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在于它能够制造工人的分化与分工，从而使资本最终能够战胜工人。这不是资本附带的偶然性特征，而是它固有的内在趋势。资本要发展就必须对工人进行分化。资本首先把工人分化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关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也随之逐渐被转化为“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发展，产业后备军内部开始进一步分化。产业后备军逐渐被精简化为“人才储备军”,资本主义社会也随之开启了对当代产业后备军的新型治理。产业后备军被提纯为“人才储备军”之后，剩余的产业后备军由于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而成为现代性废物，最终沦落为彻底的**生命。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关系又被进一步转化为“人才储备军”和“彻底的**生命”之间的对抗。现代社会对整个人口的规训与管控最终得以形成。
当代的社会现实是：产业后备军概念发生了内涵更新，从产业后备军机制到人才储备军机制。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被替换、排斥、淘汰、剩余的各种产业后备军被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符合市场需求的单一的人才储备军所取代。马克思指出：“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①在马克思看来，这对现代社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所阐述的“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和“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指的就是经过专业教育或专门培训之后的符合市场所需的人才储备军队伍。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发达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后备军已经不再是素质低下的产业后备军，而是掌握先进生产力的人才储备军。马克思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天才般地预见到了产业后备军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从以传统失业工人为主导的产业后备军到以现代人才为主导的产业后备军。
人才储备军通过专业化教育、职业培训、人才市场等手段被逐步建立起来。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产业后备军指的是涵义更为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未就业者。产业后备军不仅仅包括失业工人，还包括流浪者、农民等完全游离于工业生产之外的“剩余物”。由于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生产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要求相对较低，这些群体都有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工人本身的素质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产业后备军逐渐被精简化为现代生产所需要的新生代人才储备军。产业后备军内部开始产生分化，各种职业资格和能力水平证书使得这种分化更加明显和严重。人才储备军的构建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治理方式。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治理方式反过来又不断加剧了无产阶级内部的分离、对立和竞争。
人才储备军的构建不仅包括通过学校机构的培养使其成为合格标准的人才，而且后备军本身也以“资本(资质)—收益”模式投资自己，使自己成为更为优秀的人才。自由地投资自己、发展自己、自由地参与人才市场的择业竞争。以能力和资质为标准的人才概念进一步更新了产业后备军的内涵。产业后备军不再以失业工人为主导，而是以人才储备军为主导。人才储备军成为升级版的产业后备军。在人才储备军的形成过程中，个人看似可以自由地投资自己、自由地发展自己、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但实质上这种主体的塑造和培养是以市场就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资本的增殖为导向的。人们学什么不学什么,不是取决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是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这种学习和培训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规训和管控。
显然，产业后备军除了人才储备军之外依然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剩余人口”,但在当代社会结构中，适应资本主义市场需要的人才储备军在后备军范畴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才储备军”概念意味着资本主义不仅要对产业后备军进行管控，而且要对产业后备军进行主体形塑，把生命构建成为驯顺且有效的主体，构建成符合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主体。这种微观规训和人口调节的政治统治以看似自由的原则和“投资一效益”模式不断加强产业后备军对权力机制的认同。对人才储备军的形塑，表面上看来已经不再是对产业后备军的管控，而是一种旨在提高其能力水平的培养和培训。但究其实质而言，这种培养和培训依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规训。对产业后备军的管控不再是单纯的支配与统治，而是应用各种机构和手段提升产业后备军的知识水平和生产能力，通过学习和培训(主体形塑)的方式，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的驯顺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产业后备军的规训更为隐蔽。
产业后备军被提纯为人才储备军后，剩下的产业后备军就成为被现代生产所淘汰的彻底的剩余物。这种彻底的剩余物由于无法适应现代生产的需要，成为现代性的废物，虽然依旧具有产业后备军的称谓，但是却再也无法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从而沦落为彻底的**生命。“他们几乎没有我们通常归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的权利和期望，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仍旧活着，所以他们处在生命和死亡、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一个界限性地带中——在这个地带中，他们不再是任何东西，而只是**生命。”①阿甘本在政治的意义上揭露了**生命的状态。阿甘本指出，希特勒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包括《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使他们重新回到**生命的状态。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置他们，而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当我们在一个共同体中获得了政治保护之后，这一保护又被剥夺，这就是政治意义上的**生命。**生命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人被贬低为动物。马克思揭示的无产阶级也是一种“**生命”。我们可以反驳道：无产阶级是在政治和法律保护之下的，所以他们不是**生命。难道只要在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之下，一个人就可以免于沦为**生命吗?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活着，是因为资本家想让他们活着，想让他们充当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家仅仅提供给无产阶级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只够让他们勉强活着并进行生产劳动。无产阶级就是动物，他所拥有的只是“活着”。即便一个人受到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但是在经济上一无所有，从而无法获得任何自由全面的发展，那么他同样也是一个“**生命”。产业后备军的剩余物由于无法适应现代生产的需要，而成了彻底的剩余物，他们丧失了进入现役劳动军的机会，从而成为彻底的“**生命”。
人才储备军和彻底**生命的对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治理方式。从产业后备军的普遍贫困转移到人才储备军的专业培养，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孤立为“原子式的个人”“自由的个人”。在这种治理方式下，新自由主义的治理策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统治方式。新自由主义的隐性策略是：“我要为你产生出自由所凭借的东西。我将使你自由地成为自由的。”①这种新的治理方式对后备军的形塑是一种权力生产性，由此在权力生产性和主体生产性之间形成了一对张力。资本主义治理方式把无产阶级分化为产业后备军和现役劳动军之间的对立，进而把产业后备军分化为人才储备军和彻底**生命之间的对立，最终又把人才储备军分化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经过一系列的矛盾转移后，最终被资本主义社会所遮盖，消弭于无形。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生命治理技术就是分化：把无产阶级彻底分解为孤立的、自由的个体，以方便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被规训。传统产业后备军由于深度贫困而有联合革命的愿望，现在人才储备军被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人，有深造发展的诉求，联合的需求已经褪去往日的色彩。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路径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然而主体要想走出被资本权力宰制、被资本权力构建的困境，联合是必要的。“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他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也就是说，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任何联合都会破坏这个规律的‘纯粹的’作用。”①正是工人的联合能够破坏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能够摧毁资本权力的统治。
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阐释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权力构型。“产业后备军”概念意味着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例外状态”的“剩余物”(过剩人口)并没有游离在资本之外，而是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划中，被资本统治权所管控和规训。资本主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转移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人才储备军”的概念意味着资本主义不仅要对产业后备军进行有效管控，而且要通过学习和培训的方式对产业后备军进行主体形塑，使之成为适应资本主义的驯顺主体。相比较而言，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规训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关系又被进一步转化为人才储备军和彻底**的生命之间的对抗。权力的最高功能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通过对“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整个权力谱系。
通过对“产业后备军”发展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资本对工人的分化越来越严重。无产阶级被分化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又进一步被分化为人才储备军和彻底**的生命，人才储备军又进一步分解为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另外，现役劳动军本身也越来越分化为不同的阶层。这种分工和分化使得产业后备军逐渐淡化了自身的阶级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阶层意识。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一种安全机制，它不仅挟制现役劳动军，其本身也被资本主义主体塑形。产业后备军的这种独特性作用和它在无产阶级中所处的独特性地位，决定了它有可能会成为打破资本主义统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