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进程密不可分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与思想解放和理论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所谓思想解放，就是在摆脱“左”、右等各种错误思维定式束缚后的一种认识升华和观念创新。反“左”属于思想解放，反右同样属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多轮思想领域的解放，极大地推动了改革的进程。
（一）真理标准讨论与改革开放的舆论准备
任何改革的推动和顺利进行，都首先离不开在全社会形成一定的思想条件。而思想条件的形成又总是需要一定的突破口。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从一定意义上说，能否在中国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性的因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就是两条思想路线之间的争论，这是我国的第一次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7年底，主要内容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第二阶段是从1977年底到1978年11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广泛开展讨论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大讨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可以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开启了我国思想理论与政治路线上的根本突破与根本创新的征程。
真理标准的讨论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其发生也具有特殊的历史条件。当时，我国已经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长达十年的动乱，使我国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仍极其严重。如何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和把中国引向何方，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两个凡是”口号的提出，阻碍着人们对过去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直指僵化思维——“两个凡是”的要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进行了剖析。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该文。翌日该文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此后全国各大报刊陆续转载。文章的发表在全社会引起共鸣，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并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6月以后，党内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打破了一度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人从过去种种“左”的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转而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观察和思考问题。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作了理论和舆论准备。
1978年12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强调：“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针对“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式，《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他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可以看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摆脱出来，为我国走出“文革”十年动**打开了道路，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
（二）解放思想的历史贡献与重大意义
科学的理论往往是正确实践的先导。丰富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必然需要认识上的反复和对比，需要理论上的争论和共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根据现实的发展，不断突破传统理论和思维的误区，这是改革开放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为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思想上的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开启之点、先行之声，也是改革开放的首破之题。解放思想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解放思想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改革开放实践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解放思想不仅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还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始终不为外部影响所动，坚持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前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当外部“历史终结”论和国内怀疑论交织时，我们党和政府实事求是地审视和判断形势发展和面对的局面，用创新的思维科学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有力廓清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新阶段。从理论上说，解放思想主要是一种尊重客观实际而又不断创新的思想范式和精神状态。思想僵化和思想禁锢的结果是阻碍人们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认识与实践相统一。作为其对立面，思想解放则是可以促进人们的思维和认识随社会实践进行而不断发展，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开拓新的境界。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成就；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首先，解放思想为确立正确的路线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证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党的思想路线的指导，离不开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不断推进的思想解放，离不开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只有科学地认识真理，才能重新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同样，以真理标准问题为切入点，有助于我国走出过去“左”的、僵化的认识误区，客观地审视国情，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并及时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来。例如，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被中央高层认可和推广，就与真理标准讨论营造的宽松政治气氛有关。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邓小平同志才指出：“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
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解放思想营造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精神风貌。如果说，改革开放实践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那么，解放思想就是打开这个事业大门的钥匙之一。推动这个新的事业，必须面对一系列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只有社会成员保持积极向上、敢于探索的精神状态，才能破除迷信、允许失败，在实践中做到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在认准方向后敢干敢闯。这样，才能真正地尊重实践，在敢走新路的同时避免走弯路。正是由于思想的解放，我国才能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突破旧体制的束缚，从固守成规转变到各方面改革，使我国社会呈现丰富多彩、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思想解放使人民群众摆脱了许多思想上的枷锁和禁锢，极大提高了思想水平和认知能力，深刻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激发出空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标准讨论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先导。
再次，解放思想为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从根本上说，解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坚持和重申，这为我国的理论创新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改革开放实践准备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从改革开放的理论准备来说，首要和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问题。由于中国落后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社会主义起点有着巨大的不同，如果抽象地理解社会主义原则，笼统地、不切实际地把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绝对化，就会使现实的社会主义严重脱离实际，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地从实际出发坚持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始终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之下，并在坚持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现实相脱节。
总之，解放思想的历史作用在于催生了两大创新。一是解放思想催生了理论创新。由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我国创造性地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使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改革、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可以说，解放思想的30多年也就是理论创新的30多年。二是解放思想催生了体制创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改革开放应运而生。通过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理论变为现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再造；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改革创新中得以不断推进，执政能力明显提高。简言之，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孕育和迸发出蓬勃的生机和创新的活力，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为世界瞩目。
（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几次思想解放
改革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先天的模式。因此，建设社会主义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新的问题，这决定了思想解放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启程后，围绕改革开放，我国的思想解放进程并没有停步，这也是改革不断推进的动力。
1．经济体制改革被正式提上日程，是我国的经济领域改革的重大思想解放。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讨论始于1984年，主要是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其结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经济思想解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冲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陈旧观念，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理论。《决定》明确指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此次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大解放，既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划清了界限，又勾画出同高度集权式计划经济相区别的新体制框架，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性一步。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此次思想解放直接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掀起了整个经济领域的“革命”。一是开始建立由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和技术市场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倡市场竞争和运用经济杠杆，启动塑造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大力推行以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的两权分离企业制度；三是实行调放结合和放控结合的价格双轨制；四是建立“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通融”的新信贷体制；五是逐步实施14个港口工业城市开放体制，以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51个市县的沿海经济开放区体制。
2．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上的思想解放。1987年10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是我国改革开放指导理论的又一次解放。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指出既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并首次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十三大报告还强调指出，有关我国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正确论断，对于防止和纠正“左”的和右的干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还直接带动了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199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进一步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
这次思想解放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较快发展。一是加快了建立和培育包括要素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步伐；二是加快了缩小指令性计划的速度，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三是在政策和宪法上正式肯定了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四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五是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各种非按劳分配的方式；六是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功能，广泛推动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七是在整顿治理中继续深化了金融、工商管理、流通等某些领域的改革。
3．关于我国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思想解放。长期以来，受传统社会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一直被看作是与社会主义不兼容的体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对此问题最终有了全新的认识，突破了传统认识
的误区。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我国经济因西方制裁增长放缓，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前景开始出现分歧，主张回归旧体制的“左”倾思维浮现。为了应对这一股逆流，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方谈话，他对乱谈姓“资”姓“社”、干扰改革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指出应从“三个有利于”出发加快改革开放步子。同时也强调，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曲折和暂时复辟不要惊慌失措，针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必须始终注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年10月，依据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次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设计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主张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使得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争论落下了帷幕。
此次思想解放直接促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改革。一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特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取消价格“双轨制”，实现有国家调控的市场自由定价制；三是加速进行计划、投资、财政、金融、房地产和对外关系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大幅度地提高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四是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五是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积极改善宏观调控机制，逐步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的新局面；六是形成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引资格局和引资**。
4．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2004年3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系统阐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讲话，指出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战略位置”，“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完整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四层内涵和基本要求，指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这次思想解放促使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最后完善阶段。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体制建设。二是开展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建设。三是全面开展“八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统筹兼顾体制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四是开展以人为本和民生取向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制建设。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思想解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丰富多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党智慧的结晶，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改革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论思考，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理论的系统探索推向了新的高度。首先，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改革开放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和关键性意义。其次，提出了改革的时态论，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一对改革持久性的强调，消除了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再次，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定位。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同志关于改革战略定力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其中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两个死路一条”的论断，即不实行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二是“两个保持”的要求，即“保持战略定力，保持政治坚定性”；三是“两个防止”的警示，即“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四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论。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位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论述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更重要的是阐明了改革的性质和根本任务，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和总方向。五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论，将党的领导与改革合力作为深化改革的动力。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的统一，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这一论述深刻阐明，只有在加强党的领导和紧紧依靠人民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强大的改革动力，打赢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就是为了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全面深化改革要最大限度集中群众智慧，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汇合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以最大公约数的思想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聚合众力、融合众智，就将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和持久的改革动力。最后，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论。习近平同志指出，在经济发展中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市场不是起全部作用，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论述，澄清了关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错误解读，有力地反驳了新自由主义的非调控化主张，为深化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奠定了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