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功的政治和经济因素

中国模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中国模式不同于其他模式的特殊性质，主要是其深藏在发展模式中那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或就是中国模式的最核心原素，也是最基本的原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模式，可以清晰地体察其合理长存的理据，以及文明先进的素质。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许多不同的方面，但其核心关键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这两个方面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互相强化支撑。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功的政治因素

政治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对中国道路持怀疑态度的西方舆论往往集中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他们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否定中国的政治制度，从而形成一个所谓“成功的经济发展与失败的政治体制并存”的悖论。但是，回避或者否认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力量的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就无法真正认识中国道路的历史成因。

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真正秘诀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在于坚持这条道路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建党起就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民主自由为奋斗目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和这条道路的远大目标紧紧相连。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能时刻站在时代前沿，谋划长远全局。在实践中，我们党一旦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就能为实现这些目标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此外，我们党的决策层不仅目光长远，而且能够制定切实的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相比之下，西方决策过程常常被各种利益集团和选票政治所绑架，在体制转型和危机应对领域会受到很大限制。可见，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决策效率更高、执行力更强。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相比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它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和创新这个理论体系。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能够突破种种束缚，大胆开辟历史上所没有的道路，也能及时发现失误并加以纠正。“北京共识”提出者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创新，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许多中国问题专家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拥有非常强大的理论支撑，并通过理论创新有效增加领导国家的能力。这种理论的创新性，使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改革都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光明的未来。

中国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和优越性，还在于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动员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就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天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联系更体现为人民享有空前的自由度和参与度，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和发展路径都是首先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舆论监督机制、民众参与机制、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机制、多党合作机制、各部门间及地区间协调机制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政治制度把各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也吸收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观点和建议，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这就是30多年来，中国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战略失误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消除腐败。不可否认，中国存在着事实上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等消极现象。但这些现象与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相比，只是支流；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惩治腐败的力度更强、更有效。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它不能容忍腐败现象在党和国家体制中合法存在，一旦被揭露就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治。预防和遏制腐败的体制机制正在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党内的、人民的和舆论的监督机制正在完善并有效运转。许多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外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很少是直接针对政治制度的，而是要求共产党惩治某些地方和部门的腐败官员。这些外国学者的结论是：中国人民愿意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克服腐败，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在根本上是为他们谋利益的。

（二）中国发展模式成功的经济因素

1．非国有化和自由化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结构变化和激发劳动者积极性，进而在整体上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方向。从历史的纵向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横向维度来看，那种将中国的发展归功于自由市场改革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例如：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将中国与其他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进行比较，来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一致同意，全民医疗保健和基础教育（这在改革以前的时期即使在农村也是普遍的）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7岁；婴儿死亡率从超过20%下降到4.2%。这是世界上在同一时期所见证到的最快的人类发展之一。197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的会议上，中国的基层医疗保健体系作为一种极其成功的模式被推荐给全世界。与此同时，中国成年人的识字率从1949年以前的不到20%增加到1980年的66%。在所有这些生活质量的指标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有着相似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曾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的崛起发表评论说：“（在改革以前）中国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的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为中国经济崛起做好了充分准备。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放松政府管制，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政府单纯地放松管制和经济活动完全自由化的结果。对此，人们易于产生误解。例如，在现有的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研究中，相当多的学者引入了制度变量概念，试图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制度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但他们采取的方法，多是借鉴国外的办法，用“经济自由化指数”（Economic Freedom Index）作为工具来实

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这显然是有欠缺的，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绩的真实原因。

需要指出的，国内学者在衡量制度改革方面选取了与西方学者研究中采取工具相似的变量。如贺菊煌（1998）使用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经济制度的代理变量，认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而宋德勇（1999）则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主要反映在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三个方面，该三项指数可以解释年增长的95%。金玉国（2001）通过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来衡量中国宏观制度的变迁，认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是第一位的。王文博等（2002）则设计了非国有化率、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收入比重、对外开放度等四个制度变量来代理制度因素，并用主成分法分析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叶飞文（2004）也构造了非国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社会占有财富程度、开放程度等四个相类似的制度变量来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些研究比较突出的特点是都将经济自由化作为主要的代理变量，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但这种使用代理变量的方法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因为代理变量仅是制度变革的外在表现，或者是制度变革造成的结果，而并不是制度变革本身。实质上，制度本身是一种质的规定性（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属性），而不是量的规定性，因而对制度进行量化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的。如安立仁等就认为，运用代理变量来测量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所选代理变量很难具有统计学上所说的效度，分析结果也很难具有信度。

为了更清晰地看出用自由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将非国有化率（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这个指标（见图8-1）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放在较长的时期内进行一个对比。图8-1表明，1952—2003年间，中国的非国有化率经历了一个由急剧下降转向缓慢上升的过程，可以看出，在1952—1957年私有经济急剧下降、国有经济不断上升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却呈现了稳定的增长势头。而在1992—2001年，中国的非国有化率有了一个急剧的上升，但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却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有所下降。这种不一致，显然不能支持关于非国有化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的结论。

图8-1 1952—2003年非国有经济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的数据整理。

实际上，如果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分析，在技术水平没有更快的变动下，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经济增长中的波动。从1952—2003年中国资本存量和劳动的增长率变动情况看，1952—1957年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同一时期的资本存量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是密切相关的，而1992—2001年中国资本存量同样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使同期中国经济实现了较平稳的增长（见图8-2）。

相比之下，中国在较长时期的劳动增长率并没有实现大的提高，这与劳动力利用不足（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剩余劳动力的形式存在，改革开放后期是生产领域就业人数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劳动者素质提高缓慢具有直接的关系。

图8-2：1952—2003年资本存量增长率（实线）和劳动增长率（虚线）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0、2003）等各年资料整理。

2．开放国门和引进外资的作用。通过对外开放，引导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进入，是改革开放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外开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制度变化，实质包含着技术进步机制的内在要求。在开放经济下，技术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扩散和溢出来保持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实现技术进步的合理选择。一般而论，跨国公司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之一，但这种技术扩散的成败，主要还是取决于东道国的技术吸纳能力，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存量。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中国在公共教育上长期积累打下的基础，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79—1997年期间，中国签订利用外资协议（合同）累计额和实际利用外资累计额，分别达到6540.01亿美元和483.47亿美元。外资的大量进入，既缓解了中国发展初期的资金短缺，也促进了国外适宜技术向中国的扩散和转移。实际上，FDI进入最多的行业也是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从FDI进入的行业分布分析，2002年以前制造业比重最高。据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底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制造业占全部的70.4%，其中又以劳动密集型和加工组装企业居多，大约占项目总数的60%。与2001年相比，制造业外商投资总额也增加了16.6%。现实的发展表明，制造业是中国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门，这也是导致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服务部门正逐渐成为FDI的重要选择。截至2002年底，服务性行业在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中占到24.3%。部分服务行业吸收外资出现大幅增长：如金融保险业投资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1.1%，而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同比也增长了6.9%和7.6%。

3．资源配置向较高产业部门流动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动，使社会资源向更高效率的部门流动，这是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条件。我们都知道，资本、劳动和技术是在一定产业结构中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对于给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不同的产业结构会极大地影响到经济增长过程。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的部门变化与总量变化是互为关联的，如美国1948—1966年的生产率提高有10%是由资源再分配引起的，而从1929—1957年的数据分析来看，美国经济增长的12%是由结构优化产生的。钱纳里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也论证了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结构的变动可以提高投资率，重新分配劳动力资源，推动总量经济增长。中国一些学者也对改革以来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指

出中国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所有制结构在调整中发展的结果。刘元春认为，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上看，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程度远远高于制度变量（所有制结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因为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达到6.025，而制度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只有0.267，相比而言技术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贡献就更小，平均技术产出弹性只有0.064。因此，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角度看，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应当是以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主导。不过，刘元春也指出，这种二元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以制度变迁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巨大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成功，尽管在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上作用不显著，但至少在经济结构的变化上体现得较为明显。由于大量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是从手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起来的，因而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产业结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如传统发展战略下受到压抑的轻工业，就为非国有企业工业经济的发展所推动。产业结构的改善，缓解了就业结构日益恶化的趋势，使大量劳动力得以从农业中脱离出来，1978—1997年间，城市中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由2063万人增加到5486万人，增长了165.9%，占该时期全国非农产业中劳动者增加量的13.9%。仅乡镇企业的劳动者增加量（10223.84万人）一项，就占全国非农产业中劳动者增加量（24671万人）的41.4%。

经济结构的变动，既源于劳动力的流动和结构转换，也与中国的投资结构变化存在高度的相关性。由于放权让利导致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民间储蓄急剧上升，使中国的投资结构发生了改变。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81年到1997年，在中国的全部生产建设资金中，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份额已从75%下降到不足20%，使社会投资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从投资的主体看，国有经济的投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而私有经济的投资比重上升很快，仅1997—2002年的六年时间中，就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2%上升到43%。同期，城镇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全部城镇劳动就业人数的比重从53%下降到29%，集体经济的就业比重发生了同样的下滑，而私有经济就业人数比重则从33%急剧升高到67%。（见表8-1）

表8-1 1997—2002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就业人数的结构（%）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年公布数据整理。

从投资的产业分布看，三次产业投入比重主要向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倾斜，二、三产业投入的数额呈逐年递增态势，但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入增加数额不明显。2005年，在中国的固定资产完成投资额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规模远远高于第一产业。这也是第一产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可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增长具有一定的联系，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于提升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达到规模效应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4．改革开放加快了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体现中国产业布局的重组和优化，使产业集聚和集中成为可能。产业集聚是某些产业在特定区域相互集中的现象，产业集聚的必要性在于：非集中型竞争性产业中出现的分散化，常常导致“过度竞争”，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企业创新能力缺乏，也不利于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各企业为了生存，将会采取各种恶意或破坏性的竞争手段，从而导致市场秩序混乱。通过产业集聚，可以改变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市场竞争力弱、组织结构分散和非专业化现象严重的问题。产业集群，则是指相互关联的企业围绕产业价值链增值所形成的网络系统，它是城市竞争力的支撑点。其优势是较之竞争对手能提供更紧密的相关性支柱产业，可以把纵向上下游企业或横向关联的企业组织，包括供应商、用户乃至供应商的供应商、用户的用户连接起来，充分发挥相关产业在竞争中的关联效果。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看，产业集聚和集群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可见，改革和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是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调整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升级和调整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技术进步的推动；二是社会需求的拉动。从社会需求的拉动看，随着中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升级的成效是显著的。这种外部的需求会不断给企业以技术进步的压力，反映出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对科技进步起到积极的反作用。从技术进步的推动看，中国的制度改革初步奠定了技术需求的主体，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显然，改革初步奠定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因而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关心，就具有了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和条件。的确，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经济环境的改善，中国技术进步的进程发生了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强调“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转向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成果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固有的较低技术水平的国情决定的。在发展的初期，为了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多地依赖于外部技术的转移和溢出效应，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继续走这条道路就不再是合理的了。因为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下，物质资源消耗过快，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使用，使中国难以长期维持高增长速度。如果生产要素的价格能通过市场得到准确的反映，并通过立法和其他手段限制企业对发达国家已淘汰技术的盲目引进，特别是劳动要素的价格能公平地体现出来，则必然会迫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更注重提高先进技术的供给能力。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转向创新驱动的迫切性日益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由生产决定。”“社会上一旦有技术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被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生产的技术结构的改变可以改变社会的产出结构，进而引导社会的需求结构。加快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推动向创新驱动，是今后较长历史时期内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