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典型、最直接的支配与统治形式无疑是资本家对“现役劳动军”或工人的管治。在这种雇佣劳动形成初期，早期资本主义充满了血腥和暴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回溯15世纪末和16世纪整个西欧所颁布的惩治被剥夺者或流浪者的血腥法律指出：“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①资本家通过建立起严密的工厂体系、精密的管理工艺学以及缜密的工厂法实现了对雇佣工人的生命管控。“产业后备军”是与“现役劳动军”相对应的概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工人，他们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例外状态”而存在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两者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例外状态”的产业后备军如何被纳入资本主义规训当中?阐明这个问题是“产业后备军生命政治学”的最重要的理论任务。

“产业后备军”是以失业工人为主导力量，但却涵盖了所有处于生产过程“例外状态”的“剩余物”。《例外状态》是阿甘本“神圣人”系列的一本重要著作。阿甘本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概念已经成为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权的一个重要的存在论范式。阿甘本明确指出“例外状态”是一个“无法”的空间，其中的关键是一个没有法律的法律效力，处于一个模糊、不确定、临界的边缘。“例外状态既非外在亦非内在于法秩序，而它的定义问题正关系着一个门槛，或是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无法确定。”②虽然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指的是法之例外或法之悬置，但其揭示的“例外/权力”的对子为我们从概念上分析“产业后备军”所隐含的支配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阿甘本指出：“例外就不只是单纯的排斥，而是一种包涵性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ex-ceptio:外部的把握。”①例外状态作为一个无法区分的模糊地带，所表征的正是产业后备军的存在状态。产业后备军本身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例外状态的存在，与现役劳动军相区别，但同时又与现役劳动军同属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并不是单纯排斥“产业后备军”这种例外状态的存在，而是利用这种例外状态使其发挥作用并同时对其进行规训与治理，这正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包涵性排斥”。

例外状态作为一种“包涵性排斥”其实质是一种例外状态常态化。无论是“包涵性排斥”,还是例外状态常态化，都意味着把作为例外状态的产业后备军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之中。在《资本论》中，“产业后备军”的出场语境是资本积累。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相对量一起增长；第二，产业后备军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

劳动折磨成正比；第三，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机制制造出来的，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就越多，社会的贫困人口也就越多。“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①。”②

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表现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产业后备军的流动的形式既包含被机器排斥、被妇女或儿童代替的失业或半失业工人，也包括被大规模生产吸引、追加的工人；产业后备军的潜在的形式主要表现为被机器排斥的自耕农、独立手工业者等；产业后备军的停滞的形式主要是指无业游民等就业极不规则、无保障的人口。预备的、被淘汰的、被排斥的失业或半失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甚至无业游民和流浪汉等对资本增殖需要而言都是“相对过剩人口”。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不论以何种身份存在的非现役劳动军都被归结为“产业后备军”的范畴，这意味着处于生产过程的例外状态的“剩余物”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整体规训之中。“规训，根据其定义来说，对一切进行调整。规训不放过任何东西。不仅仅不会放任自流，而且其原则就是不让最细微的事物摆脱其控制”③。整体规训不仅仅是对常规状态(现役劳动军)的规训，更重要的是对例外状态(产业后备军)的规训。因此，即使处在生产最边缘的无业游民、乞丐等都以产业后备军的名义被统摄在资本权力的控制之中。

“产业后备军”这一概念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规训方式将触角延伸到了社会人口的“过剩部分”,对全部“生命”实行无微不至、无所不至的规训和管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力不仅对生产领域的工人进行监视、审核、检查、控制，而且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对所有“剩余物”或产业后备军进行调节和利用。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既包含了对人身体本身进行操作的一系列微观规训权力，也包括对整个人口的比例进行调节的宏观生命权力。现代社会的资本权力对生命的控制是从这两个维度展开的。资本主义统治权力之所以要对“例外状态”中的产业后备军或“剩余物”进行控制，其目的是维护和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和安全。产业后备军能够为资本积累的需求随时提供可利用的劳动力商品，成为资本增殖的“蓄水池”。因为对资本增殖而言，人口自然繁殖提供的劳动力是不够的，为了突破代际工人的自然界限，资本需要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不受自然限制的产业后备军，并使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蓄水池，随时为资本增殖提供劳动力储备军。

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必要条件和必然产物。“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①马克思将之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正是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恰恰揭示了产业后备军被资本管控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机制创造出产业后备军，使其绝对从属资本，为资本增殖所需而随时待命。“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①

这些“相对过剩人口”作为“产业后备军”具有“随时支配”“绝对从属”的特征。其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产业后备军是由资本创造出来的，而且还在于资本创造出了贫困的产业后备军。资本积累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提高生产能力，创造出更为庞大的社会财富。机器大生产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其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庞大的机器自动化体系取代部分工人，从而使一部分工人成为“剩余物”,陷入贫困。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这种社会财富的增长只是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具有同构性。因为，“实力和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②。工人在资本的积累中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越来越贫困。工人是一种自然的主体，只要稍微给予他们一点额外的利益，他们就能满足资本长远发展的要求。由于贫穷，这种过剩人口为了生存反而寄希望于被雇佣，从而获取微薄的工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通过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不断创造出产业后备军，而且通过建立世界市场与殖民体系不断扩大可供资本支配的后备军范围。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不断扩大产业后备军队伍，为自身的增殖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形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廉价的产业后备军队伍。如果说没有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没有能够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就不能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那么,没有相对过剩人口这支后备军队伍，没有绝对从属于资本的过剩人口，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就不能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延续性。

“产业后备军”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剩余物”的综合范畴，其最终处于这样一种悖论性境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过程之外，却并未游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产业后备军”的概念内涵隐含着现代社会权力机制的作用。因此，产业后备军的产生和队伍的不断扩大，表面上看是对现役工人的替代性补充，以维持劳动力秩序的供求平衡。但其深层逻辑隐含着现代权力关系的新形式：与传统“惩戒肉体”的方式不同，通过“调节生命”的方式尽可能将每一个生命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规训和控制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