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最可爱的人
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这样写道：“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用“最可爱的人”来形容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合适不过了。他们只是普通一兵，却拥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和一份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信仰。
毛岸英的牺牲
2009年10月5日，温家宝来到位于朝鲜的志愿军总部陵园内，他走到毛岸英烈士的墓前献上花束，对着毛岸英的塑像说：“岸英同志，我代表祖国人民来看望你。祖国现在强大了，人民幸福了。你安息吧！”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权。相反，他时时刻刻与普通人保持一致，甚至比普通人承受得更多。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际，毛岸英成为了“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不幸的是，他入朝后仅仅只待了34天，就将鲜血和生命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他的牺牲，既表现出了个人崇高的献身精神，也体现了领袖与人民共进退的一致性。
与同龄人相比，毛岸英的曲折经历十分少见。8岁时，他便和母亲杨开慧一并入狱，在亲眼目睹了母亲与敌人斗智斗勇之后，又尝到了年少丧母的锥心之痛。母亲牺牲后，毛岸英被党的地下工作者转移到了上海。后来，由于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失去了生活来源，从此流落街头，当学徒、卖苦力，还捡过破烂、拉过人力车。1936年，地下党组织关系恢复后，毛岸英被送往苏联学习。
在苏联学习期间，毛岸英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并在战争中表现优异，获得中尉军衔。不久，他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进攻。1946年年初，毛岸英回国。临行前，斯大林还特意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把手枪，以作纪念。
回国后，毛岸英只和毛泽东吃了两天的小灶饭，就跑到机关食堂和大家一块吃大锅饭了。另外，他还遵照毛泽东的指令，住到当地著名的劳模家里学种地。吃惯了洋面包的毛岸英，住在农民家里，干起活来有模有样。他从不曾因为自己是毛主席的儿子而搞特殊化，反而时常严格要求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当过李克农的翻译，又下过基层，后来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并决心在这个厂连续工作十年。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彭德怀经常出入毛泽东的家中商讨事情。毛岸英也因此知道了一些来龙去脉。为此，他要求和彭德怀一块上前线，到朝鲜作战。他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据说，毛岸英入朝作战的消息在中南海传开后，一时之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几天，许多人都聚集到毛泽东的住处，劝说毛岸英不要去朝鲜。然而，毛泽东却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毛泽东并不是无情，也不是不关怀自己的儿子，既然是组建志愿军，毛泽东的儿子也应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儿子一样，积极参军入伍，到前线去杀敌。主席的儿子和人民的儿子是一样的。
毛岸英随彭德怀入朝后，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在部队，除了彭德怀等几个高级将领知道毛岸英的身份外，其余人都只知道这是一个活泼、聪明、肯干事的年轻人。
由于毛岸英日常的工作比较清闲，他便主动在作战室担当起秘书的工作。1950年11月25日，在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前夜，毛岸英突然牺牲了。他的牺牲，令彭德怀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都痛心不已。
那天夜里，彭德怀忙了几个通宵后，好不容易睡了两个小时，突然又醒了，醒来就朝墙上的地图望去。结果，地图不知道被谁取走了。他的心里着急，忙喊道：“警卫员，我的地图呢？”警卫员没来，志愿军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应声跑进来，说：“我让警卫员拿到上面的防空洞里去了，大家都等着你来做下一步的指示呢。”
事实上，洪学智是故意让警卫员拿走地图的，好骗彭德怀进防空洞。因为前几天，哨兵已经发现几架敌机在志愿军司令部的上空盘旋。大概，美军已经发现了这个地方是重要场所。所以，疏散防空是必需的。
就在洪学智叫来几个警卫员，推推攘攘地将彭德怀弄到防空洞时，尖锐的防空警报响了。几架敌机从南边直飞过来，同时落下几枚燃烧弹。突然，一名参谋大声地向作战室喊道：“里面还有人，快救人！”
朱德一听，忙问：“谁还在里面？”
“毛岸英。”
朱德急红了眼，欲往作战室的木板房里冲，可几名警卫死死地拉住他不放。这么危急的时刻，怎么能让彭德怀去冒险？几乎同时，几枚燃烧弹落在了作战室的木板房上。燃烧弹落下的瞬间，形成了上千度的高温。除了靠近门边的两个人逃了出来，并受了重伤外，毛岸英和另外一个叫高瑞欣的年青参谋未能逃过此劫。
看着顷刻间变为废墟的作战室，彭德怀、洪学智等人脸上的表情凝固了。防空警报解除后，大家走进作战室的废墟中，寻找着毛岸英的遗体，通过找到的一块苏联手表的残骸，辨别出了毛岸英的遗体。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于当天就传回了国内。周恩来得知后，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让了解情况的人全都三缄其口。一个星期后，他才让杨尚昆告诉给毛泽东。据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听到儿子岸英牺牲的消息后，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毛岸英牺牲后，原本是要将他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的。可是，后来毛泽东发来指示，就地安葬毛岸英。所以，毛岸英和千千万万个志愿军战士一样，被安葬在了位于朝鲜的志愿军总部陵园内，碑文上简单地写着：毛岸英同志之墓。
毛岸英入朝参战虽然只有短短的34天，他没有作出像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更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他作为“志愿军的第一人”，其中值得挖掘和品味的东西，以及他和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在硝烟散去，在今天中国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时留给人民的思考，更显出了他的弥足珍贵。
“空中英雄”张积慧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的一名年轻的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先后击落4架、击伤3架敌机。其中，他在1952年2月10日这一天，击毙了美国的王牌驾驶员乔治·阿·戴维斯。这一消息传到美国方面，令美国远东军区司令威兰悲哀地说：“这是一个悲惨的失败，是对远东空军的一个沉重打击。”
戴维斯死亡的消息传到美国国内，同样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的妻子对美国空军当局提出了抗议。她引述了丈夫最近写给她的信，说：“事情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我们损失了这么多飞机、这么多的人。”这一事件在美国国会引起一阵激烈的争吵，有人借机对朝鲜战争进行言语攻击，说发动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与此同时，25位战俘的妻子在美国国会门前集合请愿，要求国会把她们丈夫还回来。
为何戴维斯的死，会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原来，戴维斯是美国空军的资深飞行员，担任美军空军第334中队中队长，少校军衔，有着3000小时以上的安全飞行经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战斗飞行266次，被誉为美国的“空中英雄”。1951年11月入朝作战后，戴维斯在空中屡屡得手，成为朝鲜战场上“美军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就连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也称他为“百战不倦的戴维斯”。就是这样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却被中国年轻的飞行员所击毙，难免会引来人们的唏嘘不已。
这名年轻的飞行员，名叫张积慧。他于1927年出生在山东荣成，1945年参加八路军并成为中共党员。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际，张积慧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担任志愿军空军第四师十二团三大队的飞行队长。
那么，当年张积慧到底是如何击毙戴维斯的呢？
1952年2月10日凌晨，张积慧和战友们一块来到浪头机场，仔细检查飞机各项指标后，驾驶飞机飞向战区。当志愿军的机群抵达战区后，张积慧和战友们发现空中布满了薄雾，水平能见度只有1.5公里左右。很显然，这样的气象环境不利于空中作战。鉴于这种情况，地面指挥员发出指示：加强警戒，注意搜索！于是，张积慧和战友们凝神屏气，一双双眼睛严密地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突然，张积慧发现前方不远处隐约有一道道白烟。虽然前方视线不是很好，但张积慧凭借着自己的经验，断定前方肯定有敌机。他一边将情况报告给带队指挥员，一边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动静。这时，指挥员发出命令：准备战斗！
张积慧收到命令后，在第一时间向僚机发出了抢占高度的命令，同时驾驶飞机向高空飞去。可是，当他们的飞机抵达万里高空时，发现敌机不见了踪影。张积慧和僚机战友一边仔细地搜寻敌机的踪影，一边向大编队赶去。
空中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令张积慧觉得，今天遇到的对手可能是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他告诫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很有可能要与敌人打场恶仗了。
张积慧的猜测没错。他遇到的对手是被誉为“美国空军英雄”的334中队，其中队长戴维斯更是被称为美国的王牌飞行员。美国334中队驾驶的飞机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F-86E飞机，正掩护着B-29轰炸机轰炸志愿军的铁路运输线。他们的武器装备精良，军事力量雄厚，所以在空中飞起来也嚣张无比。
就在张积慧发现美国334中队的同时，戴维斯也发现了志愿军空军的飞机。所以，趁志愿军飞机爬高上升时，他们快速地向西飞去，企图借着云层做隐蔽，绕到志愿军机群后面进行袭击。
当志愿军机群飞至秦川、纳清亭之间的上空时，张积慧突然发现右前方处飞来一批敌机。当即，张积慧和僚机快速地爬高。待敌机接近时，张积慧看清是8架敌机正从他们的尾部袭来。就在即将被敌机“咬尾”的危急时刻，张积慧沉着冷静，通过话筒告诉僚机战友：保持双机，将主动权夺回来。
敌机离张积慧他们越来越近了。戴维斯以为张积慧他们难以摆脱，竟然离开大编队，带着僚机，直接奔张积慧他们而来。就在快要接近开炮距离时，张积慧和僚机一块猛然向右上升，令戴维斯扑了一个空。随后，张积慧又猛然来了个向左急速前进的反扣动作，紧紧地“咬”住了戴维斯的飞机。顷刻间，张积慧变被动为主动，在情势上占了上风。
不过，戴维斯毕竟是一员老将，见自己的飞机被“咬”，赶紧上下猛烈翻腾，企图摆脱张积慧的穷追不舍。想跑？没那么容易！张积慧和僚机相互配合，仍然“咬”住戴维斯的飞机不放。为了震慑敌人，张积慧发出了一连串的威胁性炮弹。戴维斯见张积慧发射了炮弹，一下子慌了神。待他回过神来时，
已经进了张积慧瞄准的光圈里。说时迟那时快，张积慧在距离600米的地方向戴维斯驾驶的飞机猛发炮弹。顿时，敌机拖着长长的黑烟，往地面坠去，随后撞在距离博川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机毁人亡。
此时，戴维斯的僚机失魂落魄，在空中挣扎着企图逃跑。张积慧哪能放他走，接着又是一串猛烈的射击。敌僚机在空中被炮弹击得粉碎。张积慧在僚机的配合下，时而上升，时而骤降，将戴维斯及其僚机打得机毁人亡，创造了空中战斗的一项奇迹。
当天早上7点48分，志愿军战地巡逻队在离博川不远处的山坡上发现敌机残骸时，从一具烧焦的尸体上找到了一块“生死牌”，上面刻着“第四联队三三四中队中队长乔治·阿·戴维斯少校”。这时，张积慧才知道，刚刚与自己较量的是美国鼎鼎有名的飞行员戴维斯。
戴维斯的牺牲，令美国军方士气一度低迷，可中国空军却士气大振、声威大振。作为直接的攻击者，张积慧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
头号狙击手——张桃芳
在朝鲜战场上，他被誉为志愿军的“狙神”；回到国内后，他成为第24军唯一一个入选的歼击战斗机飞行员。他，就是张桃芳。
张桃芳，出生在江苏兴化。他的童年正好处于抗日战争期间，小小年纪的他疾恶如仇，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1951年，张桃芳正好20岁，他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参军入伍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1952年9月，他便随部队踏上了征战朝鲜的道路。
一开始，张桃芳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后来当过一段时间的通讯员，之后又回到战士的岗位。那时，张桃芳所在的部队据守的阵地是上甘岭战役中著名的597.9高地。这里是英雄黄继光牺牲的地方。大概是这个原因，张桃芳在心里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哪怕当不了英雄，也一定要立功。
为了打击敌人，志愿军总部决定开展冷枪冷炮运动，要求每个班成立一个射击组。不过，能进射击组的人员必须是每次打靶成绩在良好以上的。张桃芳也想参加射击组，可是他平时的打靶成绩并不好。为此，他暗地里苦练打靶技术，终于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同意。
起初，张桃芳的技术并不精湛，命中率也低，所以他苦恼了好一阵子。经过班长和战友的鼓励与指导，张桃芳利用休息时间一边苦练瞄准，一边细细地揣摩打靶的要领。就这样，张桃芳的技术一天天在长进，杀敌人数也一天天的增加。这让张桃芳感到越来越有自信，全身心地都投入到射击战中。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张桃芳和其他狙击手们潜伏在山谷中、石头缝里、杂草丛中，神不知鬼不觉地猎杀着露出头的敌人。狙击手们每天打死打伤敌人的数量均在500人左右。就这样，敌人被志愿军的冷枪冷炮运动打得不敢轻易出地堡，连大小便都不敢轻易地出来解决了。
在这段实战经历中，张桃芳的射击技术猛增，杀敌数目上涨最快，曾创下消耗240发子弹命中71个敌人的记录。张桃芳的射击天分显现出来了，射击潜力也被发掘了。他利用休息间隙，与战友们交流经验，提升自身技能的同时也帮助战友们提高技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桃芳的射击技术越发地炉火纯青。他从杀敌71个升到杀敌113个，后来又突破了200个的记录。他在志愿军的狙击手中崭露头角，事迹上了战地报纸，并在战友中间广为流传。
很快，张桃芳的事情被他所在的第24军军长皮定均知道了。皮定均有些不大相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兵蛋子能有这么大的本事。所以，他打算派人去检查一下张桃芳的射击本领。出发前，皮定均从床下拿出一双皮暖靴，那是志愿军总部发给高级干部御寒的。他对参谋说：“把这双靴子带上，去八连看看张桃芳，如果他能一连消灭3个敌人，这靴子就送给他；要是他没这本事，就把靴子拿回来，并处分他的连长、营长、团长。”
参谋领命后，来到八连找到张桃芳，没说是军长命令来检查的，只说想看他如何毙敌。第二天拂晓，张桃芳把参谋安排到一个隐蔽的位置，既能看见自己射击，又不会暴露目标被敌人打。一切安排妥当后，张桃芳提着一杆苏式“水连珠”自动步枪，上了一个狙击台。然后，就是静静地等待。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对面300米处出现了一个人影，张桃芳一枪把那个人击毙了。一刻钟后，对面大概180米处出现了敌人的一个哨兵。张桃芳气定若闲地射出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击中那哨兵的胸部。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张桃芳决定冒一下险。他巧妙地使对方的一个狙击手先开火暴露位置，然后干净利落地将敌人的狙击手解决了。
躲在暗处观看的参谋看得是心服口服，他将皮暖靴送给了张桃芳，并将自己所见所闻告诉给了军长皮定均。皮定均心中充满了好奇，他派人找来了张桃芳。
张桃芳背着那双暖和的靴子来了，一路上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你怎么把靴子背来了？”皮定均问道。
“军长，我用不着。”张桃芳回答道，其实是他舍不得穿。
“你里面放的什么东西？”
“弹壳，打死一个敌人，我就保留一个弹壳。”
“多少个了？”
“211个。”
“你打得不错，不过还没打出名堂来。”
军长的话，令张桃芳有些不明就里。只听皮定均接着问道：“你们团的番号是什么？”
“214团。”
“好，你去再打3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总共214个敌人。”
张桃芳二话没说，转身就去打敌人了。不一会儿，他背着正好装有214个弹壳的靴子回来了。皮定均喜笑颜开，赶紧招呼他把靴子换上，还留他在军部吃了饭。
张桃芳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自然是跟他的勤奋和努力是分不开的。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需要勤奋加才华；而要成为一名狙击英雄，在很大程度上就要靠天分了。张桃芳称得上是天生的狙击手，天分加勤奋，使他成为了一名狙击英雄。
从1953年1月29日正式成为狙击手，到5月25日为止，张桃芳在3个月零26天的时间里，除去集训、开会、上级召见等活动外，实际射击天数为32天，共消耗442发子弹，命中214名敌人。故而，志愿军总部给张桃芳记了一个特等功，并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这是对张桃芳的肯定，也是对他的褒奖。
寻找志愿军英雄柴云振
他令金日成苦苦找寻数十年，他令邓小平亲自做指示寻找下落。他是朝鲜人民心中的英雄和“烈士”，待他真正现身时却只是中国西南山区的一名普通农民。他是谁？他是在朝鲜朴达峰上创造军事奇迹的志愿军英雄——柴云振。
柴云振，1925年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1948年入伍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时期，他在志愿军第15军45师134团8连任7班班长。
1951年5月30日，柴云振所在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在朝鲜艺浦里地区构筑工事，阻击敌人10天，以掩护大部队北撤。很快，朝鲜朴达峰战斗便打响了。敌人集中所有飞机、大炮、坦克一次次地狂轰志愿军阵地，给志愿军造成了很大伤亡。6月4日中午，敌人攻占了志愿军前沿的两个山头，并迫近志愿军134团3营指挥所。情况非常紧急，营长命令8连7班班长柴云振，带领全班反击敌人。
柴云振领命后，把全班仅有的五个战士分成两个战斗小组，趁敌人正忙着构筑工事，从右侧无名高地的两边向敌人发起突袭。敌人毫无防备，还没来得及调转枪口便被消灭几个，其余敌人吓得纷纷往后跑。后面山头上的敌人见自己人跑来，又不好射击。柴云振见状，赶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命令全班边打边追，又冲上第二个山头。
就在这时，柴云振发现对面山头的地势较高，如果不能尽快拿下山头，敌人火力不仅会威胁到他们，而且随时可能向他们进行反扑。柴云振当机立断，趁敌人还在混乱之际，迅速带领三名战士，向对面的山头冲去。
待柴云振他们冲上山头，才发现那是敌人的营指挥所。此时的敌人乱作一团，大家惊慌失措想继续溃逃，而举着手枪的敌头目却在拼命阻止。见此情况，柴云振举起枪，对准敌指挥官，将敌指挥官击毙，又对着残敌打出一梭子子弹。群龙无首的敌人一时摸不清情况，便纷纷往山下逃去。这时，柴云振大声命令战士们：“使劲打，不要可惜子弹！”随后，他自己匍匐到离敌人只有几十米的地方，用冲锋枪一个劲地猛扫，枪都被他打坏了，他又捡起敌人的枪继续射击。
双方混战中，三名志愿军战士受了伤。柴云振几乎是在孤身作战。不巧的是，有四个美国兵壮着胆子端着枪向柴云振猛扑过来。柴云振端枪就扫，击毙其中三人，剩下的一个美国兵则冲到了柴云振面前。柴云振手中的子弹已打完，便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身单力薄的柴云振与高大威猛的美国兵扭作一团，身上多处负伤。后来，柴云振一下昏迷过去，后面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在这紧要关头，志愿军的后续部队赶到了……
柴云振在战斗中昏死后不久，打扫战场的友邻部队发现柴云振还活着，便把他送到了战地医院。几天后，当柴云振苏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已躺在内蒙古包头的一所部队医院里。柴云振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多才恢复了健康，之后他带着复员费和三等乙级残废证明，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家乡岳池县。
回到家乡的柴云振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很少提及自己的朝鲜战场上的事情，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就这样，他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可他不知道，在当年那场殊死搏斗中，自己带领全班战士连夺三个山头，歼敌200多人，仅他自己就歼敌100多人。鉴于他的卓越军功，志愿军总部授予柴云振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并记特等功一次。可是，在庆功会上，柴云振却没有出现。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没有人发现他的遗体。可是，柴云振的事迹在北朝鲜传开了，就连北朝鲜的小学课本中，也记载着有关柴云振事迹的课文。在平壤卫国战争博物馆里，还曾高高地悬挂过这位英雄的“遗像”。
1980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到北京参加抗美援朝3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金日成向邓小平表达了朝鲜国家和人民感谢中国的帮助和支持，还顺便打听原志愿军第十五军的战斗英雄柴云振。三十多年过去了，金日成对当年的那位战斗英雄一直念念不忘，苦苦找寻。这件事情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柴云振还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大海里捞针，我们也要把他捞起来！”
为了尽快找到柴云振，有关人员首先找到柴云振先前所在的部队，向他的老战友、老上级打听具体的事情。据柴云振当年的一位老战友回忆，柴云振满口西南地区的口音，有南方人的生活习惯。
这一消息上报上去了，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他亲自做指示：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宣传，并在云、贵、川三地的各大小报上刊登
寻人启事，一定要尽快找到柴云振的下落。
不久的一天，柴云振的儿子翻看《四川日报》时，发现了上面的寻人启事。当他读完启事后，他又惊又喜，因为上面描述的人太像自己的爸爸了。他高兴地拿着报纸回家，对柴云振说：“爸爸，这是不是找你的？”
柴云振接过报纸一看，说：“人家找的是‘柴云振’，而我是‘柴云正’。字都不一样，哪会是我？”
儿子听后，不服气地说：“肯定是你，按我们西南方言的发音，‘振’和‘正’是一样的，况且上面说的事情和你讲给我听的不都一样嘛。”
在儿子和家人的坚持下，柴云振打算回部队去看一看，顺便也探听一下报上要找的人是不是自己。
此时，原志愿军第十五军已改为空降兵部队，军部驻湖北。当柴云振赶到部队，自报了家门后，受到了首长的热情接待和深切关怀。柴云振找到的消息传到中央后，邓小平欣慰地说：“找到了柴云振，我也就放心了。”
很快，消息又传到了朝鲜。1985年，金日成向柴云振发出邀请，希望他尽快赴朝访问。柴云振到朝鲜后，金日成先后两次接见了他，并授予柴云振“一级战士”荣誉勋章，还赠送给他两匹朝鲜产的名贵锦缎和两斤高丽参。
昔日的英雄总算被找到了，也完成了金日成一桩心事。英雄虽不再神勇，但英雄的事迹将代代相传。
朝鲜战场上的女兵
历来，中国女性就有上战场杀敌的先例。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志愿军女兵上朝鲜前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除了能看见那些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志愿军男兵外，还能看见一些在火线中来回穿梭、果敢坚毅的志愿军女兵。
看过电影《上甘岭》的人，都会被剧中拥有勇敢坚定的品格和悦耳动听的歌声的卫生员王兰所深深吸引。王兰的原型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卫生员王清珍。
关于王清珍，原国防部长秦基伟将军曾回忆说：“有一个女战士使我印象至深，她叫王清珍，只有十七岁，她在五圣山后面的坑道病房护理二十多个重伤员。这个姑娘为了解除战友的痛苦，帮助伤员排尿，情操之高尚，令人肃然起敬……”
1951年3月，王清珍作为一名卫生员，随着第三批入朝部队踏入朝鲜境内。过了鸭绿江大桥，王清珍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废墟般的世界：到处都是燃烧的房屋和弹痕累累的残垣断壁，还有在痛苦中呻吟的朝鲜老百姓。眼前的情景，令王清珍心中对美帝国主义的暴行产生了憎恶和恼怒之情。她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打败美帝国主义！
战斗打响后，王清珍每次都要求上前线。尽管前线危险重重，但王清珍只要一想到那些为正义而战的志愿军战士，她就浑身充满了干劲。那时候，前线的条件艰苦，物资极其缺乏，医疗用品也严重不足。为了保证战地医治的可持续性，王清珍和战友们一块从烈士和敌尸上搜寻药品，从敌人投照明弹的降落伞上撕布条当作绷带，从自己的棉衣里掏出棉絮煮沸后当作消毒棉。
令王清珍印象深刻的要数上甘岭战役。这是一场生死战，不光是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就连作为后勤工作者的卫生员也时常与死神撞在一起。王清珍没有退缩，依旧和前线战士们在一起，时时刻刻抢救从前线送下来的伤员。
战斗进行得很激烈，越激烈伤员就越多。为了保证所有伤员的安全，伤员全部被移进了坑道。当时，王清珍一个人要负责3个坑道的20多个重伤员，昼夜值班，连轴工作。每天，她给伤员打水、打针、换药、喂饭、洗绷带、查脉搏，还要帮助伤员大小便。工作虽然辛苦，但性格开朗的王清珍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也许是被王清珍的笑容所感染，战士们在受了伤之后，没有一个自暴自弃。
战士曹中林被敌人的燃烧弹烧伤，浑身上下缠满了绷带，连嘴巴都受了伤。所以，一到吃饭时，曹中林就犯难，不吃吧，饿肚子；吃吧，嘴巴没法咀嚼。为此，王清珍就把饭先放在自己嘴里嚼烂，再把饭喂到曹中林的嘴里。曹中林的眼睛看不见，但她能感受到王清珍的善良，用微弱的声音说：“你可真是个好妹妹。”
坑道的生活异常艰苦，不仅缺水缺药，还长时间见不到天日。为了给伤员们解闷，王清珍不顾劳累，唱起了一首又一首的歌曲。比如“花篮的花儿香，南泥湾好地方……”又比如“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每当这时，伤员们听着王清珍的歌声，暂时忘却了疼痛，沉浸在片刻的幸福当中。
王清珍在医护工作方面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全体志愿军伤员的一致好评。上级领导为她记了一次二等功，并授予她二级战士的荣誉勋章，并在国旗前照了相。关于这段回忆，王清珍说：“上甘岭，无比残酷的大搏斗，造就了无比顽强的风流人物，不仅涌现了许多像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胡修道、牛保才、陈治国这样顶天立地的战斗英雄，而且也出现了许多默默奉献，同样惊天动地的模范医务工作者。在抗美援朝战场，在上甘岭阵地，有许多同我一样的女卫生员，她们都是王兰的原型。”
阮乃珍是志愿军中的一个女雷达兵。1950年8月，她随部队抵达朝鲜战场，被分在了二连当4式雷达操纵员。雷达兵是战场上的“千里眼”，他们要及时地发现空情，准确报告情报，配合空军作战，有力地打击来犯的敌机。阮乃珍作为一个女兵，做的就是这样精确度极高的工作。
阮乃珍入朝后不久，冬天就来临了。战场上的条件艰苦不说，还要忍受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温天气。每天，阮乃珍和许多男同志一样，在冰天雪地里工作，没有热水洗脸洗脚，吃的全是粗粮。可她没有抱怨一句，硬是挺过来了，并且在雷达监测过程中取得了不少嘉绩。
一次，阮乃珍在负责防守鸭绿江大桥时，操纵4式雷达准确上报了几批情报，受到了司令部的来电嘉奖，随军记者还为她拍了一张照片陈列在司令部通告栏里。后来，在美军飞机狂轰滥炸的时期，阮乃珍面对着雷达上黑压压一片的敌机群，仍旧沉着冷静地分析出敌情，报出方位、距离、架次和高度。准确无误的情报，让志愿军空军如虎添翼，一次就打下两架敌机。
阮乃珍使用的4式雷达，探测距离为400公里左右。可它笨重无比，结构庞大，光天线就高达十几米。如果遇到大风天气，阮乃珍每次都亲自爬上天线顶端，固定好天线，为全军的战斗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像阮乃珍这样的女雷达兵还有许许多多，她们和战友们一起，为保卫祖国的领空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
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女兵，不爱红妆，独爱军装，堪称巾帼英雄！
小小志愿军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里，活跃着一批充满朝气的小小志愿军。这些小战士只有十五六岁，分别有小文艺兵、小卫生兵、小通信兵、小观测兵……按照年龄来算，他们仅仅是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可他们，却远离家乡、远离父母、远离祖国，在陌生的朝鲜大地，为抗美援朝战争贡献着自己的一分光和热。
由于年龄小，小志愿军们当时还不能完全明白政治理论，对全局、大局的事情也知之甚少，可是他们懂得保卫祖国、服从命令，在各自的岗位上，无私无畏地付出汗水、鲜血乃至生命。
与同龄人相比，小志愿军们过早地离开了父母的庇护，离开了回**琅琅书声的学校，在充满血与火的较量中顽强拼搏、奋勇杀敌。他们做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他们不害怕死亡吗？
其实，说他们只是年纪小，但他们的军龄并不小。许多小志愿军已是参军两三年的“老兵”了。他们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形势下，卷进了这场巨大的革命洪流中。他们脱掉学生装，换上军装，热情参军、参战，斗志昂扬。在这场积极参军入伍的潮流中，有不少人是兄弟姐妹一起投身革命，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全国解放后不久，这些小战士还未从欢乐的氛围中抽离出身，北方边疆便告急了。南朝鲜的李承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威胁着东北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党中央和毛主席正日夜筹划着如何出兵援助，保卫祖国的东北。
很快，这群无忧无虑地小志愿军们便接到了上级的命令：立即北上，准备战斗！他们随部队大转移，从四面八方赶往东北。他们并不知道未来将面临什么，只知道服从命令，党指挥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火车是当时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可是数量有限。小志愿军们坐在运货的“闷罐车”里，晃晃悠悠地朝东北赶去。一路上，火车走走停停，非常缓慢。只有在停车时，小志愿军们才能从车厢里出来透透气、吃饭、上厕所。此刻的他们，并不知道行军的目的地，也不知道将要接受怎样的战斗任务。可每个人都情绪饱满，斗志昂扬，还在行军途中唱起了一首接一首的军歌。
尽管只是一群孩子，可他们心中有个不变的信念：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对这种长途跋涉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认为打仗就是应该这样到处转移且充满斗志。
漫长的一周后，小志愿军们到达冰天雪地的东北。许多生活在南方的小战士不太适应，好在部队及时地换上了新的御寒衣物。他们看着银装素裹的世界，倒有几分新奇。部队全都换成了苏式武器，战争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了。临近开战，小志愿兵们第一次听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心中顿时激起了万丈豪情。动员会结束后，小志愿军们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甚是还有人咬破手指写了血书。他们向上级首长表达了要出国作战的决心，一个个不甘落后。
为了保护小志愿军的生命安全，部队决定将一部分年纪偏小的小战士留下国内，只允许年纪稍大一点的小战士出国参战。留守名单公布后，那些“留守”的小战士伤心得嚎啕大哭，无论怎么劝说都不管用。而那些被允许参战的小志愿军觉得光荣无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
1950年10月19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志愿军部队开始雄赳赳、气昂昂的跨过鸭绿江。在长长的队伍里面，夹杂着一些稚气未脱的小志愿军战士。他们虽然只是“无名小卒”，可心中那团保家卫国的“火”烧得正旺盛。他们为自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而感到无比的骄傲自豪。
战争是无情的，子弹和炮火没有长眼睛。在朝鲜战场上，小志愿军们不畏死亡，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有些人负伤了，有些人残废了，还有些人失去了生命，更多人的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国内，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距离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的那些小志愿军，现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人至暮年，总会回忆起年轻时候的一些往事。当他们回忆起抗美援朝那段过往时，仍旧感到光荣与骄傲，仍旧无怨无悔于当初的决定。经历过那场血与火的洗礼，是当年的小志愿军们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