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的领导集体在理论创新上的贡献

任何社会变革的产生，都和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要求相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事业同样如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深化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不断书写新篇章、开拓新境界，依赖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离不开亿万民众的智慧和创造，同时也得益于党的领导人根据现实国情对社会主义发展“永不停顿”的深邃思考。

回顾和梳理党的领导人关于改革的重要论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历史进程的延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在实践中体现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在理论上则体现为我国关于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日臻完善。在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每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党的领导人都能根据现实发展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做出科学的决策。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尽管都各具其时代特点，但都既面向现实又围绕实践，均构成了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些具有时代背景的丰富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激发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进程中内蕴的巨大活力。

（一）改革破冰期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论述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的破冰和启航，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面对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从国际方面来说，20世纪6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威胁在弱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生产力水平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吸引力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上改革道路。从国内来看，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和我国经济体制僵化趋势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经济活动效率低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导致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在这一个历史性的关头，邓小平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及时地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以“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并最终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得到明确，即改革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个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并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从而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的破冰一方面有来自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有来自人们观念上的阻力。针对前者，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路在于改革，通过调整不适合现实国情的经济体制，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他后来对此总结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针对后者，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针对社会上将社会主义改革与革命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提出，改革与革命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形式和基本途径。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完善，必须始终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只有不断改革生产关系，改革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78年，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后他明确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样，就深刻揭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将改革置于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高度。

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方法论问题，邓小平同志也作了科学的阐述。针对改革之初无现成的经验可循的局面，他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观点：“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探索前进。”这种探索前进的办法，一方面可以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试点、试验的方法逐步推进，进而克服改革中的畏难情绪并有效化解改革面对的系统风险。在经济改革领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并对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改革陷入失败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

此外，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的观点。他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针对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和职能改革滞后、影响改革深入进行的实情，他及时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他多次强调要本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是要增强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力；第二是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要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下放权力问题”。他还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围绕各级领导班子进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并力主废除了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些关于改革丰富内涵的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对我国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具有

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确立和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改革思想

1．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确立时期的改革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既有关于改革方向、方式的争论，又有新旧体制各种力量的交锋。来自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使我国社会主义改革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正如历史所表明的，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国内外针对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和未来命运的争论开始回潮。单纯就国内情况而言，这种争论应当说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不兼容问题的理论突破以及改革的梯次推进，市场机制开始发挥调节作用，导致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贫富差距开始出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取向和行为选择开始分化；另一方面，由于原有体制决定的利益格局及改革中不规范因素的影响，改革的推进遇到来自多方面的阻力。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继续推进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其一，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改革探索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有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党的十二大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设想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我国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目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6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概念，使我国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目标定位，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也为多年争论不清的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画上了句号。

其二，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本质要求。江泽民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主要经验时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江泽民同志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不可偏废，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他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过，“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指导和调控。”这些论述，对于我国保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调控优势，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其三，在勾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基础上，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内涵。针对改革推进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存在形式多样化的实际，江泽民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他科学地指出，经济改革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方面要体现在量上，即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另一方面更要体现在质上，即保证国有经济能够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与此相应，他将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这一论述，既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重视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也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通过市场竞争发挥各自优势和共同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经营方式和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从而澄清了把股份制笼统地说成是公有制或私有制的两种极端思想。只要国家和集体控股，就具有明显的公有性。同时，要鼓励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该报告还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既反对了那种以为初级阶段不必发展非公有制的潜意识，又反对了那种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和把现阶段发展本国私人经济永恒化的偏激思潮，坚持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八个字统一起来认识和把握。由于这个认识上的突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快速进入攻坚阶段。一是产权交易和资产重组广泛化，国有企业力图通过“抓大放小”而摆脱困境，并实施再就业工程；二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非公有制发展迅猛；三是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危机；四是部分纠正政治权力经商的体制，禁止军队、武警、公检法等部门经商，打击走私动真格；五是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六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的体制。

针对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新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指导原则。此外，他还及时提出了“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论断。这些论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调节收入差距过大和规范分配秩序提供了依据，使社会分配公平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现了内在的统一。

其四，关于改革方法和推进步骤的论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改革需要稳妥，但又不能错失机遇。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既要做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坚定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并且“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他高度重视改革措施和方案的难易选择和实施步骤问题，指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避免发生大的社会震**。”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江泽民同志也高度重视推进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使各领域和各层面的改革相互促进。简言之，在改革方法上，重视改革的力度、速度与社会可承受度相适应。

2．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改革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巩固，我国经济社

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进入新的世纪后，胡锦涛同志对我国的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

其一，提出了全面的改革观。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一论断适应了我国经济多年快速发展后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整体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经济活动效率低、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不同步等现象也开始凸现，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顽疾。提出全面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克服我国过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这一改革思想的指向，就是从根本上树立科学发展观，使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始终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使改革服务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使统筹兼顾成为推进改革的内在原则，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础。在对待改革的工作方法和态度上，他提出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胡锦涛同志还提出，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经济效率提高、促进社会和谐。这些论述，为改革任务繁重的历史新时期如何推进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其二，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提炼。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根本的原因在于坚持了“十个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样，就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从而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关键立足点、根本路径、成功真谛和外在条件。

其三，提出了“两个注重”和“提高两个比重”的改革要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指出了实现公平的途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论述，突破了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狭隘思维，澄清了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

其四，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新见解。胡锦涛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将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参照标准之一，适应了新时期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开展政治工作的客观需要。他还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取向。这一定位，从三个不同维度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对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的价值。

（三）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我国关于深化改革的思想

不容否认，经过30多年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当前我国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国既面临其他崛起的大国曾经面临的难题，如大国崛起受到的外界掣肘、内部结构调整的迟滞、社会转型的困惑、生态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挑战，更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可以说，当前我国推进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因此，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针对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样作出了新的论述。

1．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论述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立场和基本原则。只有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改革，推进党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的改革，我国现代化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协调统一，才能使我国的生产关系不断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上层建筑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2．深化改革中必须坚持的方法论，习近平同志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同时要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习近平还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

3．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权衡的主要因素。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五个关系的判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为正确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推进各项制度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4．出台深化改革措施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习近平同志将调查研究看作是推进新一轮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市场体系、经济制度、宏观调控、社会活力、公平正义和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他更进一步具体地界定了调查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一论述不仅为如何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新时期我国寻找新的改革突破口指明了方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