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改革开放中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中央文献中，“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最早是邓小平提出的。1980年12月25日，他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经对我国改革开放形成了巨大的干扰，但我国成功地克服了这一思潮的影响，避开了改革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暗礁和险滩。
（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和判断
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股思潮，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时期就表现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当我们党领导人民努力纠正“**”的“左”的错误的时候，一种右的错误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开始涌动、浮现出来。1979年，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煽动一些青年人上街闹事。在共产党内部，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
邓小平同志及时洞察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这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他们的作用。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要在继续批“左”的同时，“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1980年12月，邓小平又针对有些人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的混乱思想，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后来，由于对党关于思想战线的正确方针执行不力，致使理论界、文艺界产生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地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开展的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消极对待，使之半途而废，没有达到预期成果。
正因为没有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了1986年的学潮。邓小平针对这个问题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根据这个精神，在1987年初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又由于个别领导人的消极对待，没有坚持进行下去，使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滥起来，这就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重要内因。在这次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分析了它的性质和教训，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
应当说，我们党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认识经过了曲折的历程。邓小平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变化了的具体历史条件，作出了不同的判断。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通过三年整党清除精神污染。次年的2月28日，他在同薄一波谈话中指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反对精神污染不以三年为限。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同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与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1987年3月，邓小平在与外宾的两次谈话中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间大约是一百年。
（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任务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反复强调，要一手抓经济建设、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党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社会风气好转、抓打击经济犯罪，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1989年“政治风波”刚刚平息，邓小平同志就尖锐地指出：“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对此，他特别解释道：“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而他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内容正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理想信念的教育，包括对文艺战线和书刊市场的整顿，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清理。邓小平说：“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讲历史。人人都要有个信念，没有信念团结不起来，不会往前奔，只会怨这怨那，起码是颓废，这是不行的。”“思想教育工作要加强。艰苦奋斗还是需要的，前一时期讲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为主也讲得少了。”“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
可见，在改革开放30年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有许多正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干扰。如果我们只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而忽视甚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那就会犯不可挽回的政治错误。邓小平同志为
此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因此，他要求第三代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可以看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改革开放中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绩的重要基础，也是战胜前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的保证。
（三）不能将改革开放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割裂开来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要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思想。所谓不争论，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是指在改革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如经济特区、证券股市等，要大胆实验，用实践检验，不要陷入无谓的争论，以利于抓住机遇，争取时间，发展自己。但是，邓小平关于“不争论”并不是没有界限、没有条件的，在事关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上，在事关大局、事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的。针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多次明确指示要争论。1983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的办法时指出：“中心的办法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允许宣布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不出来争。”
在实践中，有些同志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不争论”的思想，因而对自由化采取了听之任之甚至是纵容的态度，不敢或不愿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1989年5月，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但是，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思维：一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认为政策要变，改革开放要“收”，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妨碍改革开放。针对这种看法，邓小平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由于我国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为我国后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确立了良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条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