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探索超越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经验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与适应性

中国改革开放是一种渐进性和适应性的改革，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渐进性，主要表现在它选取了先易后难的途径；而适应性则体现在，这种制度变革是主动性的、为了适应生产力（技术水平）的要求进行的改革。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手段和条件看，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改革对象和改革领域的选择

中国经济改革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原有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目的在于超越现有技术水平的不合理组织形式。从马克思的制度观点来看，社会生产的组织体系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或技术条件的基础上的，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致被淘汰。而中国经济的技术基础在整体上是低层次的，在改革开放前，尽管中国的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与世界技术发展相融合，导致生产的技术条件还很低下。因而，中国的制度变革解决的问题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适应世界技术进步的需要。由此也不难理解，与世界技术水平的差距越大的产业部门，越是最有可能在改革上取得成功。同样，对技术水平要求越不高的产业部门，也越有可能通过改革取得成果。因而如农业、服务业、手工业等，自然就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从农业来说，当农业技术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时，集体的合作经济模式显然超越了生产力的基础，而改革后一方面生产组织形式适应了技术水平较低下的中国国情，另一方面中国的开放也为先进农业技术的快速引进创造了条件，从而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从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来说，其生产过程不需要过高的技术工艺，大规模的组织并不适合其发展，也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因而一旦政策容许，由私人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非国有经济组织，必然会因内在的经营灵活性而取得竞争上的优势。

从技术本身的发展要求看，随着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特别是工业部门的物质技术能力的提升，必然在客观上导致全社会的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比如，计划经济体制下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经济管理体制，是与传统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相适应的，并且受其制约。这种旧的经济体制，实质上会损害并阻碍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导致的产业部门的自发演进，不利于经济结构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重组和优化。以比较落后的产业部门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实质上适应了生产技术水平的多层次性，也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这显然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的“改革”舍弃了西方外科手术式的“休克疗法”改革方法，走的是一条稳妥推进逐步深化之路，这是一条东方“渐进式改革”的转型路径。改革开放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特别强调是在坚持国家基本制度和原则基础上的自我完善，逐步调整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比重，坚守国家主体经济为先，经济制度改革是渐进式的，是逐步进行的过程。由于以“稳定”作为改革的前置条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避免了社会极端分化和动**。

（二）改革推进是以放权让利为先导

放权让利是推动改革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新的制度能否产生潜在的收益，而后者又取决于生产主体和个人积极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发展中，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显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采取的改革措施，本质上是对传统体制下利益关系的再调整。由于改革以前经济权力和利益由国家高度集中，因而，这种再调整的方向只能是改变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和利益，在下放权力的同时，通过利益的引导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放权让利并不是改革的本质，改革的目的是要通过赋予基层经济主体自主的权利和相应的利益，改变经济活动中效率低下的局面，特别是促进其对经济效益、技术进步和产品改良的关注。因此，激励机制的中国制度变革的中心问题，建立和健全能够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实现。“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

与放权让利相关的改革经验，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实行了“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战略，即首先在“体制外”取得突破，通过农村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某些地区发展非国有经济，利用差异化政策加速沿海地区改革和促进其经济迅速发展，逐步积累改革经验和资本。这样的放权让利，不仅使改革具备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撑，而且使改革的时间和空间有更大更宽的回旋余地。同时，我国改革开放采取的是试点先行的办法，即通过“逐项的、部分的、增量的，先点后面”的改革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至全面。改革采取的路径是从下到上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先对增量部分进行改革，然后用增量的改革成果带动存量改革。可以说，增量改革推动和引导存量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伟大创造，这种改革模式不仅加快了放权的步伐，而且能够有效界定让利的领域、范围和幅度，从而使改革具有可控制性。总之，这种改革由于是采取了从下到上、小步快进的改革方式，造成的社会震**小，达到了改革成本低和成效高的双重目的。

（三）经济体制改革以政府的推动为条件

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管理制度总是具有巨大的惯性，这是因为现存的制度是维持现有利益格局的基础。经济制度之所以对社会经济生活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主要是在于它能诱导经济主体的行动。中国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的。由于政府垄断了经济资源和劳动力市场，因而也就垄断了主要的经济活动。没有政府的推动，制度的改变是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的农业制度变迁中，农民的自发行为固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反映了农民对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的取向。但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它是很难成功的。实质上，到1980年初，实行“双包”的生产队也仅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1.1%。而1980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才迅速发展起来，1980年底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比重提高到14.9%。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一般地讲，联产就是需要承包”，使“包干”的存在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据。至该年6月，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比重就提高到86.7%，而到了1983年初，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已占到93%，其中大部分是“包干到户”。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存在同样的情况。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对其政策定位的改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最初的“滋生剥削阶级的摇篮”，到“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再到“与公有制经济平等存在长期发展”，在2005年2月28日，中国制定并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政策层面上不断拓宽了非国有经济的生存空间，加强了对其发展的制度保障。由于政府的推动和政策保障，1980—1992年，非国有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40%，非国有经济成分在中国工业产出增长的份额从1978年的18%增加到1992年的67.5%。而非国有经济中，最主要的就是民营企业（主要是大量的个体和私营企业）。1989年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有9万户，2001年达到97万户，到2004年达到334万户；私营企业创造的总产值从1989年的420亿元达到了2003年20000亿元；私营企业每户就业人数将近15人，解决的就业人数达到4200万以上。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中，我国政府的有目的性的推动是建立在试点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的。这种政府推动的改革，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最终落实并取得成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