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的行政体制中，大臣不贤会被弹劾，那皇帝不贤该怎么办呢？首先可以下罪己诏，严重的话也应该让他退位。当然皇帝受到的监督比任何人都多，机会成本又太高，所以他们特别谨慎，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宋徽宗其实很有资格被推翻，但他抢在被人推翻之前就主动退位，失去了一次示范的机会。但是没有关系，南宋还有一位皇帝将向大家躬身示范：皇帝犯了错，是怎么被弹劾下台的。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年过六旬的宋孝宗禅位于第三子赵惇，即为宋光宗。光宗即位时已经43岁，当了近20年太子，表面上一直恪守孝道，胡子都等白了，多次催促后终于等到禅位。光宗皇后李氏是一位悍妇，与公婆关系不好，经常挑拨父子关系。绍熙五年（1194年），孝宗病重，光宗也不去探病。中国人自古以忠孝为大节，皇帝作为天下的表率，却不忠不孝，这未免令人担忧。但群臣的担忧又很快升级为愤怒，光宗不但拒不向父皇请安，还和向他进谏的大臣们公开争吵，这当然很快就会演变为舌战群儒。六月，孝宗感觉自己大限将至，哀求左右让他见儿子最后一面。首相留正率宰执和皇子嘉王赵扩恳求光宗前往探病，光宗仍不肯。

留正拉住光宗衣襟泣道：“病势已危，再不见就见不着了！”光宗怒而要他们滚出门去，群臣真的全部走出城门。所幸知合门事韩侂胄从中调停，说只是让你们出殿门，不是城门，群臣才各自回家。六月九日，宋孝宗驾崩，享年67岁，在皇帝位26年，在太上皇帝位5年。驾崩当夜，身边的宦官不敢去向光宗报丧，犹豫再三，跑到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私宅报丧，第二天上朝赵汝愚才向光宗报丧。老人死了，不能给亲儿子报丧，却通过别人转告，这本已令人气愤，更令人气愤的是，亲儿子居然拒绝为父亲出丧！这已经超出了国人的底线，朝野大哗，甚至传言有些边防驻军准备投降金国。再不将这个皇帝弹劾掉，局面将无法收拾，于是一场废黜宋光宗的“密谋”就公然展开。但在这个紧要关头，首相留正却没有负起责任，半夜坐轿子跑了！赵汝愚、韩侂胄紧急挑起重担，联系吴太皇太后（宋高宗皇后）、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准备在出丧时改立嘉王为帝。出丧当天，光宗果然没有到场，群臣奏请嘉王赵扩即位，太皇太后批准。嘉王本人也没有准备，开始不愿意，但在太皇太后和韩侂胄的强制下登上帝位，即为宋宁宗。宋光宗“升”为太上皇，六年后，不知道在什么心情中驾崩。

“绍熙内禅”向我们很好地展示了在宋朝的政治体系中，一个皇帝犯了错误，应该怎么处理。汉朝的大司马将军霍光废黜昌邑王（刘贺）的故事看起来很类似，但其实不一样。昌邑王只是个当了27天皇帝的小孩，根本没有掌权，被权臣废黜有政治斗争的内涵。至于霍光说他在位27天就做了1127件荒唐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而宋光宗则是一个地位非常稳固的宋朝皇帝，没有权臣威胁皇权，他本人干得也不错，不但经济持续增长，在对金国的外交中也渐渐取得优势，他被推翻确实是因为不守孝道而不适合继续当皇帝。宁宗继位后，功劳最大的赵汝愚自然成为首相。赵汝愚是道学家的领袖，典型特征就是正直得迂阔。他认为这次推翻光宗是理所当然，大家没有必要邀功，引起许多人不满，这些人自然聚集在了韩侂胄周围。韩侂胄是韩琦的曾孙，母亲是吴太皇太后的妹妹，老婆是其侄女，自己的侄女又嫁给宋宁宗，堪称宋朝最牛外戚，他在绍熙内禅中，联络内宫尤其是太皇太后，确实居功至伟，想得到节度使之封，但赵汝愚对他说：“你是外戚，何必贪功呢？”只给了个宜州观察使。不知赵汝愚是否忘了，韩侂胄是外戚，而他是宗室。

他不是碰巧姓赵，而确实是宋太宗皇子楚王赵元佐的后代，虽然和现任皇帝早就出了五服，但毕竟也算宗室。宋朝祖训不赞成宗室为官，整个宋代，确实也就只有赵汝愚一个宗室成员当了宰相。这主要是因为赵汝愚出了五服，最初大家没把他当做宗室，而他自身正直又有才华，理所当然地成为宰执。但现在如果要针对他，宗室身份就可以成为把柄。赵汝愚自己还出了一个昏招：让临阵脱逃的笑柄老头儿留正复为宰相，韩侂胄、京镗、赵彦逾等人就从此入手，顺利弹劾留正，继而掌控了御史系统，接下来大力攻击赵汝愚的宗室身份。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赵汝愚终于顶不住围攻，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而韩侂胄如愿进封保宁军节度使。赵汝愚一倒台，道学家们就都遭了殃，朱熹、黄裳等纷纷下野。为避免这些人反攻，韩侂胄设立“伪学”之说，将赵汝愚、朱熹等59人列为“伪学逆党”，禁止为官，史称“庆元党禁”。当时有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上书为赵汝愚争辩，并直指韩侂胄是弄权小人，均遭到责罚，被誉为“六君子”。朝中有数十人因进言反对而遭责罚，平民吕祖泰上书请斩韩侂胄、苏师旦等人，遭杖责。

赵汝愚、朱熹分别于庆元二年、六年卒，之后更无人能制韩侂胄，宋朝两百余年来形成的良好风气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庆元六年京镗卒后，礼部尚书张孝伯进言儒家在中国惹不起，韩侂胄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放宽党禁，追复赵汝愚、朱熹官职。韩侂胄的仕途一片顺畅，庆元四年封少傅、豫国公。五年封少师、平原郡王。六年进太傅。嘉泰三年（1203年）拜太师，并担任了一个“平章军国事”的职务。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职务，北宋文彦博、吕公着等重臣到了退休年龄，朝廷给一个“同平章军国重事”的头衔，可以不按时上下班，但也可自愿参与朝议，是个荣誉头衔。而韩侂胄去掉“同”、“重”二字，成为独揽常务的实职，实际上是恢复了丞相职务。韩侂胄专权后，北伐中原的言论甚嚣尘上。韩侂胄大喜，召集诸将商议开战，一时引起朝野震动，又有许多人进言不可，其中武学生华岳使用叩阍（普通吏民直接向皇帝申冤）的渠道请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以谢天下。但反对的人都遭到韩侂胄贬斥，北伐已成定局。当时的金国在金章宗治下，又改变了金世宗阻止汉化的策略，重新汉化，前期经济快速增长，但后期天灾频繁，北方草原上的蒙古部族又纷纷崛起，金国的财力捉襟见肘。

为应付财政危机，金国仿宋制发行了纸币，结果造成了市场经济极大混乱。金国确实开始进入困难期，让很多宋人认为是可乘之机，而韩侂胄也需要一场大胜来奠定自己的功业，“开禧北伐”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开战前韩侂胄作了大量准备，追封岳飞为太师、鄂王，追夺秦桧的官职、赠封，改谥谬丑。这些当然都是大快人心的举措，一时间北伐取得了全民的广泛支持。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年）初，双方先在川陕边境试探性接战。四川长期以来是吴家的地盘，历经吴玠、吴璘、吴挺三代80年治理后，“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但吴挺之子吴曦资历太浅，吴挺卒时仅官至高州刺史，不可能继为宣抚使或制置使。但韩侂胄掌权后，吴曦积极巴结，数年累官至兴州驻紥御前诸军都统制、利西路安抚使。虽未能掌控全蜀，但毕竟回到四川带兵，虚衔也升至武宁军承宣使、太尉。吴曦积极支持韩侂胄北伐，战前被升为四川宣抚副使，头上只剩下一个宣抚使程松。开战后吴曦最先出兵，进围抹熟龙堡，但被金将蒲鲜长安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