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去一团靶场打靶，这是我第一次摸到真枪，又紧张又兴奋。昨天冯教官特意为政工队员讲解了各种枪支的性能、结构和射击要领。男队员用七九步枪，女队员用卡宾枪，每人五发子弹。仅凭五发子弹就能练出一手好枪法在战争中用上，简直是闹儿戏。再说等到连我们这些人也用上枪，就离彻底完蛋不远了。
我们女队员排在最后。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点名，可冯教官喊到我时我竟浑然不觉，直到陶冶狠狠地扯着我的袖子，我才如梦方醒，连“到”也没顾上喊就蒙头蒙脑地跑向前面的土岗，下跪似的趴到地上，头嗡嗡地响，心怦怦地跳。我左右看看，左面是李芳芯，右面是吴静文。我只管看着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两手抖抖地端起放在地上的枪，又抖抖地推弹上膛，瞄准，射击，五发子弹呼啸着飞向前方。虽然卡宾枪的坐力不大，但还是震得我手发麻。尽管我也按照要领瞄准，扣动扳机，却枪枪空发，一环不中。等起身站回到队列时，我才发现自己满脸大汗，头发湿漉漉的，像刚刚洗过一样。
冯教官宣布解散后，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像瘫了一样，两只胳膊又酸又痛。陶冶见我待在原地不动，就坐过来陪我闲聊。
“你怎么这样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真丢人，打个大零蛋。”“我也才打了六环。”陶冶掏出手绢给我，让我擦汗。“我完全按教官讲的三点一线瞄准，可手直抖哪能打得准。”“别不知足，你不比我强多啦，我——”陶冶忙安慰我：“哎呀，你还真当回事儿呀？搞军训嘛，自然也得摸摸枪，不过是走走过场罢了。”“我可是头一次摸枪呢。”“我也是。刘薇成绩最好，打了二十多环。”我惊讶地问：“她这么厉害？”陶冶低声说：“在长春时她跟丁处长搞得火热，丁处长常带她出去玩儿，跳舞，打靶，当然就比咱们打得准啦。这都是她自己说的，炫耀呗。
也确实，那阵子她可是红得发紫，什么欢迎南京大员、美国将军的舞会、酒会，师长都请她作陪，车接车送风光着哪。”“怪不得队长、队副都溜着她呢。下乡征粮时听她自己说过跟丁处长的事儿，不过倒没有显摆的意思，她认准是丁怀仁在酒里下了什么药，趁她睡着时糟践了她，后来又把她让给×副师长。刘薇恨死他们了。”“嗯，我也听说是这么回事。”陶冶叹着气，“这些当官儿的没一个好东西，见着好看的女孩子就像蚊子似的叮上。说实话，你可别生气，我发现丁怀仁特别讨好你呢，瞅你的眼神儿都怪怪的，早就想跟你说，怕你多心不高兴。”“怎么会呢？你可别瞎说。”我嘴上硬可心里明镜似的，早就看出这个老色鬼存心不良。
“我没瞎说，真的，旁观者清。”陶冶很认真地说，“你得防着点儿。刘薇多精呀，还不是照样中了他的圈套？”“嗯，我知道了。”我心想，别看陶冶平常总是嘻嘻哈哈的，竟是个心细又心善的人。我不愿再说这件事，便把话岔开：“听姜瑞田说咱们就要出发了，也不知道往哪去，还能回来不？”“我也听说了。到时候跟着走呗，从长春开到沈阳还不都得跟着。”她低着头捡起地上的草棍信手写了个“妈”字，“唉，一晃离开长春快半年了。看你多好，守家在地的，想妈了就回去看看。”她又叹了口气，“真想家呀，常常做梦。你别笑话我，有几回我都哭醒了。”陶冶是长春人，比我大三岁，她父亲在伪中央银行当差，娶了两房女人，她是大女人生的，跟妈妈另过，爸爸每月给的钱只够维持穿衣吃饭，所以初中毕业她就不再升学，每天帮妈妈缝袜子、糊纸盒赚些零用钱贴补家用。陶冶也是生就喜欢文艺，赶上“满洲映画”演员剧团招小演员就去做了见习生。“八一五”光复后剧团解散，新×军××师政工队招队员，她凭能演会唱又考上了。她跟吴安一是一对不掖不藏的情侣，两个人的性格难得的相像，心直口快热心肠，是公认的大好人。
“你想妈妈啦？”我问。
“能不想吗？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你不是还有爸爸吗？”“这个爸爸有没有一个样，他从来不关心我们，真的，我连他的模样都忘干净了。我只想妈妈，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长春被围得严严实实的，连军队都没吃的，更何况老百姓。听说很多人都被饿死了。”“唉，都说沈阳也够戗，高粱米一天一个价，一麻袋钱换不来一口袋米。上礼拜回家，弟弟买了些碎豆饼当饭吃，说是比粮食便宜。他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填，还直说香，才多大呀就知道心疼人，怕说不好吃妈妈难过。”“豆饼不是喂牲口的吗？”“谁说不是呢，现在买豆饼吃的人可不少呢。”“穷人家的孩子就是立事早。对了，等什么时候有时间去看看你妈妈。”“好，一言为定，下礼拜就去，说不定哪天就出发了呢。”“安琪，我发现最近你跟吴静文很少在一起，也很少说话，怎么。你俩闹别扭啦？”陶冶突然问我。
“哪有啊，好好的闹什么别扭？”“那就好，姐妹们能聚在一起不容易呀。吴静文挺好的，我跟她就挺合得来。”“是，是挺好的。”我敷衍着没说心里话。
胡美丽跳过来，扬起一股呛人的灰土，我跟陶冶都赶紧捂往嘴巴。
“唠什么哪，唠得这么热乎？”她连说带笑地挤在我俩中间坐下。
陶冶挪到一边去，“你又来凑什么热闹？”胡美丽好脾气，谁说什么都不在乎，即使生气也是装出来的，“太不友好了！”她忽然又神秘兮兮地说，“你们知道不？训练班结束前要吸收党员呢。不是党员的都得入党。”陶冶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都得入？我就不入，入党不是自愿的吗？在长春时别人都入了，我就没入，这回我还是不入，入党又不能当饭吃。”胡美丽把头一扭不屑地说：“不入？不入你就别干了，这次可不是自愿的，凡是政工人员必须入党。”陶冶不服气地说：“我就是不入，爱咋咋的。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我吓得倒吸一口凉气，“连这样的话你也敢说？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胡美丽搂过我的脖子，“看你吓的，放心，咱不会去打小报告。”陶冶鼻子一哼，“那可说不定。”她起身站起，一拍屁股径自走了。
我跟胡美丽也忙站起来去追陶冶。
“陶冶什么玩笑都敢开。这种话可以说着玩儿吗？”我有意替陶冶开脱。
“我知道她是开玩笑，你以为我连好赖话都不分啦？”胡美丽勾住我的手，软绵绵、热乎乎的小手在向我传达善意。
空旷的大办公室用卷柜隔成里外间，里间十张铁床排成两列，看上去活像医院的病房。谁睡哪都是刘薇指定的。我的床在最里边，也许因为我最小照顾我，没人反对，没人计较。外间放两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用来写字、化妆。桌面上放着一堆瓶瓶罐罐，各自有主绝不相混。
军训一天下来非常累，不知怎么我照旧失眠。就要出发了，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事情，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和具体的去向。从训练班的活动内容看，无疑是为不久的将来就要开始的一场战争做动员、做准备，战争的对象就是被称做“匪”的八路军。听姜瑞田说，“八路军”是抗战胜利前的称呼，现在叫“解放军”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党？解放军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军队？为什么非要跟他们作战？这林林总总的疑问，不想还好，一想起来就叫人头痛。没来政工队以前，我只知道上学读书，放学帮妈妈做活，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帮妈妈多赚几个钱，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不饿肚子，有衣服穿，能交上我跟弟弟的学费。要求就这么简单。至于将来怎样，偶尔想想，因为想不出什么头绪和结果，索性就不去想了。
入政工队以后，虽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我的眼前却展开了一片新天地，收获了许多从未有过的新感觉、新体验。过去每天接触的只有老师和同学，要做的事情也不过是读书、写字和游戏。现在才明白，不仅千人千面，而且每个人的脾气、秉性、身世、境遇等也各自不同。现实的问题比书本上的问题复杂多了，艰深多了，不仅要求我分辨好人坏人，还要学会判断是非对错。现实逼迫我必须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成熟，再不允许我继续做糊里糊涂、懵懵懂懂的小孩子。于志强，我把你比做一部玄远深奥的书，虽然一时还不能读懂你，但我敢断言，你是一个天大的好人，一个有理想、有精神、不畏艰险敢作敢为、值得我信任的人，我要以你为榜样，明明白白地活着，要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此时我的脑海里忽然闪出一句话，是屈原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明天训练班结束，今天上午开大会，丁处长在会上动员每个政工人员都要加入中国国民党，以表明对党国的忠诚和为党国鞠躬尽瘁的决心。在全师的政工干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是党员。政工队中除了三名新队员不是党员外，吴安一、姜瑞田、陶冶、王亚芬也都不是党员，其余大部分人都是在长春时入党的。听说去年冬天在长春准备吸收一批党员，但还没等履行手续就已移防沈阳，所以这次都要填表。何队长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话，说我年纪尚小，不满十八岁，不具备入党条件，劝我不要着急。我心里说：我着的什么急？谁稀罕呀？
什么国民党呀、呀，我全无兴趣。入党怎样？不入又怎样？入了有什么好处？不入又有什么坏处？既然想不明白，又何必徒费心思？
午饭后女队员都回寝室午睡，我刚合上眼睛就听见胡美丽跑进来大呼小叫：“真不像话，政工队又出贼啦。”经她一嚷大家都急忙坐起来，这个问：“出什么事啦？”那个问：“谁是贼呀？”“丢什么啦？”“胡美丽，是不是这两天伙食刚好点儿，你吃多了撑得不知说啥好啦？”陶冶话一落地就引得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