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斗在“三八线”上
三八线，原本只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纬度线。可是，美国人硬是将它划成了一条军事分界线，赋予其政治意义。因此，它成了南北朝鲜相互争夺的一条生死线。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与“联合国军”相互厮杀，时而越过“三八线”，时而从“三八线”上撤退。“三八线”上要实现和平究竟还需要多久？
入朝第一战
1950年10月19日黄昏，天阴沉沉的，一阵细密的冷雨伴随着寒风而来。鸭绿江边，聚集了几十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同时从安东、长甸和辑安三个渡口，跨过鸭绿江，前往抗美援朝的前线。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兵。担任抗美援朝任务的志愿军第39、39、40、42军和3个炮兵师，在没有人民群众夹道欢送的情况下，仍旧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抗美援朝之战即将拉开帷幕……
原本，在彭德怀离京之前，中央军委曾交代，先计划两个军做一梯队过江，顶住敌人后，再出两个军。不过，当彭德怀来到安东，了解到北朝鲜的局势后，他考虑到连接中朝两国的边境的鸭绿江大桥一旦被美国的空军炸掉，很有可能造成后续部队过江的困难。光靠两个军的力量，在前线是支撑不了多少时间的。因此，彭德怀决定：所有的志愿军部队集结于鸭绿江南岸，全部过江。
10月11日，彭德怀发电报向毛泽东请示。结果，毛泽东也想到了这点，两人不谋而合，故批准了彭德怀的计划。10月18日晚，毛泽东电令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4个军及3个炮兵师坚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
志愿军正式入朝之前，彭德怀一个人单枪匹马地率先入朝，与金日成在大榆洞第一次会晤。会谈中，彭德怀从金日成的口中了解到，目前朝鲜人民军仅剩三个多师。一个师守在德川、宁边以北，一个师在肃川，一个坦克师在博川。另外，还有一个工人团和一个坦克团在长津附近。而“联合国军”则武装到了牙齿，不光陆战部队人数多于朝鲜人民军，还有大量的飞机和大炮。
为此，彭德怀心急如焚，他恨不得立即派遣部队去灭灭美国人的威风。不过，志愿军部队仍在紧张地进入朝鲜。由于朝鲜北部山高路窄，白天又有美军飞机的空袭，所以志愿军们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入朝，故而前进速度较慢。除了第40军的先头两个师和第42军一部进到北镇以东、云山以内外，其余各部仍距敌尚有20至50公里地。
10月24日傍晚，志愿军第40军以左右两路纵队快速地向温井、云山、宁边前进。左路第118师到达北镇西北的梨川洞时，得知彭德怀总司令就在附近的大榆洞。于是，第118师师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立即前往大榆洞，向总司令汇报部队的情况。
见到邓岳，彭德怀一直悬着的心才落了地。他拍着邓岳的肩膀说：“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见到总司令，邓岳的心里也十分激动，他说：“司令，我们师共1300人，先头部队已到达大榆洞。因之前无法与军部取得联系，不清楚前线的情况，所以没有作出行动。现在，请司令作指示。”
“好！现在的情况很危急。人民军正在撤退，敌人紧追不舍。你们师赶快到温井一带占领有利地势，埋伏起来，把敌人引进口袋阵里，狠狠地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停顿了一会儿，彭德怀接着说：“你们师是打头阵的，即将迎接的是出国第一仗，一定要打漂亮！”
邓岳敬了一个军礼，说：“请司令放心，我们一定打好！”
10月25日，彭德怀与第13兵团的领导组成了志愿军司令部，并主持了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次会战会议。不久，毛泽东发来电报指出，第13兵团的领导机关和志愿军司令部合并，组成志愿军领导机关。彭德怀提议，由邓华任副司令兼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解方任参谋长。此外，为了方便和朝鲜人民军沟通、协调，彭德怀任命朝鲜外相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志愿军司令部的首脑机关成立后，便开始了紧锣密鼓地作战会议。
通过一阵细致的研讨，志愿军司令部形成了最终的作战方案：西线以第39军集结云山地区，第40军集结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地区，待机歼灭南朝鲜军第6师，调动南朝鲜军第1师来援，再将其歼灭于云山附近；第38军并配属第125师迅速集结于熙川及其以北地区。东线以第42军的两个师于长津以南的黄草岭、赴战岭地区组织防御，钳制东线之敌，保障西线志愿军主力侧翼的安全。
就在志愿军司令部紧锣密鼓地商量作战计划时，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打响了出国后的第一枪。10月25日凌晨，志愿军第40军118师占领了温井以北两水洞之丰下洞东北侧的高地，准备阻击从温井向北镇前进的敌人。此时，南朝鲜军并不知道志愿军已经入朝，他们大摇大摆地按照事先的计划推进。鉴于此，志愿军第118师师长邓岳命令前卫354团停止前进，隐藏在温井以北的丰下洞、富兴洞一带，伏击进犯的南朝鲜军。
许久，志愿军第354团的阵地下方，突然响起了马达声，公路上开来了两辆中型卡车。随后，一辆接一辆的卡车接踵而至。这是南朝鲜第6师第2团第3营的一个加强炮兵连。看到敌人进了包围圈，志愿军战士们内心跃跃欲试，恨不得马上冲下阵地，对敌人狠揍一番。
待团长一声令下，第354团的志愿军战士们一齐向敌人开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南朝鲜军有些晕头转向，纷纷跳下车，朝旁边的一个小山坡上跑去。志愿军战士依托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利用“拦头截尾斩腰”的作战方法，将南朝鲜军打得落花流水。不少南朝鲜军吓得到处逃窜，动作稍慢点的就成了俘虏。
在温井以北的两水洞战役打响之际，云山战斗也拉开了帷幕。
防守在云山的志愿军部队是第40军120师360团。此刻，他们正埋伏在云山以北的玉女峰等高地上。不一会儿，在云山至温井的公路上，敌人的汽车、坦克接二连三地开过来，巨大的轰隆声响彻在云山之中。
突然，公路上响起一阵爆炸声，原来是志愿军事先埋在地下的地雷。不过，南朝鲜军的汽车、坦克并没有被吓到，而是坦然地继续往前开。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北朝鲜人民军的一小股部队的阻击，成不了大气候，更何况自己有重型武器。哪知，云山以北的玉女峰等高地射过来一阵枪林弹雨。炮弹在敌人中间炸开了花。南朝鲜军这才意识到，这次遇到的对手不像是北朝鲜的人民军。
见情况不妙，南朝鲜军赶紧组织力量反抗。可是，他们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反击时间，被志愿军夹在云山之中，进退不能。埋伏在玉女峰等高地的志愿军战士，坚守了三天，打退了南朝鲜军的无数次进攻，慢慢地将南朝鲜军消耗殆尽。
几乎是同时，志愿军第42军一部在东线黄草岭地区与南朝鲜军的第3师也展开了激战。
各路志愿军部队按照志愿军司令部下达了作战计划，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歼敌。战场上，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志愿军指挥部里，电报、电话声不断。前线战斗的一点一滴都牵动着志愿军指挥部的心，彭德怀、邓华、韩先楚等人更是坐立不安，心急如焚。
大约上午10点左右，位于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接线员很快接通电话，又把电话递给彭德怀，说：“司令，是118师邓师长的电话。”
彭德怀一听，三座并作两步地走过来。在一旁看地图和看电报的邓华和韩先楚也停下手中的活，将视线转移到电话机上。
“怎么样，邓岳？吃肉包子没有？”彭德怀急切地问道。
“吃上了，全是肉馅的！”电话另一端的邓岳显得有些激动，嗓门大得让作战室的每个人都听见了。
彭德华听了，连连点头，忙问：“露馅了没有？”
“一点没露，包得严严实实的。”邓岳显然有些兴奋，声音都有些发颤：“敌人的一个加强营和一个炮兵中队，全钻进了我们的口袋阵，我们三个团用拦头截尾斩腰的方法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司令，这一仗打得真痛快，一个小时全部结束战斗！”
邓岳激动的情绪感染了彭德怀和作战室的所有人。彭德怀也满怀激动地说：“好！打得好！总部要通令嘉奖你们！”
放下电话后，彭德怀大叫一声：“快，给毛主席发电，报告首战胜利，让他放心！”
自从20多万志愿军过江入朝后，中南海的领导们就一直牵挂不已。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的一周内，连续向前线发去29份电报，可见他心系朝鲜前线，也十分看重抗美援朝战役的首战。接到从朝鲜前线传回来的捷报，一连好几天都没好好休息的毛泽东，总算可以睡了囫囵觉了。
志愿军入朝第一战就取得胜利，为抗美援朝作战开了一个好头。
反攻阶段的五次大战役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响第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是以双方在不期而遇的运动中打响的。由于敌我双方初次交战，双方的底线都没有摸清楚，所以志愿军在战略上先发制人，突然发起攻击，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对于第一次战役，彭德怀称其为“遭遇与反突击战役”。
一直以来，美国对中国军队都不屑一顾，始终觉得中国军队是小米加步枪的实力，不敢与拥有重型武器的美国相抗衡。所以，不管是“联合国军”的司令麦克阿瑟，还是美军第八集团军的司令沃克，都没有把志愿军放在眼里。
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第40军、42军等在西线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破坏了南朝鲜军在温井至云山一带的防线。而远在日本的麦克阿瑟仍然是稀里糊涂。“联合国军”不管西线的南朝鲜军的溃败，仍按原计划向鸭绿江前进。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第八集团军的王牌部队——美国骑兵第1师。
美国骑兵第1师是美国军队史上最老资格的王牌部队，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显赫战功，被誉为“开国元勋师”、“先驱师”以及“常胜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骑兵第1师是第一批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一直担任主攻任务。
当沃克听说南朝鲜军第1师在云山受到志愿军的阻碍时，他立刻派出了自己的王牌部队。一路上，美国骑兵第1师目中无人，傲气十足。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一场鏖战，对其交手的也是志愿军的一个王牌部队——志愿军第39军。
第39军的前身是工农红军第25军，抗日战争时期被编入八路军第334旅南下支队、新四军第3师，曾在抗日战场上杀得敌人是闻风丧胆。解放战争时期，第39军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西南边陲，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毫无疑问，一场王牌对王牌的战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11月1日傍晚，志愿军第39军向云山的南朝鲜军发动进攻。不料，当他们冲进云山镇时，发现敌人手臂上戴着马头臂章，且个头高大。这时，他们才知道，部队遇上了美国兵。连日以来，第39军都是在和南朝鲜军交手，碰上美国兵还是第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镇子里的美国大兵刚与南朝鲜军换防，由于戒备疏忽，竟然将闯入镇子里的志愿军当成了南朝鲜军，还友好向地志愿军伸出了手。于是，志愿军将错就错，昂首阔步地走进了云山镇。待走到美军一个营的营部时，才打响了战斗。
云山镇的美国兵遭到突然袭击，一下子陷入混乱。不过，王牌部队终归是王牌部队。很快，美骑兵第1师就开始了反击，但是近距离的战斗，使他们的优势火力发挥不出来。最终，美骑兵第1师像哑巴吃了黄连，全都被志愿军第39军歼灭。
中美两军第一次交手，以志愿军第39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也许是因为美骑兵第1师的全军覆没，“联合国军”大受打击。他们于11月3日全线收缩，退到了清川江以南。11月5日，鉴于敌人收缩和自身粮弹供应不足，彭德怀下达了志愿军各部停止进攻的命令。11月8日，志愿军各部全部停止进攻。
第一次战斗历时13天，志愿军除了第38军暂时没有取得战果外，其余各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过这次战役，中美双方对彼此的军队实力有了初步的认识。此外，它还粉碎了“联合国军”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使北朝鲜人民军获得了整顿、补给的宝贵时间。
在第二次战役发生前，美国人一边虚伪地与中国进行和谈，一边加紧扩充兵员，准备对中朝控制的区域实行为期两周的空中袭击，并炸断鸭绿江大桥。当时，中共中央识破美国的阴谋，不仅没有放松在战场上的较量，还派出了第9兵团、第50军、第66军等部过江入朝。
11月24日，“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口出狂言，大呼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率部队回国庆祝圣诞节。如此大言不惭，越到后面跌得越痛！
11月25日黄昏，在整个清川江以北的西线，志愿军第50军在博川向英军第27旅、第66军在泰川向南朝鲜军第1师、第39军在宁边向美军第25师、第40军在球场向美军第2师、第38军在德川向南朝鲜军第7师、第42军在宁远向南朝鲜军第6师和第8师，开始了全面的进攻。
第二次战役打响了。这次战役发生在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主要特点是迂回穿插和正面进攻相结合的作战方式。
在第一次战役中，独独没有取得战果的志愿军第38军，这次发了狠。军长梁兴初立了军令状，一定要“包南朝鲜军第7师的饺子”。26日下午三点，志愿军第38军向敌人发起了总攻。四个小时后，南朝鲜第7师全部飞灰烟灭，配属该师的美国顾问团一个不漏地成了志愿军的俘虏。在这次战斗中，志愿军第38军以其英勇的拼搏、傲人的战绩，获得“万岁军”的称号。
同样，11月25日晚上，志愿军第42军在黑夜中毫无声息地消灭了南朝鲜第8师，顺利地进入了宁远城。志愿军第40军也出手不凡，先是在新兴洞、苏民洞消灭了5个连的美军，继而在球场协同第39军干掉了两个师的美军。打到26日，美第2师在志愿军第40军的猛攻下，几乎全部成为刀下鬼。
11月27日，志愿军第9兵团在宋时轮的指挥下，开始在东线转入进攻，将美第10军的陆战1师、步兵7师分割成五段，打得敌人是一败涂地。殊不知，第9兵团刚刚从江南一带赶来，由于时间紧迫，志愿军战士们还未来得及换上冬装，就与美军交上了火。每天，志愿军战士们穿着夏季单衣，趴在零下四十多度的雪地上，紧握着手中的钢枪，随时准备与美军决一死战。饿了，他们就啃几口冻土豆；渴了，他们就从地上抓把雪塞进嘴里。很快，就有大批大批的志愿军战士冻伤了，甚至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西线的战火纷飞，东线的情况极其严峻。志愿军战士们除了没有御冬的衣物外，连冻土豆和炒面都供应不上了。面对如此艰难的困境，第9兵
团的战士们靠着顽强的毅力，在清川江和长津湖一带将美军打到“见了北朝鲜山坡上的狗尾巴草都发抖”的地步。
毫无疑问，在第二次战役中，至关重要的就是“清（川江）长（津湖）大捷”。这场战役使志愿军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让麦克阿瑟的“圣诞节前结束战斗”成为了一个遥远的梦。值得一提的是，美军第八集团军的司令沃克，在匆忙撤退中不幸撞车身亡。对于这场战役，就连美国军史中也直言不讳地写道：“陆战队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如此悲惨的艰辛和困苦，这简直是一次地狱之行。”
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志愿军胜利进抵“三八线”。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惨败传回美国国内，立即引起一片哗然。美国的《时代》杂志称“我们吃了败仗——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败仗”。相比较美国的失败而言，中国则赢得理直气壮。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优异表现，换来的是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1950年1月24日，新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拥有多年外交经验的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发言。尽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可中国人在联合国上的亮相，足以说明美国和西方国家不能再继续忽视正在崛起的中国。
美国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又在联合国会议上耍心眼，可见他们并不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既然美国决议诉诸武力，那么中国也将继续奉陪到底。在筹备第三次战役时，彭德怀考虑到时值严冬，在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忍受着非一般的痛苦，所以建议只在“三八线”以北再打一仗。不过，毛泽东考虑到当时战场内外的政治形势，主张越过“三八线”作战。
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人的决定都没错，只是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同。自古以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违。为了打好第三次战役，中朝联合司令部经过长期的讨论和策划后成立了。
新的一年伴随着飘零的大雪而至。志愿军6个军23万人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7万余人于新年前一天，逼近“三八线”。为了打赢这次战役，中国国内的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为前线战士源源不断地送去补给物资。
美国方面，大战在即却更换主帅。由于沃克不幸在第二次战役中身亡，美军第八集团军的司令改由李奇微担任。李奇微毕业于西点军校，以“坚强的意志和指挥才能”著称。尽管一直身在美国，可朝鲜半岛上的动态，他可是一点也没有落下。对于麦克阿瑟，李奇微打心眼地感到厌烦，称其具有“夸大其词和自吹自擂的恶习”。
很显然，李奇微不同于沃克的唯命是从。他一到日本，首先就为自己争得了战争指挥权。好在吃了败仗的麦克阿瑟并不计较这些。就算李奇微再有谋略、再有军纪，也抵抗不住厌战的美国大兵，及预想不到在元旦之夜发起攻势的志愿军。
很快，志愿军全线获胜，并开始准备攻打汉城。躲在汉城里的李承晚，再次故伎重演，灰溜溜地逃跑了。满城都是退下来的“联合国军”，李奇微试图去拦住美24师的溃兵，可结果无济于事。
1951年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第50军一部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进入汉城。志愿军攻克汉城的消息传回国内，全国都沸腾了！
第三次战役于1月8日正式结束，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推向了顶点。
巨大的胜利使中朝两国人民都高兴不已，许多人都认为抗美援朝战争会立刻结束。这种情绪也影响了志愿军战士，他们都希望“快打，快胜，快回国”。就连中南海的领导也觉得，离胜利仅差一步之遥。唯有彭德怀是清醒的，他知道，志愿军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前三次战役，由于前线物资匮乏，已经有很大一批志愿军战士冻死、饿死了。另外，还有一大批战士的手脚全都冻伤了，且得不到治疗。志愿军当前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继续战斗。
可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血战还是打响了。1951年1月25日，第四次战役开始。
志愿军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一开始由于对敌情的估计不足，导致一时陷入被动地步。好在彭德怀及时调整战术，机动灵活地进行防御，勉强维持着战斗的进程。不过，李奇微经过上一次的作战，已经摸透了志愿军习惯进行“暗夜行动”或“周末攻势”，遂向志愿军发起了有针对性的反攻。
自身的后勤困难，美军的强大攻势，令志愿军苦不堪言。为了保存实力，彭德怀下达了放弃汉城的命令。4月初，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基本上退到了“三八线”以北。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志愿军转入防御阶段。
在第四次战役接近尾声之时，国内为了补充志愿军兵力的不足，先后派了3兵团、9兵团和19兵团等主力部队入朝作战。志愿军在补给充足的兵员的同时，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大家纷纷捐钱捐物，并自发地组织起慰问团，到朝鲜战场上看望志愿军战士们。
大量兵员的补给，改变了志愿军之前“青黄不接”的状态。虽然，彭德怀早已确立整个战争的长期性，但他也想争取短期内结束战争，班师回朝。所以，在“联合国军”再次逼近“三八线”时，彭德怀决定发动第五次战役，一举打垮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解放整个朝鲜半岛。
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这场战役是抗美援朝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中美双方好似都铆足了劲打算一拼高低似的，居然共投入100多万大军，相互进行了激烈的攻防作战。
在第五次战役中，中朝军队为防止因敌人登陆而陷入两面作战，遂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前发起了进攻。虽然在两个阶段的进攻中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可中朝军队却未能很好地实现预定的战略企图，反而在收尾时突然受到挫折。志愿军第60军的180师被急红眼的美军，杀了个回马枪，导致全军覆没。6月10日，血腥的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来，彭德怀将第五次战役归为自己一生中4次军事失利战役之一。
志愿军出国后，在朝鲜半岛上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战略反攻，连续进行了五次大的战役，虽然在后两次战役中有些损失，但还是基本完成了志愿军出国时定下的战略目标。
坑道战
反攻阶段的五次战役结束后，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志愿军各军部，都开始了深刻的思考与经验教训总结。虽然这五次战役改变了北朝鲜的被动局面，可志愿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尤其是第五次战役。为何出动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反而落得一个不圆满的结局？
身在中南海的毛泽东，此刻在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很快，他便起草了一份指示电报，于1951年5月26日，发给了前线的彭德怀。在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对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和“联合国军”，打大歼灭战是占不到便宜的，还是要实行“小包围、小歼灭战”的方针。
就在中国开始总结经验，并准备发动第六次战役时，美国人居然抛出了求和的橄榄枝。像过街老鼠一般的美国人，开始通过各种门路，去寻找同中国谈判的大门。为了打开同中国谈判的大门，美国人可谓是挖空了心思。他们甚至派人到香港去碰运气，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后来，驻欧洲、联合国的外交官频频向苏联外交官“暗送秋波”，可对方却装作没看见。无奈之下，美国人只好厚着脸皮去找了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才将和谈的愿望传达到了北京。
中朝与美国和谈之路，并没有彼此想象的那般顺利。中方派出了李克农和乔冠华，朝鲜派出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美方则派出了乔埃等人。中朝方面是带着极大的诚意来谈判的，美方的乔埃等人也希望尽快谈成。乔埃曾估计在2个月内就能达成一致，没想到这场谈判持续了2年，双方还付出了数十万战士伤亡的代价。
中朝提出的谈判原则很合理，只要求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为。可是，美军一开始就没有诚意，不但不同意在朝鲜撤军，还在一些小细节方面胡搅蛮缠。在谈判的日子里，中美双方仍旧摩擦不断，或大或小的战斗时有发生。
很快，李奇微心有不甘地开展了秋季攻势，美军第八集团军还搞了一个新战术——“坦克楔入战”。新任美军第八集团军的司令范弗里特想用坦克攻破志愿军的防线。不过，随着志愿军的空军、高炮部队的参战，以及后勤部队的充分准备，李奇微和范弗里特的这场精心策划又以徒劳收尾。
为了躲避美军的炮火攻击，志愿军战士在无数次血战中，找到了对抗“联合国军”狂轰滥炸的有效方法。他们在相对安定的战线上，集中力量修筑了以坑道为主干的防御工事，即“坑道战”。
这种“坑道战”，对于志愿军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的八路军战士就曾在华北大地修筑了不少地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道战”。
一开始，志愿军战士为了躲避敌人的炮火，在阵地的背面挖了单人防炮洞，由于形状如猫的耳朵，还被取了一个响亮有趣的名字——猫耳洞。后来，越来越多的战士开始挖防炮洞，挖着挖着，各个洞就连接起来了，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坑道。有了这种坑道，一旦“联合国军”的炮火来袭，多数人可以躲进里面，只留少数人在洞口监视敌情。待敌人的炮火威力减弱，再回到战壕反击敌人。
彭德怀得知志愿军地面部队发明创造了这个办法，高兴地动员全军，在各个防守要点上都要修筑“坑道”。于是，几十万志愿军战士开始挥着铁镐、铁锤，兴高采烈地向石壁和土地“开战”。
1951年9月16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发出了《关于小型作战的指示》，要求全军修筑坑道，并强调中朝军队的主要阵地是隧道式的据点，特别是核心阵地。经全军上下一起奋战，志愿军在半年之内仅第一线各军就修筑起190公里长的坑道。1952年5月，第一线防御阵地的坑道工事的修筑基本完成。同年8月，第二线各军防御阵地上的坑道工事也基本完成。至此，志愿军部队在横贯朝鲜半岛的250公里长的战线上，形成了一个有20至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中心的防御体系。朝鲜半岛下，错综复杂、条条通畅的坑道，被誉为“地下长城”。
志愿军开始全线修筑坑道时，“联合国军”就以空中投弹、坦克炮和大口径炮轰击洞口、向坑道内施放毒气等方式进行破坏。其中对坑道威胁最大的是八英寸重炮（20厘米口径）的轰击和坦克炮的近距离射击。
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志愿军除了组织力量压制敌人的重炮和坦克外，还对坑道进行了改进，达到了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七防”的要求。大多数坑道内都有防毒门、储水池、指挥室、休息室、救护室和粮弹仓库。坑道口在力求坚固隐蔽的同时，还采取真假工事相结合的方式迷惑敌人。此外，坑道工事还将“防”与“打”结合起来，将坑道口与野战工事紧密连接，使志愿军战士们能在恰当的时机及时地跃出坑道投入战斗。
坑道防御体系，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依靠广大的群众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实践而逐步形成的。修筑坑道工事的过程，也是志愿军不断抵御敌人现代化技术手段攻击破坏的过程。这种“道高—尺，魔高一丈”式的反复较量，使坑道逐步具备了能防、能打、能生活等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的功能。
有了坑道，志愿军战士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也能在同优势装备的“联合国军”对抗中，取得可喜的成绩。为了保证前线阵地的巩固，志愿军战士常常在敌人的猛烈炮轰后，派出一支支小分队，进行狙击活动，俗称“冷枪冷炮运动”。这样的阵前伏击、偷袭活动，令“联合国军”部队苦不堪言，大多数美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去见了阎王。后来，美军在受到严重打击后，士气低落，颓废不堪。他们整天躲在碉堡里，不敢出来，害怕一露头就一命呜呼。
“坑道战”的开展，使志愿军战士在极小的代价下，取得了极大的战果。
反“细菌战”
1951年的夏秋攻势失败后，美军不但没有改变朝鲜半岛的局势，反而丧失了不少兵力。“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本想再增加兵力，可美国三分之一的兵力都用在了朝鲜战场上，继续增兵已不可能。无奈之下，美国人再次故伎重演，于1951年10月25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此次谈判，板门店被选定为新的和谈地点，故称为“板门店谈判”。
中方的主要和谈代表是解方，美方的主要和谈代表是霍治。和谈一开始，美国人就老生常谈，一再炫耀自己的“海空优势”。经过上次的交手，中方代表已经摸清了美国人的秉性，一上来就直接挫了他们的锐气。
为了不让和谈结果跟上次一样无疾而终，中朝方面于10月31日提出了一个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方案。为了配合中美和谈，并迫使美方接受中方的条件，彭德怀命令志愿军6个军开始局部反击。
局部反击一开始，美国人就呆了。他们没想到，以往只靠步兵攻击的志愿军，现在开始了现代化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是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志愿军部队已经开始打现代化战争了。志愿军部队不仅配备了装备精良的炮兵、装甲兵，甚至连空军都已经出动了。美国人吓呆了，很快就对志愿军举起了白旗。
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为谈判桌上赢得了成功的筹码。很快，经过中方谈判人员的努力，一条军事分界线划分好了。军事分界线确定后，战场上除了敌人的“绞杀战”还在继续外，其余战线已经归于平静。中朝方面本以为很快就能签订停战协定，结果美国人以限制中国在北朝鲜修机场而胡搅蛮缠起来，导致双方再次谈崩。
江郎才尽的美国人，不论是在战场还是在谈判桌上，都没有捞到一点好处。最后，他们竟然导演了一场肮脏的“细菌战”。
1952年1月20日，在朝鲜北部的伊州上空飞来几架美国飞机。他们不像往常一样，扔下炸弹狂轰滥炸一番，而是十分可疑地在上空盘旋了几圈后，又飞走了。很快，人们发现，地上突然多了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子，还有许多跳蚤、苍蝇以及老鼠……紧接着，北朝鲜的其他地区和志愿军的前线阵地上，也出现了大批用纸箱、纸盒装着的跳蚤、蜘蛛、苍蝇、蚂蚁、虱子等小虫子。
一时之间，北朝鲜多处出现这些来路不明的小虫子。这些小虫子本不应该在寒冷的季节出现，可现在大批量的出现，一定是有其原因的。
经过志愿军医务部门人员的现场取样化验，初步证明这些遍布北朝鲜各处的小虫子带有鼠疫、霍乱等多种细菌。紧接着，中朝医学科学部门也介入调查当中。他们从小虫子的取样调查中，再次证明这些小虫子身上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十多种对人体健康不利的菌种。
经过调查，中朝方面很快查出，这是美国人恶意投放的。这些病菌经过培植，附在动物、昆虫的身上，或者是树叶、食品、棉花和宣传品等上，被制成细菌弹后，由飞机投放至北朝鲜人口密集或志愿军前线阵地附近。这些细菌弹，被称作“不爆炸的炸弹”，可是一旦被侵入人体，则会造成人的免疫力下降，甚至患上重病，最终死亡。
美国人投放细菌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早在1
925年6月17日，《日内瓦协定书》就已命令禁止使用一切毒气武器和细菌武器，可是美国当局一直拒绝批准。如今，美国违背全人类的公约，秘密地向北朝鲜投放了带有有毒病菌的“细菌弹”。随着“细菌弹”的落地，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又发生了。回归热、天花、伤寒又开始流行起来。
得知“细菌弹”是美国新的战略阴谋后，志愿军总部和中朝联合司令部，立即命令各军、各师行动起来，成立反“细菌战”办公室，采取各项措施，打好反“细菌战”这一仗。
志愿军各军部、师部迅速成立了反细菌战办公室，还抽调战地医院的医务人员参加办公室工作。指战员、后勤工作人员、医疗队的全体人员立即紧急行动起来，手拿扫帚、铁锹、铁勺、装有木炭的铁盒、镊子，到村里村外、山上山下、树林里、山坡上，把细菌弹散落在各处的昆虫、死老鼠等各种可能带有细菌的脏东西收集起来，再集中焚烧，而后将其灰烬深深埋入地下。各部还多次掀起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指战员们积极响应号召，彻底打扫防空洞、伙房、食堂及环境卫生，将一切有可能传染疾病的地方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并进行了彻底的消毒。
尽管人们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可病情还是蔓延开来了。3月，志愿军患鼠疫的有13人，脑炎、脑膜炎的有44人，患有其他疾病的有43人，其中36人不幸因病去世。对此，中朝方面开始大规模地防疫灭菌。远在北京的中央军委，也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场上的反“细菌战”，曾连续两次作出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志愿军迅速成立了以邓华领导的“总防疫委员会”，动员全军上下一起开展反“细菌战”，并在部队中普及卫生知识和注射防疫疫苗。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开展了遍及全国的卫生清洁运动。
就在志愿军全军上下一齐进行反“细菌战”的同时，一批实施这项灭绝人性任务的美国飞行员被中朝军击落并俘虏。这些美军俘虏的供词，证实了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此外，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美联社记者于5月18日，通过媒介发出一则消息：1091号船上的战俘营，正在进行了一件肮脏至极的事情……每天从他们的口中和肠胃中取出病菌进行培养，这样的试验可达3000次……岛上关着的12万俘虏中，有1000多人病得厉害，其他的人约10%都染有各种疾病。
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也披露说，李奇微让三个日本细菌专家，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来到朝鲜，以中朝两国军队的俘虏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提出了冬季细菌战计划。而那三个所谓的日本细菌专家，就是曾经在二战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灭绝人寰的细菌战的日本731部队的成员。
事实摆在眼前，可美国人却死活不承认。这种有胆量做却没有胆量承认的行为，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和唾弃。
居里夫人的女婿、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了解事情后，愤然声明：
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即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议。
为了调查美国的反人类战争罪行，各国科学家也紧密团结起来，组成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先后抵达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事后，两个调查团写出了报告，并昭然于天下：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办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办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
迫于国际压力，美国人终于悄悄地停止了细菌战计划。中朝两国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美军的细菌战计划彻底粉碎了。
粉碎美军的绞杀战
早在第四次战役之时，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就出现了问题，很多物资运送不到前线，导致战役打得相当艰难。第五次战役开始后，彭德怀果断地派洪学智返回国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后勤困难。随后，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彭德怀的推荐下，洪学智担任志愿军后勤司令员这一重责。
1951年6月，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式成立。在洪学智的带领下，志愿军后勤部配合前线打响了一场立体反击战，既要组织向前线供应物资，又要组织人员进行战斗。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前方是我（彭德怀）的，后方是你（洪学智）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打赢这场立体战。
这年夏初时节，抗美援朝战争转为相持阶段。美军由于长线作战，兵力已严重不足；而志愿军部队则在后勤部的支持下，不仅扩充了兵员，还有了充足的物资、弹药保证。很显然，朝鲜战场上的有利形势倾向于志愿军部队。面对已经构筑好坚固防线的中朝军队，美军很难向战争初期那样**，就算是突破中朝军队的某一防线，也有很大的困难。
不过，好斗的美军没有放弃进攻的机会，他们开始迷信自己的海空优势，企图凭借空中力量，破坏中朝军队的后勤补给线、交通线，以达到阻碍中朝军队前线和后方相互联系的目的。
不巧的是，1951年的夏天，朝鲜北部发生了一场特大洪水。自从进入7月中旬以后，朝鲜北部的天空好像被戳漏了一样，倾盆大雨不停地往下落，很快就酿成了一场洪涝灾害。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大量的房屋、桥梁被冲毁，就连准备抢修道路和桥梁的建材也被冲得一干二净。中朝部队的后方供给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场洪灾持续时间之长，危害范围之广，是朝鲜近40年来前所未有的一次灾害。
由于洪灾，志愿军司令部不得不搬到一个矿洞里。即便是这样，大水也不停地从洞顶往下渗。工作人员找来脸盆，放在地下接水，叮叮当当地很快就蓄满了一盆水。彭德怀发愁地走到洞口，说：“敌人正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后勤供给线，偏偏在这时候来场自然灾害，唉……我们不得不面对敌人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困难，即使这样，也要不遗余力地保障前方战士不缺粮弹。”
趁着朝鲜北部的特大洪水之机，美军对志愿军后方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也称“绞杀战”。他们拟用三个月的时间，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以达到志愿军后方的铁路运输线达到完全瘫痪的地步。
“绞杀战”并不是美军的新战术。它原是二战期间，同盟国空军在意大利境内对德军使用的铁路线进行空中轰炸的一次战役，最初叫做空军协同攻势，后来才改为“绞杀战”。由于朝鲜半岛的地形、交通线的构成以及美军空中封锁计划与当年在意大利进行过的“绞杀战”类似，所以美国才仿用这一战术。
美军的“绞杀战”计划，是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位划定一个阻滞地区，以绝大部分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进行长时间的毁灭性的轰炸，以切断志愿军的后方交通线，窒息志愿军前线的作战力量。因此，“绞杀战”又被称为“窒息战”和“阻隔战”。
“绞杀战”开始后，美军出动了第5航空队所属各战斗轰炸机联队封锁朝鲜西北部的铁路线；远东轰炸机指挥部的H—29型飞机轰炸平壤、新安州、顺川等地的重要铁路桥梁：海军第77特混舰队3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飞机，攻击东北海岸的铁路线。参加“绞杀战”的美国空军大多是参加过“二战”的，不仅飞行技术好，还有空战经验。他们经常超低空飞行，白天钻山沟，晚上找灯光，时时刻刻都在攻击铁路交通线。
此外，美国空军也加强对志愿军公路线及运输车辆的轰炸。白天，美军用轰炸机扫射志愿军的运输车辆和囤积货物；到了夜晚，又在公路上投放照明弹，用轻型轰炸机分区搜寻目标，进而跟踪追击。
为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疯狂袭击，志愿军总部开会研究，制定了动员全军、包括朝鲜人民军、朝鲜当地百姓在内的抢修运输线任务。虽说上有敌人的猛烈轰炸，下有滔滔不绝的洪水，可中朝两国的军队和人民，为了保证前线战略物资的运送，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他们采取了分段包干责任制，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最快的速度保证了工程量的完成。就这样，原定一个月完成了抢修公路任务，25天就完成了全部工程。
为了保证运输畅通，抢修工程队在保证单线通车的基础上，还开辟了许多条迂回公路，使公路纵横连接成网，条条道路通往前线。同时，还拓宽了狭窄路面，排除了危险路段，疏通了失修的水道涵洞，并在公路沿线修了大量的汽车掩体。从此，志愿军从根本上改善了后方交通的状况。
作为这场反“绞杀战”的直接领导指挥者——洪学智，常常在最困难、最关键的地方出现。交通枢纽、渡口、敌机封锁带，常常能看见他奔波的身影。对于美国空军重点轰炸的“三角地区”（即清川江至大同江间的铁路、公路交道枢纽），洪学智也常常深入现场进行督战，指挥部队防空、抢运和抢修等。
为了打击敌人的“绞杀战”，志愿军部队除了利用高炮部队的威力外，还出动了空军参战。1951年9月下旬，志愿军空军担负起保护平壤以北交通线的掩护工作。至年底，志愿军空军共出动5个师，3500多架飞机，击落敌机70架，击伤敌机50架。虽然中国的空军刚刚建立不久，各方面的配备设施和作战能力还不够强大，可是志愿军空军战士积极应战，同美国空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很快迫使美国空军轰炸机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
最终，在全体志愿军的奋力拼搏下，美国空军实施的“绞杀战”计划最终破产。
时隔多年后，洪学智回忆起这场反“绞杀战”时，仍旧记忆深刻。他说：“一个是激烈的战争，一个是特大的洪水，真是雪上加霜，困难上加困难。我作为兼后方勤务司令员，日夜不安，夜不成寐，心急如焚！为战胜洪水灾害，保证运输，保障前方的粮、弹供应和伤员的后送，我志愿军后勤部的领导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是把不通的桥梁和能通的公路连接起来。为此，发动了全军动手，朝鲜人民群众和人民军也都投入了这项劳动。因为道路不通，是大家的困难。”
边打边建的志愿军空军
1951年11月21日，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在记者招待会上，无比感慨地说：“中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事实上，中国人民空军于1949年夏天才正式被宣布建立。当时，新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基础薄，自身没有条件制造飞机，所以只能向“老大哥”苏联购买飞机。8月，中央军委命令第四野战军以第14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空军司令部，并在北平建立起第一个作战飞行中队，装备10架美制p51型战斗机。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此时全军只有几十名飞行员，仅有60多架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飞机能用。
为尽快进行台湾战役，中央军委大力开办航校，并于1950年6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了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4混成旅。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中国空军才刚刚配备了三个旅（后改为师）。至这年年底，才紧急组建了5个师，并进行着突击训练。
当时，抗美援朝部队主要以地面部队为主，空军是否参战并没有列入计划当中。后来，考虑到朝鲜战场上残酷的“绞杀战”，中央军委于1950年末作出了中国空军参战的决定。
中国空军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说，很显然有着极大的困难和危险。美国的空军建军时间长，配备的武器装备属世界先进，飞行员又都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和实战经验。而中国的空军，不论是在自身的实力还是在后方基地，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俗话说，机遇与挑战并存，越是危险的情况，存在的机遇往往也越大。中国空军刚建立，就与世界领先水平的美国空军交战，可以迅速地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并能快速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中国空军。况且，中国空军于美国空军交战，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有利因素。首先，新中国的空军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的，全军的飞行员都是在政治上经过考验并历经多次战斗训练的干部。他们虽然暂时没有空军飞行经验，但在以往的战斗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战斗作风和心理素质。其次，新中国的空军受到了苏联的全面帮助，这使中国空军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被建立起来；再者，中国的空军基地设在东北，而美国人的轰炸机是不敢动这片土地的，保证了中国空军在和平的情况下进行训练。
1951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和中朝联军司令部正式成立，由刘震担任司令员。中国空军在参战之前决定，先不以弱小的力量对和美国空军硬碰硬，而是先从小仗打起，给从未参加空战的中国空军部队一个熟悉、缓冲的时间。
初战时期，中国志愿军空军暴露出了许多缺点，比如技术水平低，飞行事故多，编队飞行时常常不能保持队形，甚至发生相互碰撞的危险状况。
9月，志愿军空军正式进入大规模参战阶段。这一阶段，志愿军空军主要配合苏联空军打击敌机。苏联空军是奉斯大林的命令，秘密入朝作战的。当时，苏联的空军被要求身穿中国志愿军的服装，并不允许用俄语进行空军交流。由于中苏空军的有力打击，使美机在朝鲜西北角的鸭绿江平原一带的活动严重受挫，进而形成了著名的“米格走廊”。
1952年7月至1953年7月，是志愿军空军独立作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期间，志愿军空军的飞机全部更换为米格15比斯型战斗机。志愿军空军在加强飞行技术的同时，还训练了夜间作战。1953年5月30日夜间，空4师一名飞行员以目视的方法，击落了美军一架装有雷达设备的战斗机，首创夜间击落敌机的记录。尽管这时，中国空军还未达到敌变我变、协同作战的状态，但总体而言，中国空军已然成为了一支可以独立作战的现代化兵种。
中国志愿军空军除了自身装备能力和技术能力提升外，还在抗美援朝战斗中涌现了一批批“空中雄鹰”。其中，一级战斗英雄6人，二级战斗英雄12人。
空3师的大队长王海带领全大队团结作战，共击落击伤敌机29架，全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1952年2月10日，空4师第3大队队长张积慧在僚机的紧密配合下，在一分钟的时间内，击落两架美军飞机，其中一架的飞行员是被美国空军称作“空中英雄”的戴维斯。戴维斯被击毙，对于远东空军而来，是一个无法估算的损失；对中国空军而言，是一个迅速扩大的政治影响。
1953年4月7日，空15师第43团年轻的飞行员韩彩德，勇敢地以单机与美国空军“双料王牌驾驶员”费席尔相搏斗，最终将其战斗机击中，迫使费席尔跳伞。当了俘虏的费席尔非常不服气，要求与击落自己的志愿军飞行员见面。当年仅20岁的韩彩德出现在费席尔面前时，费席尔感到很荒谬，但当他确定为韩彩德时，惊叹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