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开放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改革观的较量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看，坚持正确的改革观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保证。实际上，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我国理论界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改革观的较量。不走老路和不走邪路，需要重视区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一）两种不同改革观的区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两种不同的改革观的区分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改革的理论基础上，一种改革观认为改革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完整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而另一种改革观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理论为理论依据，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为微观基础，甚至不负责任地错解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自己的庸俗资产阶级理论观点服务。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一种改革观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将搞好搞活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和改革方向；而另一种改革观则是以全盘西化为导向，借市场化之名，行私有化之实，甚至直接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改革思路上，一种改革观是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强调共同富裕，重视社会公平与分配公平，主张既发挥市场基础作用又加强政府的调控，科学对待和弥补市场的内在缺陷；另一种改革观则盲目尊崇西方经济学，置市场缺陷和社会不公、分配不公于不顾，认为强调公平必然破坏效率，主张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
在改革的依靠力量上，一种改革观是主张调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资本、劳动、资源和技术等一切要素的潜力；另一种发展观则是片面夸大资本、资本家和经营者的作用，将改革的对象指向劳动者，将改革中的问题归之于政府，主张取消政府对经济问题的调控和干预，退回所谓自由主义的社会状态中去。在改革的措施上，一种改革观是坚持通过加快国企改革搞活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保证全体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另一种改革观则是主张将国有企业统统卖掉，鼓吹“冰棍论”“靓女先嫁论”，设计改革方案以资本家的利益和少数强势群体的利益为导向，肆意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广大职工的权益。两种改革观的对立表明，当前深化改革有着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必然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两种前途和命运。
（二）坚持正确改革观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勿庸置疑，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排除对改革事业的干扰。但究竟什么会构成对改革事业的干扰？“左”的干扰是否是对改革的唯一干扰？一些人还存在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排除“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他强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的东西在我们党
的历史上非常可怕，而右的东西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使整个事业迅速垮掉；必须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改革开放前，我国20年反右，是用“左”来反右，实际上是用极“左”来反右，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改革开放是一个拨乱反正，是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克服极“左”的教条主义影响。但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矛盾在对立统一中相互转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右会导致“左”的倾向重新抬头，反“左”也会使右的势力死灰复燃。在反“左”为主还是反右为主的问题上，同样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和当时的情况作具体分析。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警惕右，主要防止‘左’”，针对的是特定的历史上的“左”，也有着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我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今天，如果仍认为我国面对的形势没有发生改变，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也违背了邓小平同志既防“左”又反右的思想。没有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在我国只能是一边倒地单纯防“左”，或者是一边倒地单纯反右。
邓小平同志一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这一问题。1981年3月27日，他指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防止有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他强调，反对右的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首先着重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思想和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判和纠正”，指出思想战线只反“左”不反右的危险：“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邓小平同志富有远见地看到，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对于右的倾向的性质，邓小平同志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尖锐地指出：“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上不能放松警惕：“右的东西值得警惕”“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针对反对右的倾向的必要性，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
，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邓小平同志还告诫全党：“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一再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他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地讲：“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对于我国改革事业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科学制定并执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们还应看到，邓小平同志的上述很多论断又是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多年来，国内国外总有一些人蓄意分割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片面归功于反“左”的胜利，而不提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丧失对右的警惕付出的沉重代价。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一厢情愿地归结为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社会制度创造的“奇迹”，而不提拉美、亚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也陷于困境的事实。以肆意诋毁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转移人们审视改革中问题的视线，搅乱了人们的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有人不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而是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有些人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有矛盾的，很多社会主义的条条框框阻碍了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课，才是真正和彻底的改革；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一党专政；应该放弃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框框。其结论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总会转向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方向；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将共产党领导与党的阶级基础相割裂，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资本主义性质相混淆的观点，完全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场，也完全曲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显然是错误的，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歪曲。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从反面惊醒了我们。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显然，邓小平同志的反“左”反右思想，对我国改革开放坚持正确道路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对目前和将来的深化改革仍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