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声势浩大的支前运动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空军几乎从白手起家开始，用了三年的时间，从一个只有1个航空兵师、几十架作战飞机的空中部队，发展为拥有23个航空师，近300架飞机的空军部队，跃进了世界空军强国的行列。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才知道后勤工作如此重要。彭德怀曾在第五次战役前强调：“如果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由此可见，后勤工作在朝鲜战场上的作用是多么的关键！在朝鲜前线，在中国国内，一场声势浩大的支前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打不垮的后勤供给线
毛泽东曾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后，才发现之前做的准备还是少了些。这句话里，透着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准备不足的惋惜。
尽管在正式派兵入朝前，中国已经未雨绸缪地在东北地区建立了边防军，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物资的积聚，可当战役打响后，才发现这些准备远远是不够的。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聂荣臻也总结说：“我们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意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战争初期，后勤供给尚能满足前线志愿军战士的需求，可到了第四次战役期间，后勤供给就出现了严重困难。尽管当地的朝鲜人民积极热情地支援志愿军，可毕竟是战争期间，朝鲜当地的人民生活也十分艰难，根本没有多余的物资提供给志愿军。到了第五次战役期间，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没有充足的粮食和弹药，没有御寒的衣物过冬，很多人在低温中勉强坚持战斗，不是冻伤就是冻死。
看着前线战士受苦受冻，后勤部的战友们心急如焚。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坚持不懈地为前线输送物资。后来，周恩来亲自抓志愿军后勤部的工作，才让前线的困境稍微有些缓和。
1951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沈阳召开第一届后勤会议。因志愿军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这次会议实际就是志愿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和东北地区党政领导及后勤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入朝以来后勤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的响亮口号。这次会议是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全军步入现代化战争阶段后，对于后勤工作产生了一个飞跃性的认识。
1951年夏天，是志愿军后勤部开展工作最困难的一个时期。这年夏天，美军不仅对中朝军队发动了夏季攻势，还组织了大量的空军力量，对志愿军后勤运输线进行轰炸。此外，朝鲜北部爆发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空中有敌机的轰炸，地面有滔滔不绝的洪水，前方的战士们没有物资供给，饿得连口炒面都吃不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士们完全靠毅力在支撑着战斗。
后勤部在洪学智的带领指挥下，一边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一边修建被炸毁的公路、铁路。由于美国的飞机经常在白天进行低空扫射，所以修路大队和运输大队只能在夜间行动。铁路是志愿军后勤部的主要运输线路，也是美国空军首要轰炸的目标。因此，铁路运输线上的轰炸与反轰炸、破坏与反破坏，一直是中朝部队在后方进行斗阵的焦点。铁道兵，在这场后方的焦点斗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早在志愿军入朝初期，志愿军铁道兵团就在原四野铁道兵纵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随后与国内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入朝抢修铁路。1950年年底，还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余光生为政委的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和中朝共同管理的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统一指挥入朝的铁路兵员和铁路员工。
一开始，由于铁路抢修部队缺乏夜间抢修经验，又缺乏物资准备和思想准备，工作起来很被动，不仅导致工作进度缓慢，还会影响抢修和运输的配合。有时候，火车已到，前方道路却还不通；有时候，路已经修好了，火车却还没来。这样一来，美军的轰炸机又把刚修好的铁路给炸断了，从而导致车辆和物资的堵塞和积压。
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派了3个高射炮师入朝，协助铁路兵团抢修铁路。在防空部队和高炮部队的掩护下，铁道兵员和铁路员工每天晚上都在抢修铁路，保证大量运输车队的安全通过。
在抢修抢运的斗争过程中，铁道兵团完善了一套战时抢修的方法，确定了先通后固（即先通车后加固）、先易后难、确保重点等原则。抢修的便桥、便线都按简易标准要求，一般能维持3至5天就算完成任务。铁路线上的修复——被炸——再修复的循环，一直贯穿战争的全过程。铁道兵部队和员工不仅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还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总结经验，以集体的智慧创造出了一整套抢运、抢修的有效措施。例如“片面运输”、“合并运输”、“顶牛过江”、“当当队”、“水下桥”和“爬行桥”等，都是铁路修筑史上的创举。
除了总结一套战时抢修方法外，铁道兵团在抢修抢运的战斗中，还留下了无数个动人的故事。铁道兵第1师某连在百岭川奋战了76个昼夜，抗击了敌人多达26次的大轰炸，全连伤亡99人，剩下的40人仍一直坚持抢修铁路，最终按时完成了抢修任务。闻名全国的“登高英雄”杨连第，入朝后转战清川江、沸流江铁路桥工地，在铁道兵中首创白天利用敌机轰炸间隙抢修的范例。针对当时美军大量使用定时炸弹，志愿军铁道兵还广泛开展了拆弹活动，将定时炸弹的引信排除后，还可取出炸药使用。仅特等功臣郭金升一人，就拆除了定时炸弹603枚，取出炸药27吨。
美军实施疯狂的“绞杀战”后，惊讶地发现北朝鲜一直有火车在行驶，这让他们不得不公开宣称，中国不仅拥有几乎无限的人力，而且拥有相当大的建造力。……坦率地说，我们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顽强的修筑铁路的人。
在铁路运输线受到严重破坏，又得不到及时抢修时，公路成了志愿军后勤部向前线运输物资的主要交通线。汽车兵也成为志愿军后勤运输部队的骨干。
汽车兵入朝初期，不仅缺乏先进的运输工具和技术力量，还不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汽车部队仍然沿用国内战争的做法，以连、排成建制地行车，宿营时也不注意隐蔽和伪装。结果，当敌人的轰炸机以密集炮弹袭来时，汽车部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巨大损失。后来，汽车部队改由夜间行车，可是大多数司机没有夜间行车的经验，加上不熟悉北朝鲜的地理环境，常常会发生撞车、翻车等事故。
随着入朝部队的增加，汽车部队的运力也随之增强了，可仍旧不能满足前线的物资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后勤部积极地改进了运输方式，创造发明了一个防空哨制度，解决了汽车夜间行车不适应的弊端。
防空哨制度，是指在原来的防空信号站的基础上，在各重点地段设立一些不固定的防空哨兵。若是没有空中险情时，可发信号让司机开灯行驶；若是有敌机来袭时，信号站赶紧鸣枪报警，熟悉道路的司机关闭车灯减速行驶，不熟悉道路的司机则停到路边伪装好。
自从在汽车部队推广这个方法后，汽车部队自身的损失大大地减少了，也加快了后方物资的供给。后来，汽车兵在夜间摸索出了诸如摸电线、撒白灰做路标和音响联络等方法，大大提高了夜间运输的效率。
除了朝鲜战场上的后勤运输困难外，国内物资的筹集也是一大难题。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一举动，为美国人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大肆宣称“凡是一个士兵可以用到的东西决不许运往中国”。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之后，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并且积极地加以实施。
这样一来，抗美援朝部队所需的一些物资就严重短缺。对此，中国也做出了相应的举措，其部署是：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
欧美国家操纵的“禁运”，香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香港经济一度低迷，满大街都是失业的工人和贫民。在这特殊时期，有一个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硬是冲破了欧美国家的“禁运”，将抗美援朝部队所需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国内，再转运到朝鲜半岛上。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霍英东。
霍英东当时在香港经营船厂，生意已有一定的规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利用自己的船队，将香港的爱国商人筹到的物资，运送到了内地。在“海上运输”的三年时间里，霍英东每天起早贪黑、担惊受怕，白天落货、晚上开船，一天只能睡三四个钟头。
当时，霍英东的船队运送的物资有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等。他除了要应付海上的水警外，还要承受来自“黑道”势力的威胁。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实属一件不易之事。
谈到抗美援朝时期冲破“禁运”的这段经历时，霍英东坦白地说：“当时的我敢于冲破封锁禁运，可以说是一种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行为，对我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做法。”
就在霍英东因为冲破禁运，为国内运送物资获得利润的同时，他也招来了一些不堪入耳的骂名。很多人都说，霍英东是靠走私发家致富的。有的甚至说，霍英东发国难财，还走私了军火。“走私”这顶帽子，硬是扣在霍英东的头上三四十年，他从不反驳也不肯定，他相信历史会还一个真相给大家。
2000年10月25日，北京举行盛大的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庆祝活动，霍英东是惟一一个被邀请出席的香港人，而且还坐上了主席台。当时，主席台上坐的都是胸前挂满勋章的抗美援朝立功将领，霍英东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甘冒风险、冲破禁运的霍英东，如今已受到党中央和历史的充分肯定。霍英东说：“当年我或许还不是很清楚，但今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做对了。对这一切，我无怨无悔。”
由于志愿军后勤部的一系列有力措施，令朝鲜战场上的后勤供给线，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就连美国第八集团军的总司令范弗里特都不得不承认：共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为了支援兄弟邻邦——北朝鲜，保卫祖国的边疆和平和稳定，中国人民政府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派出了由大批优秀中华儿女组成的志愿军部队，开赴抗美援朝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英勇杀敌。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上与美帝国主义殊死搏斗的同时，中国国内也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新中国始建，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在国内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前线之所想，急前线之所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以实际行动支援着前线杀敌的志愿军。这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展示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风貌，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
正如周恩来的评价，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反帝运动，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
早在1950年6月27日，美帝国主义公然干涉朝鲜内战并武装侵略台湾时，毛泽东就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代表外交部也发表声明，中国人民一定会为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7月10日，中华全国总商会响应世界联合工会关于举行“支援朝鲜人民周”的号召，决定于17日在全国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的活动。随后，为了加强对这一运动的统一组织领导，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中华全国联合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华人民外交协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会等团体代表，组成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
在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下，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共中央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的教育和普及，发表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的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立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
10月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部分代表，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这两个组织合并，组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这个委员会由158人组成，其中不乏各民主党派人士、爱国团体代表等，比如司徒美堂、李立三、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等人。
1951年3月中旬后，该委员会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不久，各地相继成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分会，为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工会成立后，立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全国人民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首先是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工作。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我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抗美援朝总会根据党中央的这一指示，在全国开展了仇视、鄙视、蔑视的“三视”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积极行动起来，抵制暴行，制止侵略，支援朝鲜人员抗美救国战争。
“三视”运动开展后，中央和地方的报刊、电台大量的刊登、播报“三视”教育的材料。全国的学校师生和文艺工作者组成宣传队，走乡串户，向人民群众宣传着“三视”运动。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简报、宣传画、座谈会、报告会的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力求保证每一处、每个人都了解抗美援朝的实质目的，让抗美援朝的目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第二是动员广大的爱国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每年都要面向全国招募兵员，鼓励广大的爱国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除此之外，还要动员民兵组织大车队、担架队和各种技术人员，到朝鲜担负战场勤务的工作。为了协助当地政府做好征兵工作，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2月1日，与中国红十字总会联合发表了《关于组织医疗队的通知》，组织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到朝鲜担负战地救护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国内先后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员多达290多万人，有70多万人组成了大车队、担架队，还有汽车司机、铁路工人、医务人员多达4.5万人。这些人员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抗美援朝的支持，保证了志愿军作战的胜利。
第三是组织慰问团亲赴前线。
1951年1月12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募集救济品、慰劳品和组织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指示。为此，抗美援朝总会先后两次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发起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和《关
于组织慰问团的通知》。两则通知发出后，立刻收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一时之间，全国上下掀起一股为志愿军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和慰问信的热潮。大家把满腔的热情凝成一句句支持的话语，装进慰问信封中，寄给了远在朝鲜战场上的英雄儿女。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底，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共募集慰问金2000多万元人民币。从这笔巨大的数额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全国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爱之情和全力支持的态度。
除了捐款捐物外，抗美援朝总会还于1951年4月、1952年9月和1953年10月，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亲自前往前线看望抗美援朝的那些“最可爱的人”。慰问团给志愿军战士们带去了祖国人民饱含真情的慰问金、慰问品和慰问信。战士们看着这些物品，激动得泪流满面。
同时，随慰问团前去的文艺工作者，冒着敌人的炮火、冒着枪林弹雨、冒着付出生命的代价，为志愿军战士们进行了千百次精彩的文艺演出，给前线的战士们带去了温暖、带去了欢乐。这些举动，都极大地鼓舞了那些在前线杀敌的志愿军战士们。他们知道，祖国人民一直在惦记他们，他们的内心感到倍加温暖。
第四是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和增产节约运动。
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和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爱国公约、优待军属的号召。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大家觉得，这是支持抗美援朝的和表达爱国之心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订立爱国公约，推动了全国工商业等各条战线上的生产竞赛和增产节约活动，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掀起了全国人民人人为抗美援朝做贡献、人人为生产建设添砖加瓦的热潮，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还促进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加快了新中国的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
第五是组织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为了改善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不良的状况，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指示。抗美援朝总会得知这一指示后，立即于6月7日发出号召，并明确捐献的具体办法，进一步强调了捐献运动需充分深入宣传和组织，也必须与增加生产和收入相结合，遵守自愿原则。
全国人民在响应这一号召后，迅速开展起工作来。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街道等单位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工商业者联合会等组织，纷纷制定了捐献飞机和大炮的计划。不管是工人、农民、学生还是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纷纷慷慨解囊，踊跃捐款，并涌现出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真人真事。
截止到1952年5月31日，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共捐款5.56亿人民币，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价格。对于刚刚步入经济恢复和发展阶段的新中国而言，这笔巨大的数额背后，透着全中国人民浓浓的爱国之心。
抗美援朝总工会将收到的捐款，全部购买了先进武器，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战场上，使志愿军战士们的武器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战斗力大为提高，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持。
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7月28日，抗美援朝总会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和全体指战员发去贺电。三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向抗美援朝总会发来贺电，祝贺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至此，全国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告一段落。
抗美援朝医疗队
有战争，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伤病员。而伤病员最好的守护者就是战地医疗队。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和组织下，不光捐款捐物、组建慰问团出国，还从全国各地组建了多支抗美援朝医疗队，前往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战士们治愈战火和炮弹带来的伤痛。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与朝鲜山水相依的东北地区，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天津和杭州两个抗美援朝医疗队入朝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介绍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从组建到入朝支援的一些情况。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美援朝、支援志愿军的热潮。天津地区也不例外。195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因志愿军作战前线有若干伤员，前方卫生部门的医务人员和医疗技术力量不足，要发动和组织京津地区医务技术人员赶赴朝鲜前线救护伤员。天津市委市政府得到指示后，立即开展了组建医疗队的准备工作。
第一个准备工作是在天津卫生系统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宣传工作，有针对性地宣传抗美援朝思想。随着宣传的不断深入，天津市医药界代表举行了多次集会、游行活动，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对朝鲜人民给予了特别的同情。在这样蓬勃发展的情势下，天津市组织了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11月20日，天津市的医护人员开始报名参加医疗队。仅三天的时间，就有600多人报名。23日，医疗队第一大队组建完成，全队共18人，包括内科、外科、胸外科、五官科等各科专家和医护人员。第一大队在出发前，上书毛主席，立下豪迈誓言：“志愿军打到哪里，我们的医疗队就跟到哪里！”
11月26日，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正式出发。27日，他们到达沈阳。28日，他们到达洮南，为那里的1000多名伤员进行了救治。
随着国内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天津医药界人员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的人员越来越多，至1951年5月已达到4000多人。因此，天津市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又先后组织了第二、第三大队直至第十五大队。随后的这些医疗大队，沿袭着第一大队的优良工作作风，爱护伤病员，尽最大努力解决伤病员的痛苦。医护工作者们不仅废寝忘食地为伤病员医治伤痛，还替伤员们打理日常生活，诸如洗衣做饭、教习文化、编演文艺节目等。
在美国灭绝人性地向北朝鲜抛下细菌弹后，医疗队的部分成员还来到前线，参与国际医疗队，对美国投下的细菌弹进行取样化验，向世人揭示了美国人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的丑恶嘴脸。
天津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熟练的医疗技术和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志愿军伤病员的一致好评和敬意。周恩来曾评价说，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有“三好”，一是医疗技术好，二是医患关系好，三是内外团结好，称得上是全国模范医疗队。
再来介绍一下杭州抗美援朝医疗队的组建及支援情况。
1951年5月至7月，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们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第五次战役。就在这时，杭州市几家医院的部分医务人员，酝酿着组建医疗队赴朝支援的事情。在中国红十字总会杭州分会的协助下，杭州市首批48名医护人员，组成杭州市抗美援朝医疗手术大队，下设三个医疗手术队。
经过短期的集中学习和训练后，杭州市抗美援朝医疗手术大队于6月20日正式出发了。其中，第一医疗队直奔北京，与来自皖南、西南、华北等地的医疗队，合编为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五大队。杭州队分到第五大队第三分队；第二、三医疗队则分别进驻山东兖州和浙江南浔后方野战医院。7月11日，杭州医疗队在志愿军后勤总部卫生部的接应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杭州医疗队到达朝鲜后，第五次战役已接近尾声。当时，驻地附近的伤病员特别多，为了不延误志愿军战士的病情，杭州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不顾一路风尘，直接在简陋、临时的手术室里开始了抢救伤病员的紧张战斗。就这样，他们通宵达旦地战斗了25天。
七八月是朝鲜半岛的雨季。雨季到来后，为杭州医疗队救治伤病员增添了不少困难。朝鲜北部多山，往返抬送伤员非常费劲。为此，杭州医疗队采取了分组下连队的办法，展开了游击式突击治疗。
每天天还未亮，杭州医疗队的队员们就带着医疗器材，穿山越岭、跋山涉水地寻找伤病员。哪怕是在途中摔倒了，他们也一声不吭地爬起来，接着赶路。夜晚，他们又淋着雨，顺着崎岖的山路摸索回来。日复一日，杭州医疗队的队员们就这样坚持了两个月。不管伤病员在哪里，医疗队员们都能为他们治愈伤痛。
秋季防御战开始后，部队开始整编，后勤卫生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各个医疗队按照伤病员的分类，向野战医院正规化方向转变。杭州医疗队也编被入第二基地医院重伤一队，负责头、胸、腹战伤的治疗。这时，医疗队的救护环境得到大大的改善，不仅有了固定的住所，连手术室也安上了手术灯，还配备了一定规模的血库。据不完全统计，在杭州医疗队入朝的短短10个月内，一共胜利完成2000多人次的手术，最多一天的手术量达到60多人次。
杭州医疗队在朝鲜战斗了一年，度过了雨季和严冬，帮助无数的志愿军战士恢复健康，他们被亲切称之为“白衣战士”。
不管是天津医疗队、杭州医疗队，还是全国其他地区的医疗队，数以万计的医护人员离开祖国，来到朝鲜，每天冒着炮火，奔波在前线和后方，为一个又一个志愿军战士缓解伤病痛。这些志愿的医护人员，是“白衣天使”，也是“白衣战士”。志愿军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朝鲜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慰问团亲赴前线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国也相应地开展了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当时，统一负责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的是中国抗美援朝总会。为了更加真切地表达国内人民对前线志愿军战士的关怀，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先后分三次组织了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战场，为那里的志愿军战士带去来自祖国人民的问候与关怀。
在三次赴朝慰问行动中，不少慰问团的成员为志愿军战士们带去了慰问信、慰问物和慰问金，也有不少慰问团的成员为志愿军战士们带去了精彩的文艺演出，还有一些慰问团的成员将生命留在了朝鲜大地……
1951年3月12日，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在北京组建，设一个总团部，下设直属分团和七个分团。总团长是廖承志，团员共500多人，有文教界、民主党派等代表，并带有文工团、曲艺团和杂技队等成员。
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带着国内筹集的物资、慰问金等物品，于3月22日抵达沈阳。4月6日，慰问团抵达安东（今丹东），即进入战斗状态。因为一到鸭绿江边，就有可能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4月9日，慰问团跨过鸭绿江后，便开始改为夜行军。因为只有到了夜晚，美国的空军才会减弱狂轰滥炸的气势，北朝鲜变得安静平和许多。
慰问团抵达朝鲜后方后，分成好几个分队，到战斗前线和后勤基层单位去慰问。在慰问期间，慰问团了解到许多有关朝鲜战场上的事情，对志愿军战士们敢于流血牺牲的精神十分感动；还知道了志愿军后勤保障部门为了支援前线，克服重重困难，甚至要冒着身中炮弹的危险，为前线运送物资。当慰问团来到战地医疗队的基地时，看着一个个年纪轻轻的医生、护士，不畏炮火、不畏牺牲，抓紧一分一秒抢救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病员，慰问团成员的心里感慨良多。这些白衣战士们，多是一些女护士，可她们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畏惧。
慰问团在朝鲜战场上慰问了一个月后，于5月15日越过鸭绿江，返回祖国。6月3日，第一届慰问团抵达北京，对为期一个多月的慰问经历进行了总结。
1952年9月，时值中朝军队和美军开始新一轮的战斗。广大的志愿军战士摩拳擦掌，战斗热情十分高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再次组织人员，筹备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半岛慰问前线的志愿军战士。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总共1097人，其中代表361人，文工团567人，工作人员163人，总团长是刘景范。慰问团下设九个分团，包括祖国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解放军、文艺界、宗教界、工商界，以及各地区的军属烈属、劳动模范、海外华侨。其中，著名演员小白玉霜、杜近芳、徐志良、叶盛兰、李和增、高元钧等都深入前线，为部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10月6日，慰问团抵达安东。时隔一年，安东的一些情况已改善很多，这让慰问团的成员感到些许的安慰。当祖国的慰问团再次到来时，志愿军战士们高兴极了，整个部队的士气大振。
这次，慰问团仍旧给远离祖国的志愿军战士们带来了一些慰问品，有毛主席的照片、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茶缸、丝帕、香烟、烟斗、糖，甚至还有鱼肝油、维生素等营养品。慰问袋中，有贵州的苗族姑娘亲手绣的挑花腰带、云南彝族姑娘准备送给自己未来新郎的绣花衣以及名贵药材等。这些慰问品深受志愿军战士们的喜爱。慰问团的到来，给部队带来新的鼓舞！
第二届慰问团在北朝鲜待了近40天。在这近40天的时间里，慰问团的成员们不辞艰辛地昼夜不停的活动，仅座谈会、报告会就举行了3000多次，文艺演出与放电影近3000多场次。大家都巴不得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自己满腔的热情和更多的慰问、祝福传递到每个志愿军战士的身边。
11月10日下午，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从朝鲜新溪出发，向鸭绿江边返回，于第二天上午9点回到祖国的怀抱。慰问团临走前，广大的志愿军战士也纷纷把珍贵的纪念品送给慰问团，其中有战利品420件、纪念品907件、锦旗116面，各种礼品加起来共4000多件。
1953年7月27日，中朝方面与美国方面达成停战协议，并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书。至此，整个朝鲜半岛全线停战。在中朝人民欢庆停战胜利，全世界颂扬中朝人民为和平作出伟大贡献的时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9月组织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这次的慰问团规模比较大，全国共有近8000人参加了慰问团。这一届慰问团的总团长是贺龙，副团长有章伯钧、蔡廷锴、朱学范、陈沂、章乃器、吴晗、刘芝明、康克清、胡子昂、梅兰芳、老舍、王维舟、赵寿山、张维桢、周信芳等。总团下设9个总分团，分别是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华东总分团，广泛地代表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意，向志愿军及英雄的朝鲜人民表示了慰问和祝贺。
慰问团总团首先到达平壤，参加了朝鲜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金日成与贺龙总团长出席了宴会。10月25日是志愿军出国参战纪念日，慰问团总团在贺龙的率领下，到达志愿军总部表示祝贺。随后，贺龙与其他副团长检阅了志愿军的仪仗队，并接受了志愿军文工团同志的献花，同时接受了手举鲜花的志愿军干部战士的夹道欢迎。
在平壤，慰问团参观了抗美援朝军事展览馆。展馆虽然简易，却全面展现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朝鲜人民带来的伤害。随后，慰问团的成员还祭扫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看着数以万计的烈士坟墓遍布在一大片山坡上，想到这些最平凡、最可爱的人，为了祖国边疆的和平稳定、为了朝鲜人民的自由独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孤单地留在异乡的土地时，慰问团成员们一个个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此后，慰问团分别到各地慰问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在开城的满月台广场，举行慰问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的代表。总团长贺龙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战斗在保卫和平最前线的朝中代表团。随慰问团前来的著名京剧演员裘盛荣、谭富英、言慧珠、李玉如、马连良、袁世海等，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傅传香等，为部队进行了精彩的表演。12月14日，慰问团离开朝鲜返回祖国。
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后来回忆起自己赴朝慰问的这段经历时，说：“来到遍地都是战争创伤、遍地都是英雄事迹的朝鲜，看见那样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人民军，那样
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那些亲切的话语、亲切的握手和拥抱，那些在从前只是听说而今天才亲身经历到的感人的事物，随时随地都在教育我，使我不由自主地常常流下感动的眼泪。”梅先生的这番话，大概是所有参加过赴朝慰问团的人的共同心声吧！
常香玉为志愿军捐飞机
了解常香玉的人，都知道她是著名的豫剧演员，曾出演过《红娘》、《花木兰》、《白蛇传》等精彩剧目。剧中的常香玉，扮演的角色温婉善良、意志坚定；生活中的常香玉，忧国忧民、善良质朴。事实上，她外表看似柔弱，骨子里却有一种坚忍不拔的个性。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2年出生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生在旧社会的常香玉，为了能生存下去，受了不少苦。从小，她就跟着奶奶到处讨饭吃，年少不经事的她倒也听话，整天乐呵呵地跟在奶奶身后。稍大一点后，常香玉忽然对唱戏有了兴趣，在父亲和母亲的精心培养下，唱起来一板一眼，有腔有调。从此以后，常香玉就迷上了唱戏，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渐渐常香玉开始在戏剧界崭露头角。
抗日战争期间，常香玉为了配合抗日，唱了好几出爱国主义剧目。由于她的戏唱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她了。可以说，当时的常香玉红遍整个开封城。常香玉在赢得老百姓认可的同时，也遭到了当地反动势力的百般为难。为了躲开这些人，常香玉和家人迁到了洛阳。那时，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中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勾结日本的汉奸。戏园子的生意不好做，常香玉因为貌美也常常遭到一些无赖的轻薄。恰好，西安有人请她过去唱戏，她便和家人、戏班迁到了西安。很快，常香玉便在西安唱红了。
常香玉不仅戏唱得好，而是有一副热心肠，遇到不公平的事，她总是能第一个跳出来进行指责。一些了解她的人都知道，长相标致的常香玉却是一个充满血性的姑娘。
常香玉与丈夫陈宪章结婚后，创办了“香玉豫剧学校”，专门教一些失去父母的孤苦孩子学习豫剧，并由学校承担学员的一切费用。后来，从“香玉豫剧学校”走出来了不少优秀的豫剧表演家，比如高玉秋、朱玉霜、韩玉生等。
新中国成立后，常香玉有了施展自己艺术天分更广阔的空间，她创办了“香玉剧社”，自己当社长，丈夫当副社长，双双活跃在西安的戏剧界。在第一届的西北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上，常香玉当选为西北文联执委。无论是领导还是人民群众，都对她表现出了崇高的敬意和尊重。常香玉用自己的戏与言行，赢得了人民的一致好评。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国内为了支持奋战在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掀起了一股热火朝天的捐款捐物浪潮。轰轰烈烈的爱国热潮，涤**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身在西安的常香玉，也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场上的局势。当“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时，常香玉再也坐不住了，她决定为抗美援朝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思来想去，常香玉最终决定用自己的义演筹得一笔善款，购买一架飞机捐给志愿军部队。
当时，购买一架米格15型战斗机的价格是旧币15亿元。这个庞大的数字，无论是对常香玉个人而言，还是对“香玉剧社”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很多人对常香玉的这个决定感到怀疑，对常香玉和“香玉剧社”完成这个目标持怀疑态度。当然，人们并没有耻笑常香玉，只是觉得她年轻气盛。毕竟这一年，常香玉才28岁。
常香玉的脾气倔，只要她认定的事情，不管会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竭尽全力去完成。当时，得知常香玉这一决定的中共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和宣传部长张稼夫，对常香玉的爱国举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为了表示对常香玉的支持，他们指示西北文化部派几名干部到“香玉剧社”，协助常香玉她们进行义演工作。
中共西北局的领导的关怀，令常香玉感动不已。为了凝聚剧社的团结里，常香玉在义演正式开始的前几天，在全体工作人员的面前做出承诺：义演期间，她和陈宪章不拿工资，但每个工作人员的工资仍旧照常发、按时发。
此外，常香玉卖掉了剧社用来运送戏箱、道具的一部卡车，还卖掉了自己所有的金银首饰并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最终，这些钱将被用作义演的基金，作为发放给剧社工作人员的工资。她知道，剧社里的工作人员也要养家糊口，必须保证大家的生活，才能让大家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地跟着她搞义演。
常香玉的决心和信心，让剧社的每个人都感觉温暖无比。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跟着常香玉搞好义演，筹到买飞机的钱，如果半年时间不够，一年两年都行。听到大家表决心，常香玉心里倍感温暖，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为了让自己和丈夫能够一心一意扎进义演的事情中，常香玉和丈夫决定将三个年幼的孩子送到幼儿园全托，而且一托就是半年以上。刚开始，幼儿园根本不答应，后来听说常香玉夫妇为了义演捐飞机而不得不这样做，幼儿园便二话没说地答应了。尽管幼儿园承诺，一定会照顾好三个孩子，可常香玉夫妇心里还是很难受，毕竟孩子太小，没有离开自己这么久过。
常香玉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后，便和丈夫全身心地投入到义演的准备工作当中了。为了搞好义演，常香玉和陈宪章专门排了一个新剧目。他们想：既然是爱国行动，义演就应该以充满爱国主义情感的剧目为主。陈宪章花了四天的时间，重新编排了《花木兰》，接着又指导常香玉排练。《花木兰》这出戏排练好后，首演就获得了中共西北局文艺界的领导们的一致好评。这让常香玉和“香玉剧社”的工作人员们高兴无比。
正式义演后，“香玉剧社”在半年时间内共演出180多场，走遍了开封、郑州、新乡、武汉、长沙和广州等五省六个城市。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常香玉作为主角，常常是每一场戏都要登台。尽管很累，但当她听到台下观众们热烈的掌声时，又浑身充满了干劲儿。哪怕是遇上感冒发烧、牙疼等，常香玉也场场不落地演出。
为了能尽早地凑够买飞机的钱，常香玉和大伙一样，出门坐硬席车，睡硬板床，吃一个月几块钱的伙食。每星期偶尔有一点荤腥，那就算改善伙食了。越是条件艰苦，常香玉越是充满斗志。她相信，凭着大家的努力，攒够钱买飞机就一定能实现。
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香玉剧社”义演筹得的善款达到了十五亿两千七百万元。这笔巨款用来买飞机绰绰有余。常香玉没有留下一丁点钱给自己，而是将善款全部汇给了中国抗美援朝总会。不久，常香玉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抗美援朝总会的信件。信封里，装有中国抗美援朝总会的收款收据和郭沫若总会长签署的一份嘉奖电文。看到这些，常香玉和陈宪章激动得像孩子一样，他们蹦蹦跳跳地喊道：“完成了，完成了，我们收到回电了！”
半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香玉剧社”的每个工作人员舍小家、顾大家，竭尽全力演好每场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致敬！尤其是常香玉，她为了实现捐飞机这个目标，牺牲了不少，付出了不少。许多看过她的戏的人都说，常香玉是在用生命演戏！
后来，“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在朝鲜上空与美国空军英勇搏击，立下了汗马功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这架战斗机被存放于中国军事博物馆，向世人展示着当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艰难和常香玉的爱国之心。
中朝友谊万年青
中国与朝鲜接壤，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和往来。
朝鲜内战爆发后，北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向中国发出了求援信号。本着崇高的国际主义情感，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答应派兵援助北朝鲜。且不谈中朝两国渊源已久，仅“唇亡齿寒”的微妙关系，中国也应当派兵出征。
新中国刚刚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可谓是开国第一战。这一仗能否打好，极为关键。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统一的进程以及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中国人向来是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自己本民族也曾长期受到外来侵略者的践踏，因此对正在遭难的北朝鲜感同身受，所以，志愿军入朝作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强调要尊重北朝鲜的主权，要爱护和关心北朝鲜人民，要和兄弟党建立平等互助的关系。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签发志愿军入朝作战命令中就提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
志愿军入朝后，时刻谨记毛泽东的教诲，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作战，用鲜血凝成了伟大的友谊。
志愿军部队进入朝鲜后，事事尊重朝鲜主权，处处体现国际共产主义情感。战士们像在国内一样，严格遵守纪律，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坏一草一木。战斗过程中，但凡遇到涉及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的事情，志愿军都按规定和朝鲜有关单位协商。比如，向朝鲜人民借粮借物、转移居民、组织支前等，都通过朝鲜党政部门来解决。志愿军所到之处，都秋毫无犯。志愿军严明的纪律和素养，令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刮目相看。有的朝鲜阿妈妮（即老大娘）说，我们见过日本、苏联、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军队，只有中国的志愿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后来，朝鲜人民创作了一首歌曲，里面的一句歌词是：“亲爱的志愿军同志们，你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美军有着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空军部队，他们毫不吝啬地将空军部队运到了朝鲜战场上。战争是残酷的，“联合国军”大举进犯之时，美国的空军也开始向北朝鲜进行狂轰滥炸。朝鲜人民在美军日夜不停的轰炸下，房屋大多被夷平，家园几乎被毁坏，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联合国军”占领北朝鲜大部地区时，还曾以“清乡”的形式对朝鲜劳动党党员、干部及其家属进行了屠杀。美军尤其是黑人士兵所到之处，必然会进行大肆抢掠和强奸。
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后，其政治部门运用这些活的教材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教育，激发志愿军战士们内心对敌人的仇恨，同时动员广大官兵尽最大的可能帮助受难的朝鲜人民。为了帮助无辜的朝鲜人民，志愿军战士省吃俭用，用自己微薄的后勤物资努力救济朝鲜人民。
当时，朝鲜半岛北部相当大一部分群众的衣服、被子都被烧光、炸掉了，很多人都在寒风瑟瑟中苦捱。志愿军自身的供给也发生了困难，战士们的被服也不足。为此，志愿军政治部于1951年3月下发了通知，要求来年春季来临后，全军部队把棉衣、棉被里的棉花掏出来，毫无代价地送给朝鲜灾民，自己则用掏出棉花后的棉衣、棉被。
除此之外，中国国内也动员广大居民捐献棉衣，把温暖送到了朝鲜的千家万户。
在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打击南朝鲜伪军和美国侵略者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故事。这些故事中，并不是每个都感天动地，可它们就像一股股暖流，流入每个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心中，浇灌着盛开的友谊之花。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在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心中，恐怕是不陌生的。1951年，年仅20岁的罗盛教随部队入朝作战。当时，他担任某部侦察连文书。来到朝鲜后，罗盛教亲眼目睹了美帝国主义对北朝鲜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内心嫉恶如仇。于是，他找到连队指导员，要求上前线杀敌。指导员耐心地劝他：“革命有分工，做好文书工作，也是在消灭敌人。”
此后，罗盛教更加卖力地工作，常常在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后，跑到前线为战友们送饭、送水，抢救伤病员。在这期间，他还冒着炮火浓烟，从死亡线上抢救出来了一位朝鲜老大娘和一名朝鲜儿童。
1951年元月的一天清晨，4名朝鲜少年在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附近的一条河上滑冰。孩子们快乐地在河里溜来溜去，那模样让人暂时忘却了战争带来的伤痛。突然，一个少年不慎掉入冰窟中。由于河水冰冷刺骨，加上少年不懂水性，掉下去后本能地上下扑腾。渐渐地，少年被冻得失去了知觉，沉入了河里。其余几个孩子看见后，吓得大声呼救。
就在这时，罗盛教出完早操，正好路过河边，听到呼救声后，立即跑向出事地点。他边跑边脱掉棉衣棉裤，冒着-20℃的严寒，纵身跳入冰窟，潜入水中找寻落水的少年。待他找到后，赶紧把落水少年拖出水面。可是，他接连试了两次，都因冰窟周围冰层破裂，又跌入水中。几经周折后，罗盛教冻得全身发紫、浑身打颤，已经很难支撑下去，不过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再次潜入水中，用尽最后的气力，把落水少年顶出水面。恰好在这时，另外一名战士听到呼救声，及时赶到，遂将落水少年抢救上岸。而罗盛教，却因气力耗尽，再也无力浮出水面，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21岁。
事情发生后，获救的落水少年在母亲的带领下，向罗盛教生前所在的连队表示了感谢。当地的朝鲜人民听说后，也感动地落下了眼泪，他们一致要求用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安葬罗盛教。一位55岁的朝鲜老大娘主动让出了自己的墓地，让这位舍己救人的志愿军战士安眠于朝鲜大地。
尽管罗盛教并不是在战场上杀敌牺牲，可他舍身救朝鲜少年，正彰显了志愿军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为此，罗盛教生前的连队为他举办了庄严肃穆的追悼会，许多朝鲜人民赶来参加，送英雄最后一程。
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颁布命令，追记罗盛教烈士特等功，并授予他“一级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朝鲜人民对此也非常重视，并给予罗盛教同志以崇高的荣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罗盛教烈士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金日成亲自为罗盛教烈士纪念碑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围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1953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成立四周年的盛大纪念日。远在朝鲜半岛的志愿军战士也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表达了祝福之情。那天，志愿军炮兵第二师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在驻地共同举行了热闹的庆祝大会和联欢会。
临近停战，中朝两国军队的战士们心情格外得高兴。他们在会场上进行了简单的布置。大家在会场的入口处搭了一个彩门，上面缀有五角星，既美观又庄严。会场内设了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上方挂着红纸黑子的横幅，左边的条幅上写着“中朝人民友谊万古长青”，右边的条幅上写着“中朝人民军队友谊长存”，横批是“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
庆祝大会开始后，炮兵第二师的全体战士、朝鲜人民军战士、地方工作人员、中小学师生及朝鲜人民群众，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会场。大家心情格外地舒畅，每个人都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首先，炮兵第二师的军政委张百令讲话，他充满自豪地说：“今天是我们祖国成立四周年华诞，我们在此欢聚一堂，祝福祖国。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朝鲜。尽管我们远离祖国、远离家乡，但我们的心是和祖国、人民连在一起的。我们为祖国今天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祖国的繁荣富强，是我们奋勇杀敌的动力。有祖国人民做坚强的后盾，有朝鲜人民无私的支援，我们一定能够将美帝国主义赶到‘三八线’以南，我们一定会胜利！最后，愿中朝人民友谊万古长青，中朝人民军队友谊长存。”
张百令讲完话后，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
联欢会开始后，中朝两国的文艺战士用歌声和舞蹈传递着快乐与美好。这一刻，人们之间没有文化、语言的隔阂，只有心与心的交流。联欢会结束后，大家还在会场进行了合影留念。
战争是残酷的，但战争也让人们更加团结。在战争中结下的友谊，更加弥足珍贵。愿中朝友谊万年青！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