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凯旋与反思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一个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这场错误的战争，说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眼里的朝鲜战争，对卷入战争的朝鲜南北双方、对中国、对联合国其它15个成员国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
最后一战——金城反击战
从1952年末至1953年4月，中朝方面与美国方面在正面战场上都采取了防御方针，朝鲜战场上基本上处于停战状况。不过，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和摩擦仍在不断地发生。同时，美国方面又向中朝方面发出了谈判的信号，中断了四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又得到了恢复。鉴于此，毛泽东于1953年4月作出指示：“争取和，准备拖。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动，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5月5日，志愿军总部又下达了补充指示，强调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同时，志愿军总部还确定了稳扎稳打、从小到大的战略方针。虽然，这次反攻并不是大规模的战斗，但能造成敌人在战场上的疲于奔命、谈判桌上的捉襟见肘。
当时，彭德怀正在北京治病，不能及时地赶到朝鲜战场上。所以，中共中央决定让杨勇和王平赶到朝鲜，加强志愿军总部的指挥力量。
5月11日，杨勇和王平分别辞别家人，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五天后，杨勇和王平抵达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桧仓，受到了代司令邓华、副司令杨得志等领导的热烈欢迎。随后，杨得志向杨勇和王平介绍了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情况：“和谈正在进行，可李承晚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全面反击。只有在战场上打得好，才能把谈判谈得公平。为了配合板门店的谈判，促进停战的实现，志愿军总部打算发起夏季反击攻势。你们来得正好，打算派你们到第20兵团就职，抵抗李承晚的主力部队。你们身负重任，关键就看你们的了。”杨勇和王平听后，纷纷向志愿军总部领导表明了决心。
5月13日至5月26日，志愿军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反击。在这一阶段当中，志愿军以4个军的兵力向敌人的前沿阵地发起了29次攻击，基本上完成了攻守歼敌并打退敌人反扑的任务。待杨勇和王平来到第20兵团驻地之时，第一阶段的反攻已经开始了。置身于国外，杨勇听到熟悉的炮声，心中既感到兴奋又紧张。
5月27日，志愿军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反击。在这一阶段，志愿军以6个军联合朝鲜人民军，一共发起了65次攻击，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美国方面在谈判桌上表现出了退缩，意欲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可是，李承晚却蓄意破坏停战谈判。他不仅反对签订停战协定，还叫嚣要率领南朝鲜军打到鸭绿江边。
李承晚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一致反对，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不满。原本扮演美国方面傀儡角色的李承晚，突然之间挣脱美国的束缚，显得张狂而愚昧。这让美国方面有些骑虎难下。
李承晚的干扰让克拉克愤怒了。朝鲜战争开战三年以来，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可是收到的成效却微乎其微。这样的战果，多多少少让美国人有些心寒。上至“联合国军”的最高统领，下至普通的美国士兵，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厌战情绪。他们真心希望结束战争，返回国内，与家人团聚，过上幸福平静的生活。可是，横阻在他们中间的是嚣张的李承晚。这样的情况，让克拉克决定踢开这个“绊脚石”。
本来准备在6月25日签署的停战协定，遭到李承晚的破坏后，赶来签字的彭德怀为确保签订停战协定后的和平局面，主张推迟签字，并向毛泽东建议：再狠狠地打击一下李承晚。毛泽东表示同意。
7月13日至7月16日，志愿军进行了第三次反击战。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战役就是金城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的目的是再给李承晚一次沉重打击，让他再也无力反对停战协议的签订。
经过半个月的准备，志愿军集合了6个军的兵力，加上配属的炮兵和工兵，总兵力达到24万人，还集中了1000多门火炮和20多辆坦克。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一次以地面火力上形成对敌优势。可以说，金城反击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战役。
7月13日夜里，志愿军第20兵团首先向金城前线的敌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随后，志愿军的其余6个军以更为猛烈的火力向金城之地发起了全线攻击。一个小时之内，金城的前沿阵地全线攻破。紧接着，志愿军一边围歼制高点的敌人，一面向纵深穿插，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就连南朝鲜军被誉为“白虎团”的部队，也全部被志愿军所歼，其余则被俘。
随后的三天，志愿军冒着瓢泼大雨，继续向敌人的阵地推进。至16日，志愿军已在金城地区将战线向南推进了15公里，并消灭了南朝鲜军4个师的兵力。
为了配合志愿军作战，北朝鲜人民军也在其他战线段对敌人发起了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7月27日，中朝方面和美国方面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最终，金城战役的目的得以实现。中朝方面与美国方面约定，于当天晚上22点为界，朝鲜战场全线正式实行停火。至此，为期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内战和为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全部结束。
大做文章的战俘问题
朝鲜战场上的谈判被称为“战争史上最艰难的谈判之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感觉自己的军事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想凭借军事优势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和平条件。而中朝方面的立场也很坚定，即美国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别想在谈判桌上得到。因此，双方便在谈判桌上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较量。
可以说，朝鲜战场上的谈判是一场“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谈判。通常是美国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就向中朝方面发出求和的信号，一边假装要和谈，一边又继续准备力量再次发动攻击。反复几次后，中朝方面就摸清了美国人的脾气，要谈也可以，但是战场上绝对不会放松防御与反攻。双方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一边谈，一边打，慢慢地解决了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中方在朝鲜后方修建机场的问题，继而又谈到了战俘交换的问题。
令中朝方面没想到的是，美国人精于商业运作的本领居然运用到了战场上。很明显，美国人把战俘问题当作了自己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他们打算在战俘问题上大做文章，趁机在自己吃了败仗的脸上贴金。
一开始，中方估计战俘问题应该不会成为什么难题，可谁知道它竟然成了达成停战协定的唯一障碍。1951年12月，谈判一开始，中朝方面就提出：要求双方对现有的战俘实行全部遣返；而美国方面则声称：要坚持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对那些不愿意返回中国和朝鲜的战俘不予遣返。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一开始就将事态的发展推向了至高点。
中朝方面的俘虏，大多是前五次战役中俘虏的美国兵。而美国方面的俘虏，则是在第一年的拉锯战和仁川登陆中俘虏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起初，志愿军对在战场上俘虏的战俘采取国内革命战争中的方式，多半是经过教育后予以释放或者是补充到自己的队伍中。后来，由于敌机轰炸、看管不严、供应困难、天气灾害等原因，造成战俘的死亡和失散情况很严重。至1953年在板门店交换战俘材料时，中朝战俘营中仅剩下11559名战俘。
几番较量下来，美国方面已大体知道中朝方面手中掌握的俘虏数量很少，只是还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为此，美国方面拒绝了中朝方面全部遣返战俘的要求。双方僵持了一周后，中方负责谈判的李克农建议先交换战俘资料。美国方面表示了同意。12月18日，双方交换战俘资料。中朝方面给出的战俘资料是1.15万份，美国方面给出的则是13.2万份，另外还有3.6万份平民资料。从双方对外宣称的战俘人数可知，美国方面的中朝战俘大大多于中朝方面的“联合国军”战俘。
事实上，中朝两军内部已经粗略地统计了一下被俘人员，大概不超过11万人，而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然是将一些平民和义勇队成员充进了战俘行列中。看到中朝方面现有的战俘数量如此之少，美国方面大为震惊。于是，他们在1952年1月2日的谈判中提出，要求实行“一对一交换”的方案。考虑到中朝方面战俘少，美国建议用北朝鲜愿意去南朝鲜的平民交换。这一方案，立刻遭到了中朝方面的极力反对，因为它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中的有关内容。
这时，美国的西欧盟国急于停战，不赞成美国在战俘问题上僵持下去。内部矛盾的加剧，使美国的态度稍微有了些缓和。4月1日，美国方面通知中国方面，他们拘留的13.2万战俘中有11.6万人可以遣返。中朝方面进行了内部商讨，认为这个数字还算可以接受，便答应了。可谁知，美军转而在巨济岛的战俘营里进行了战俘甄别，即将愿意遣返和不愿侵犯的战俘进行分类。4月19日，“联合国军”宣布最后的甄别结果是，只有7万人同意遣返，其中志愿军仅有5100人。美国方面在战俘问题上再一次出尔反尔。
5月，巨济岛战俘营内发生了战俘抗暴的事件。为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对美国政府及其盟国政府给予了谴责和抗议，同时也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矛盾。这让美国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一度十分尴尬。不久，美国方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于7月13日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在新方案中，美国虽依然坚持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可遣返人员已经提高到了7万，其中志愿军达到了6000多人。同时，美方方面郑重声明，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
对于这一方案，中朝方面的谈判人员觉得尚可接受，与自身估计的底线相差不远。于是，志愿军方面将结论汇报给了毛泽东，结果遭到了批评。毛泽东早就看透了美国的鬼把戏，强调谈判不在数字之争，而是要争取在政治上、军事上停战。
中朝方面的谈判人员端正认识后，于7月18日提出要求，要求美方遣返数字与11.6万人相近的战俘，其中志愿军要达到2万人。美方代表表示了拒绝，并以“逃会”的方式，一味地拖延。
9月28日，美方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他们建议停战生效后，立即遣返愿意返回的战俘，而将那些不愿返回的战俘送往朝鲜中部的非军事区，让战俘们自主选择去往。中朝代表团研究了这一新建议后，认为其实质仍是“自愿遣返”，只是形式有所改变。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宣传和争取舆论同情。
为了达到争取主动的目的，中朝代表团于10月8日表示接受了新建议中的部分，即同意把战俘送达到非军事区，但进一步提出到达非军事区的战俘应由对方接管，再询问其意愿后决定是否遣返。导致中朝方面提出进一步要求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方面捕获了一些由战俘充当的空降特务，从他们的口供中已经了解到关押所谓“不愿遣返”战俘的营区已完全被台湾和南朝鲜特务用暴力控制，这些战俘即使进入非军事区，只要仍在现有“俘虏官”的控制下，也难以选择返回的道路。
中朝方面提出新要求的当天，美方代表表示不能接受，并单方面宜布无限期休会。关于战俘遣返的问题，再次陷入了僵局中。
随后，在1952年的秋季，双方在战场上又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年末，志愿军又开始了反登陆作战准备。对于美国在谈判桌上的毫不讲理，中朝方面在战场上给予了狠狠地打击。尽管美国单方面宣布了无限期休会，但中共中央也同时给出指示：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保持下去，战场上狠狠地打击敌人，一直到美国愿意妥协为止。
1953年的春天来临之际，一个良好的契机出现了。艾森豪威尔接替了杜鲁门，成功当选为美国的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极力地想从朝鲜战场上抽身，意欲打破僵局。2月23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向中朝方面发出了一封函，提出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一开始，中朝方面并没有给予重视，觉得这可能是克拉克玩的什么鬼把戏。后来，毛泽东觉得，应该加以重视，或许是美方意欲恢复中断四个月之久的谈判信号。
就在这时，另外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促成了中朝方面接受谈判。3月5日，斯大林逝世，周恩来带领相关人员到莫斯科吊唁，并向苏联有关领导报告了美国希望恢复谈判的事情。苏联方面也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所以支持中朝方面与美国达成停战协定。3月28日，中朝方面以彭德怀和金日成的名义致函克拉克，建议恢复板门店谈判。3月30日，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发表声明，建议双方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转交给中立国。
美国方面研究了周恩来的建议后，认为基本不违背自身倡导的“自愿遣返”原则，遂于4月6日派出联络组，准备在板门店进行谈判。最终，双方在各退了一步后，在战俘问题上达成了协定。中朝方面作出的让步是：不坚持要求遣返全部志愿军战俘和家居南朝鲜的人民军战俘，但是坚持要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并派人前去解释，再根据战俘的意志决定是否遣返。美国方面作出的让步是：不坚持由它进行单方面的“甄别”，同意将“不愿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并由朝中方面派人去解释动员遣返。
4月22日，双方在板门店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交换——各自将伤病战俘交还对方。当时，中朝方面交出的是684人，美国方面交出的是6670人，其中志愿军伤病战俘1030人。这并不是双方拘留的所有伤病战俘，只是按照战俘总数的比例进行互换的。
6月8日，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停战后双方立即
遣返坚持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于停战生效60天后交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五国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由双方派人去进行为时90天的解释。此后仍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再由政治会议处理，或由中立国将其变为平民，随他们自由申请要去的地方。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全部议程都达成协议。
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
金城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位于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此刻也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争斗。随着志愿军的节节胜利，克拉克请求正在谈判的美方代表哈里逊签订停战协议。克拉克举起了白旗，那么谈判桌上的事情就更好办了。
1953年7月16日，双方代表再次坐在了谈判桌上。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一改往日蛮不在乎的傲慢姿态，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听取中朝方面的质问，然后再一字一句地回答。那模样，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
经过双方的协商，最终约定于7月27日正式签署停战协定。消息传出，人们纷纷奔走相告。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终于有望签订了，盼望已久的和平终于要实现了，中朝两国的人们激动不已、泪流不已。这是所有反对战争、支持和平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朝两国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
7月24日，双方代表最后一次确定朝鲜战场上的军事分界线。由于志愿军和北朝鲜人民军在金城反击战中，将战线往南又推了一大段距离。所以，中朝方面最后划定的分界线比6月17日初步商量的地点又向南推进了192平方公里。
7月27日，历史性的一刻到来了。这一天，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注定是永载史册的一天。
板门店是“三八线”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因为中朝方与美方的谈判与签订停战协定，而变成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天上午9点，原本平静的小镇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为了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记者齐聚板门店。此刻，他们正在抢占最佳位置，摆好摄像机，调试话筒和录音笔，做好发布“头号新闻”的准备工作。
在签字大厅的中央，并排摆放着两张长方形会议桌，这是双方首席代表的签字桌。签字桌的中间则是一张方桌，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18份签字文本。两边分别摆放着一张桌子，东边的桌子上立着联合国旗，西边的桌子上立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
令很多人感到惊叹的是，签字大厅是7月26日晚上，来自中国的100个工人仅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就用木料搭建了一座具有朝鲜民族风格的飞檐斗拱式的大厅。当在场的记者看到既宽敞明亮又庄重典雅的签字大厅时，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速办事效率。
9点半左右，双方各伴随佩戴袖章的8名警卫人员，同时相对步入签字大厅进行守卫。接着，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人员从东西两个门进入签字大厅，并对号入座。10点整，中朝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南日和“联合国军”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哈里逊，肩并肩地从南门进入签字大厅，并各自落座。此时此刻，签字大厅里安静得落下一根针都能听见。
签字仪式正式开始。双方的首席代表在本方助签人员的帮助下，在自己一方的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然后，在助签人员的协助下，相互交换9本停战协定，并在对方的文本上签字。最后，由两位首席代表将各自的9本停战协定交由本方司令官签字。原本，这9本停战协议应该由双方的司令官在现场签订。考虑到李承晚可能会破坏签字仪式、刺杀司令官，才采取了这种委托的方式。
签字仪式在10分钟之内全部结束，趁着最后的机会，在场的200多位记者快速地按下快门，争相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噼里啪啦闪个不停的镁光灯，将签字大厅照得耀眼无比。10点10分左右，签字双方退出会场。此刻，金城反击战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因为，自停战协议签订后，还需再过12个小时即27日晚上10点才能生效。在此之前，双方还处于战争状态。
位于汶山的“联合国军”司令部里，克拉克正面无表情地签署着9份文本。看着自己的名字在一份又一份的文件上签着，克拉克不知道作何感想。时隔多年后，克拉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痛苦。”
相反，彭德怀元帅于7月28日上午九点半签署协议时，有些意犹未尽地说道：“我们的战场组织刚刚就绪，还没有充分发挥威力，给敌人更大的打击，似乎有些可惜。不过，美国人现在停战是明智的，不然的话我们将把他们统统赶到江里去！”
就在克拉克签署协议的同时，南日正赶往平壤，去给金日成送协议文本。当天晚上10点，金日成在平壤签署了停战协定。
1953年7月27日晚上10点，这一刻，全世界的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到了朝鲜半岛。枪炮声停止了，火光消失了，硝烟和火药味也随风飘散了。双方的士兵们从战壕里跑出来，欢快地在月朗星疏的夜幕下，载歌载舞。朝鲜半岛沸腾了，饱受战火苦难的朝鲜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有的欢歌笑语，有的默默流泪……
从这一刻起，朝鲜半岛上的一切军事行为全部停止。中朝两国和世界人民祈盼的和平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也胜利结束。
志愿军撤离朝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没有立即从朝鲜半岛撤军，而是继续驻守在北朝鲜境内。一来是为了巩固和捍卫北朝鲜的战后成果，二来是为了帮助北朝鲜人民在战后重建家园。
战争停止后，当丧失家园的朝鲜人民返乡时，志愿军战士们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协助朝鲜人民盖房子、修学校、填平田地里的无数炸弹坑、起出敌人埋下的地雷等，力求使朝鲜人民尽快安居，恢复生产。
志愿军铁道兵部队，仅3个月就修复、整修和新建桥梁308座、车站37处，帮助朝鲜铁路员工迅速地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原有的铁路线。志愿军工程兵部队担负了很多规模巨大的工程，修建了平壤、咸兴等城市的办公大楼、医院、学校等建筑20多万平方米，帮助朝鲜人民修复了具龙、泰川等8座水库，修筑堤坝1300余座，全长310公里。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行动，受到了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的热裂鼓舞和称赞。
时间如白驹过隙，很快就来到了1957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已经整整七年了。在这七年的时间里，志愿军战士帮助北朝鲜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后来又帮助北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中间发生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也结成了不少矢志不渝的友谊。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参加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会议。期间，毛泽东和金日成会谈时，曾谈到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及解决朝鲜问题、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等议项。同月，金日成致函周恩来，邀请周恩来到朝鲜进行访问。次月，周恩来复函金日成，对他的邀请表示感谢，并接受邀请。
1958年年初，周恩来将中朝两党关于从朝鲜撤离志愿军的情况，通报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随后，尤金便将这一事情传回了俄罗斯。1月2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希望朝鲜方面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境内的要求，再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比较合乎时宜。同时，中国志愿军总部也发表声明，对外宣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1958年年底全部撤离朝鲜。但是，这并不代表对朝鲜人民的利益弃之不顾，如果朝鲜的国家安全再次受到威胁，那么志愿军仍和朝鲜人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
金日成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并于1958年2月5日发表了声明。声明郑重宣布：美军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离朝鲜半岛。停战协定已经四年了，朝鲜半岛仍然没有统一，全朝鲜人民迫切希望早日消除南北分裂的人为因素，达成祖国和平统一。
朝鲜政府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北京方面就有了积极反应。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和平倡议，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然后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中国政府准备和朝鲜政府磋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军一事。此外，声明还要求美国和其他各国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出军队。
2月14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出访朝鲜。这是一个令周恩来费劲心血的国度，可真正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却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第四年。周恩来及其代表团的到来，受到了金日成及朝鲜政府、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在平壤停留的日子里，除了查看了平壤的重建工作、经济恢复情况和商谈撤军一事外，还去看望了坚守在前沿阵地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2月16日，周恩来抵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对那里的官兵进行了慰问。2月17日，周恩来又来到志愿军烈士陵园，为那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烈士们送上花圈。这天晚上，是阴历的腊月三十，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除夕。周恩来及代表团的同志们陪战士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夜。在歌声与欢笑声中，志愿军赴朝迎来了第八个年头。
2月19日，周恩来与金日成发表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积极促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除了在1958年2月7日的声明中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各项建议以外，现在经过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这一建议，并且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第一批将在1958年4月30日以前撤完。
中朝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后，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表示支持，西方舆论界也反映强烈，有不少报纸杂志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一事而发表评论。
2月21日，周恩来结束朝鲜访问，在金日成及广大朝鲜人民的热烈欢送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朝鲜。
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中朝联合声明和周恩来的安排部署，分为四个批次，按部就班地撤离朝鲜：3月15日至4月25日，第一批志愿军6个师共8万人撤出；7月11日至8月14日，第二批志愿军6个师和其他特种部队共10万人撤出；9月25日至10月26日，第三批志愿军3个师、志愿军总部、后勤保障部队共7万人撤出。
在撤离过程中，志愿军党委向全军发出了“不骄不躁，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口号。在正式撤军前，志愿军向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做好所有的移交工作。他们不分昼夜地埋头苦干，积极帮助朝鲜人民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力争在正式撤走前为朝鲜人民多出一份力。
在志愿军准备撤离的过程中，朝鲜人民政府于2月27日作出了几项决定，以表达朝鲜人民永远铭记志愿军功勋的心愿。这几项决定分别是：向志愿军致以由全体朝鲜人民军签名的感谢信；在平壤修建朝中友谊塔；各地整修所属地区的志愿军烈士墓；建议向参加朝鲜战争的志愿军官兵授予“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举行盛大活动欢送志愿军回国等等。
3月12日，第一批志愿军正式撤出朝鲜的前夕，北京方面成立了包括各方面人士组成的“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专门到中朝边境城市丹东等候迎接回归祖国的志愿军战士们。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撤出部队登上列车，开出平壤，驶向祖国。随后，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志愿军战士如期返回祖国，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从1950年朝鲜烽烟告急，到1958年年底全部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进行了三年抗战和五年建设，付出了青春与汗水，也与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他们圆满完成任务、胜利归国时，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和崇高敬意。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成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正如《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抗美援朝工作总结》中所作出的高度评价一样：“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园和拯救和平的崇高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与日月同辉！”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意义
在沈阳的北部，有一座松柏掩映的烈士陵园。这座陵园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它建于1951年8月，以安葬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122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而闻名中外。他们中有在上甘岭战役中坚守阵地，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最后拉响手雷与敌人间归于尽的英雄排长孙占元；有以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掩护主力部队顺利冲上主峰的特级英雄黄继光；有忍受着烈火烧身的剧痛直到牺牲还严守纪律的伟大战士邱少云；有登高英雄杨连第、爆破英雄杨根思；以及许多团级干部和战斗英雄、模范、功臣。
整个烈士陵园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气氛肃穆。庄严的墓碑，常青的松柏，四季常绿的芳草鲜花陪伴着长眠的烈士。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于1999年10月15日改建落成，是1998年沈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之一，也是沈阳著名的“十景”之一。
走近陵园，可以看见正门的石柱上镶有大块方形的汉白玉石，上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园名——“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几个大字。步入陵园后，一座气势恢宏的纪念碑耸立在陵园的正中心。纪念碑由花岗石制成，碑的正面是董必武题写的“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雄浑刚健的大字，背面刻着郭沫若题诗手迹：“煌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鸭绿江南花胜锦，北陵园畔草
成茵。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峻极高山齐仰止，誓将纸虎化为尘。”碑座正中刻有以象征和平的和平鸽构图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浮雕图案，背面刻有四百七十一个字的碑文。纪念碑后面便是烈士墓，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志愿军烈士。
陵园内东侧设有“烈士遗物陈列室”，陈列烈士遗物217件。其中有邱少云生前用过的冲锋枪、孙占元生前用来杀敌的轻机枪，有杨根思烈士生前受到毛主席邀请赴宴的请柬，以及他们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各种军功章、勋章和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时荣获的各种奖品、纪念章等；有郭沫若讴歌黄继光、邱少云的诗词手迹；还有蔡正国副军长牺牲时的血衣，吴国漳、饶惠谭等烈士生前荣获的一级国旗勋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其他烈士生前的衣物、作战用品、学习用品等珍贵的烈士遗物。在陈列室的前面，还有一个九十米长的“大型回廊”，展出了有关烈士英雄事迹的资料。
陵园的正门外东侧是“抗美援朝光辉业绩展览馆”，展出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部分照片、图表等。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不仅仅是六十年前那场跨国战役的纪念，也是人民凭吊先烈、英雄的瞻仰拜谒之地，更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富有国际精神的美好体现。
走在这座充满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陵园内，每一个中国人在对志愿军烈士充满敬意的同时，都应该想一想：抗美援朝战争，它到底有何意义？它所衍生出来的抗美援朝精神，又代表了什么？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开国第一战，是新中国和中国人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展开的战斗。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浴血奋战，不仅击败了蛮横无理的南朝鲜军，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这样的结果，对于刚刚从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而言，不得不说是一场扬眉吐气的战斗；对于美国和全世界而言，不得不令他们对中国不可小觑。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对朝鲜北部的侵略，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对远东地区的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大为增强，使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威望大为增长，从而大大地增强了亚洲各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和保卫独立的斗争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新中国的军事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
除以上三条历史意义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推迟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摧残和压榨，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英雄的战绩，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这种精神，被称作“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的基本内涵是：
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团结对敌的精神。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保证战争的最后胜利，广大的人民群众高度统一、团结，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空前地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反抗侵略的必胜决心。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在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凭借着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险阻，战胜了装备优势的敌人，得到了国内人民和朝鲜人民的爱戴，被誉为“最可爱的人”。
不畏强敌，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面临的敌人是兵力、武器、物资等各方面都强于自己的“联合国军”，遇到的困难的空前的，战斗的艰苦性和残酷性是难以想象的。可这些“最可爱的人”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战胜了强敌，取得了胜利。
历史事件本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淡化，但事件本身传递出来的精神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弥足珍贵。抗美援朝精神，是抗美援朝战争留给后人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反思抗美援朝
半个多世纪的的血与火，早已离开人们的视线。可是，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与反思，几十年来从不曾停止。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有目共睹的，其胜利意义是可彪炳史册的。然而，又有多少人注意到这场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军火债的十年偿还路
抗美援朝之初，中国政府曾要求在出兵朝鲜后，苏联方面向志愿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及空中掩护。可是，斯大林一而再地出尔反尔，并不想向中国提供帮助。为此，中国是否出兵朝鲜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争议。后来，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为保障边疆的长治久安，即便苏联不提供帮助，也要向朝鲜出兵援助。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兵，令斯大林十分感动。也许，斯大林是真的佩服中国这个盟友，所以在态度上有了转变，最终促成了中苏双方的武器援助。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不久，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随后，斯大林又从苏联驻辽东半岛的部队中抽调了500辆汽车，交给了正在前线杀敌的志愿军。
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派高岗和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一开始，斯大林表示达到这个要求有困难。经过双方的多次协商，最终达成协议：1951年提供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按每年三分之一计算，到1954年全部解决。
截至1954年，解放军用苏制武器及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并由此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当然，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也掺杂了“水分”。很多武器都是苏联的淘汰品，在制式和战斗力上已有很大的磨损。在苏军提供的7个空军师装备中，仅1个师是米格15，其余均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苏联研制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性能不太稳定。可是，苏联却一股脑地卖给了中国。
尽管苏联在武器和物资上的帮助，给中国志愿军带来了很大的力量和底气，可也为日后的还债埋下了危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在对中国进行军事、经济等方面提供支援的同时，往往也附加了条件。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为有偿提供，为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后来，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所有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左右。
作为长期工作在中央高层领导身边的俄语翻译，师哲曾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根本没有预想到还债的问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还很不熟悉。
事后，苏联明码标价地和中国算账，就连斯大林的态度也是如此。对于这笔巨额的军事债务，对经济处于恢复期的新中国而言，实在是不堪重负。为了还债，中苏两国于1953年5月15日签订协议，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相当数量的农产品，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
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公布的数字显示，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中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这就说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接受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则用了十年的时间去还清债务。这十年，中国人勒紧裤腰带，一边集中力量发展国内经济，一边节省财力偿还苏联债务，期间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
战俘问题就是一个伤疤
如今，人们在读到抗美援朝战争有关事迹的时候，感动得泪流满面。可这些，都抵不过那些经历那场血与火较量的志愿军战士所受到的影响。有些人，就这样被改写了命运。
战俘，永远是战争的一个痛，而且是一个永远也好不了的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幸被俘的志愿军战俘，更是一个不能轻易揭开的“伤疤”。
国内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俘虏的态度一般都是教育感化，大多数战俘表示合作后，都被编入共产党的军队，所以很难存在虐待、甄别战俘的情况。不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了这些情况。
战争过程中，志愿军战士被俘后，都被美国关进了战俘营。在战俘营中，志愿军战俘不仅要受到不公的待遇，还要受到毫无理由的鞭笞。双方谈判期间，中朝方面积极努力地争取换回志愿军战俘，不过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没能够被换回来。
从1951年6月起，美军远东情报局先后从战俘营中甄别挑选战俘，对那些执意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他们不仅向志愿军战俘宣传反动言论，还对他们施以酷刑。尽管这样，也动摇不了志愿军战俘归国的决心。很多志愿军战俘因此丧失了生命，用满腔的爱国之心喊出了：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魂！
从板门店归来的志愿军战俘，在回国时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上级领导的关怀备至、祖国人民的浓浓深情，令归国志愿军战俘们的心里受到了极大感触，他们心中的耻辱感、自卑感减轻了不少。三个月后，大部分志愿军战俘的身心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继而开始了接受政审。政审的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代、作出结论、安置处理。
最初，志愿军战俘的政审结果不算苛刻，大多数人都恢复了党籍或军籍。然而，不到一个月，上级传来了命令，要对归国战俘的政审提高标准。这下，除30多位因伤残住院治疗、后转业外，其余归国战俘大部分复员回乡。
自1954年5月起，归国战俘们带着满腔的惆怅，一批批地踏上了归乡之路。当初，他们入伍参军的时候，身披大红花，全家人跟着光荣；如今，他们背着政治包袱，默然地回到家乡，全家人都被瞧不起。这前后的变化，让人觉得凄凉、心寒。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开始了大范围的拨乱反正，志愿军战俘的问题也到了妥善处置。
相比较那些回到国内的志愿军战俘而言，那些没有回到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命运又是如何呢？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俘共22000多名，其中只有近7000人在战争结束后返回了祖国大陆，其余的人则被送到了台湾。这些被送往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后来的命运，很少再被人提起。他们真的是被甄别出“不愿回大陆”的哪一类吗？他们真的是叛徒吗？
冉宏图是这批被送往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之一。
冉宏图的家乡在四川云阳。起初，他是国民党部队中被抓来的一个壮丁，后来随团长投诚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来到朝鲜作战。冉宏图被俘后，关进了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停战谈判开始后，战俘营内就开始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只要是声称回大陆的战俘，都要被一刀刀地剐，直至气绝而亡。
面对着死亡和恐惧，农民出身的冉宏图退缩了，他没法向那些参加革命多年的战士那样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和信仰。他坦言，在未知的命运面前，他只有本能的求生，只有无奈和无力。
从朝鲜运往台湾途中，许多志愿军战俘跳海了。当时，冉宏图也想跳海，可最终还是决定活一天，看一天。来到台湾后，冉宏图成了国民党部队中的一名普通战士，命运似乎又转回到了原点。冉宏图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每天过着口是心非的日子，心里并不好受，但为了活下去，只好选择沉默。
生活在台湾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冉宏图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在家乡人面前抬起头来。只是他没有想到，到了台湾自己依然是个兵，依然背负着战俘的标志，依然还是别人口中的那个“坏人”。他自己明白，他没有超越一切的勇气，不可能改变眼前的一切，但他在放弃升迁、拒绝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上总算让他自己体会到了一点点自尊。
冉宏图退役时，已经五十开外，依然是个小兵，且孑然一身。他一个人靠着微薄的退休金生活，靠着记忆里那点关于家乡的回忆聊以度日。他的心中，早已对回到大陆失去了信心，心想，这大概就是自己的结局了。
随着台湾和大陆关系的缓和，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后，冉宏图沉寂的心忽然一下子又兴奋起来。不过，他没法立即回去，因为实在是囊中羞涩。为了攒回家的路费，冉宏图开始打工挣钱，等待愿望实现的那一天。
真正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冉宏图的内心非常平静。他并没有向家乡人炫耀自己的过往，而是过上了深居简出的乡野生活。在他的心里，那段过往始终是耻辱的。好在，如今他能和自己的亲人住在一起，生活在家乡的土地上，过上一段踏实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能活到这把年纪，能这样了此一生就是他的福分。
冉宏图仅仅是这些没能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中的一员，还有更多志愿军战俘的命运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卑微得如同一粒沙子。
历史不会随着人们的淡忘而消失，它始终在那里，静静地向人们讲述当时的真相。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