大工人的供给，保障了资本增殖对工人的需求，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然而，这种生命的调节不是旨在人口健康或国民幸福，而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体安全。在总体安全的范围内允许就业不稳定性增加、贫困积累加重。事实上，这种产业后备军的贫困、产业后备军和现役劳动军的对抗性不仅不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反而会加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因为，它转移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本质矛盾。“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①

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就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转移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内部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之间的激烈竞争。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都属于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本不存在任何对抗性关系。这一对抗性关系是被资本家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相对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真实性对抗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虚假的对抗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转移为无产阶级的内部对抗——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对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之间的比例关系或对抗性关系的调节实质上是一种人口生命的调节。“这种‘调整控制’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②这种生命的调节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抗性关系的转移，其实质是生命政治治理技术的一种转变。产业后备军不再是作为被抛弃的“剩余物”,而是发挥总体平衡作用的“剩余物”,是分裂工人阶级团结和联合的策略手段。这一进程意味着作为生产过程“例外状态”存在的“剩余物”或产业后备军不仅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中，成为生命政治规训和具体治理的对象，而且成为现代社会生命政治治理术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