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西方政党体制变革理论与中国政党体制
政党体制的稳定性和变革一直是西方政党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的变革经常发生，且往往与国家的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即使成熟的民主国家的政党体制也经历着不同程度地变革，并对这些国家的民主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关于非竞争性政党体制向竞争性政党体制的转型是政党变革学者最关注的话题，而政党体制的分类对于界定是否发生了政党体制转型具有重要影响。西方关于政党体制转型的概念和理论由于来源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其解释力难以覆盖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东方国家。我国的政党体制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这是西方政党体制分类和转型理论难以解释的，但是借用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或许给我们审视自己和进行比较研究有所启发。
1．西方政党体制变革理论
1.1 政党体制变革的概念
当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西欧各国选举反复率的出现，政党学者普遍认为西欧政党体制经历着转型。然而，到底如何来界定一个政党体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到底什么样的变化才可以算作转型？梅尔认为，由于缺乏对政党变革和政党体制变革的概念进行准确的定义，在大多数文献中，政党变革和政党体制变革的概念都混淆在一起，许多关于政党体制变革的观点和理论是含糊不清的。严格来说，只有当我们最初定义它是什么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才能说发生了变革。政党变革与政党体制变革联系十分紧密，相互影响，但同时又有区别。不同的政党学者对于概念的界定也不一样。梅尔认为，选举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组织变革都是政党变革的重要方面，但是只有当他们的变化对相关政党的互动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时，才能说政党体制发生了变革。
界定政党体制的变革不仅要考察组成政党体制的主要政党的数目是否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看这些政党的互动模式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两党体制中的一个政党被另一个政党所替代，而新的两党的互动模式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政党体制没有发生变化。严格来说，只有当一个类型的政党体制变成另外一个类型的政党体制的时候，才能说政党体制发生了转型，因此政党体制的分类对判断是否发生了政党体制转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萨托利为此对政党体制细分为10个类型：①极权主义一党体制；②独裁主义一党体制；③实用主义一党体制；④意识形态霸权党体制；⑤实用主义霸权党体制；⑥主导政党体制⑦两党体制；⑧温和多党体制；⑨极端多党体制；⑩粉粹型多党体制。①到⑤类为非竞争性政党体制，⑥到⑩为竞争性政党体制。尽管萨托利对政党体制进行了如此细化的分类，仍然担心不够细化和准确的分类而误导对政党体制变革的观察。
为了更准确地测评政党体制变革是否发生以及变革的程度，有学者将政党体制变革分为四种情况：暂时波动；有限变革；全面变革；转型。暂时波动反映了体制某些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有反复，且不持久；有限变革反映了体制某个方面持久的变革，但这些变革是有限的；全面变革意味着体制的许多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转型是指体制完全变革为另外一种类型的体制。
1.2 政党体制变革的原因和动力
（1）社会分化和政党体制
政党体制的变革与政党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直接相关，如果构建政党体制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那么政党体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研究西欧政党体制的文献中，大多强调社会分化在构建政党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李普塞特和罗坎提出，西欧不同政党体制的主要差别反映了社会分化的不同结构，不同的社会群体支持不同的政党，当这种政党支持和认同稳定下来，政党体制也初步形成并保持稳定。构建了政党体制基础的主要社会分化有四种即宗教、阶级、中心—边缘关系以及城市—农村关系。一方面，大量的跟随者继承和发展社会分化的研究视角，有学者关注阶级、宗教、教育、地域和民族等社会属性对政党偏好和投票行为的影响，认为这些社会分化决定了政党体制的形态。也有学者认为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分化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分化即政治分化构建了政党体制，还有学者把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对社会分化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和修正。英格尔哈特(Inglehart)认为，越来越多的公民投票所依据的不是物质生活质量或者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社会分化研究方法解释投票行为的能力正在下降。基西海默尔的研究发现，政党本质上正日益成为包容一切的政党，也就是说党没有严格限定的社会基础，支持者也不再严格局限在固定的社会阶层。
（2）从上至下塑造或改变政党体制
斯考特•梅恩瓦宁在考察了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政党体制的变化后，发现第三波民主过程中存在从上至下塑造或改变政党体制的力量，即国家和政治精英拥有重塑或改变政党体制的能力。除了社会分化研究方法之外，理解政党体制形成或变革的另一个主要方法是唐斯提出的空间分层模型，空间分层模型理论主要政党体制是按照选民的偏好分配形成的，选民选择与他们的立场最接近的政党候选人，这一理论强调社会特别是选民的偏好分配及其变化影响着政党体制及其变化。无论是社会分层，还是空间模型，都是强调塑造政党体制的力量来自下层，是从下至上塑造或改变了政党体制。他认为，影响第三波民主国家政党体制形成的力量更多的来自上层，而不是来自下层。在第一波民主化时期，威权主义的领导人几乎没有机会压制旧的政党体制并创造新的体制，而在第三波民主化时期，国家和政治精英最深刻地重塑政党体制。国家可以从几个方面来重塑政党体制，它们能够取消或者禁止政党和政党体制，有时会产生长期影响。或者由于被禁止或取消，或者由于长期没有竞争性选举，以前重要的政党可能就此沉沦，而新的政党或者把握权力的政党则会获得新的机会。国家领导人能够从上而下地创建政党，并且利用公共资源来进行党的建设并且建立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领导人也能够制定选举法和政党法，来影响候选人名单，进而改变原有的政党体制。李普塞特也发现，在新的民主政体中，政治精英可能对政党的本质有严重影响：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如后革命时期的美国那样；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如后革命时期的法国和19世纪的拉丁美洲，以深刻的分化为基础的强政党体制演进的原因不仅有现有的社会分化情况，还是精英行为和历史的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1.3 政党体制变革方式
萨托利从政党体制连续统的角度来分析政党体制变革，他关注的是竞争性政党体制和非竞争性政党体制能否转换以及如何转换的问题。萨托利认为，体制演变主要有两种方式：不间断地，即通过内部的发展、内源性的变革和自发性的过渡；间断性地，即通过体制的断裂。尽管断裂这个概念会激起根本性的和突然的变化、或暴力和革命等一些联想，但是这些字眼没有必然的巧合。例如，首先，根据宪法变化规则的宪法变革就不是一种断裂。这样，英国自18世纪初以来，美国自费城会议以来，瑞典自1809年以来，荷兰自1848年以来都经历了根本性的深刻的变革，但是并没有招致断裂：它们仍然是连续性的政体。换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难题，导致掌权者变动却使权力结构没有变化的政变或宫廷反叛不能被称为是一种断裂，因为该政体仍保持未变。例如，波斯、罗马、拜占廷和奥斯曼帝国都作为连续的政体延续了几个世纪，尽管发生了几百次的篡位和对统治者的谋杀。自1918年或1920年以来苏联是一个连续性的政体，不论斯大林的死亡是否正常甚至也不论对他的继承是否有武力或阴谋决定的。军事独裁仍然是军事独裁，不论是否是一个上校推翻另一个上校。另
一方面，无论何时，只要根本性的变革在一个政体的权力结构中的确发生了，且在其内部变化机制之外，那么我们的确有一个体制上的断裂。这样，当独裁统治被废除或确立、当自由选举受到阻挠或恢复、当辅助性的审判取代独立司法、或被独立的司法所取代、当复数的政党被允许或被禁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断裂。通过以上分析，萨托利得出结论：根本性的变革完全可能在连续状态下发生，也就是说，根据宪法规则和体制变革的程序；变化的突然性并不是一个可靠的标准，破坏性的或充满暴力的变革不一定导致一个政体的断裂。这也就是说，一个政治体制的断裂是通过下述两个标准共同分辨出来的：第一，无论何时，只要一个政体演变为另一个政体不是由于其自身的变革规则，而是通过抛弃或违反这类规则；第二，无论何时，只要放弃或夺取权力不是保持而是改变以前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实施、规则的裁判的手段和方式。
从一个政治体制到另一个政治体制的过渡是连续的、自发的或内源性的，只要他们可以被归因于该体制固有的工作原理或游戏规则。简而言之，连续性的变革就是自我变革，就是产生于、且为每一个政治结构的内部构成机制所允许的变革。霸权政党体制和主导政党体制能不能在没有断裂的情况下，也就是连续地、通过内部的变革相互转换？这是事实问题。证据表明这是一个非连续的演变。想象不出一个竞争性向非竞争性政体的过渡是没有违反宪法秩序的，这种过渡通常是在实际的或潜在的革命暴力、政变、军队暴动的影响下发生的。如果从一个竞争性结构到一个非竞争性结构的过渡都毫无例外地是非连续性的，对反向的，也就是从非竞争性到竞争性政体的过渡而言，其规则似乎并不那么严格。例如，土耳其1945—1946年间向民主的过渡证明：一党体制可以由其自己且成功地使自己演变成一个竞争性的政党体制。
2．一党体制及其变革
萨托利认为，单一政党国家或多或少是压迫性的，或多或少是渗透性的，或多或少是不容异己的，或多或少是榨取性的。也就是说，一党体制政体在镇压的烈度存在递减的顺序，可以据此作出三种分类：极权主义一党体制；独裁主义一党体制；实用主义一党体制。极权主义一党体制是强烈意识形态化的、高度强制性的、压榨性和动员性的，并致力于强加的政治发展；独裁主义一党体制是一种具有较低意识形态烈度、较低的压榨性和动员能力的、致力于排斥性政策的政治体制；实用主义一党体制不具备上述所有特征，其特点是包容性的或凝聚性的政策，致力于自然的发展。
表15-1 一党体制的特征资料来源：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第317页。
对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究竟是实行一党体制好，还是多党体制好，仁之见仁，智者见智。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治体制。从这个观点出发，政党数量只有在它能够影响到该制度为政治稳定提供必需的制度化渠道的能力时，才具有重要性。通过对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亚瑟•班克斯和罗伯特•泰克斯特发现，政党的数量与力量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体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体制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亨廷顿认为，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党体制较之多党体制更趋向与稳定。具有多党体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远比具有一党体制、主从政党体制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更容易招致军事干预。萨托利也不否认这一点，“我还准备承认，实用主义一党体制（或霸权政党体制）可能不仅是必需的而且甚至是受欢迎的，如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乱的、腐败的和极为低效的多党体制或分裂型的体制。”
一党体制的稳定性更多地来自其起源而非来自其特性。它通常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但是，一旦斗争获得胜利，在斗争中出现的那个强大政党就会建立起一党体制，这个体制随后就会消除掉曾使得自己成功的社会状况。于是该体制的持续稳定性就依赖于它自己的历史遗产。夺取政权的斗争越是激烈和持久，其意识形态的承诺越坚决，随后所建立的一党体制的政治稳定性就越大。因此，与革命中崛起的一党体制要比民族运动所产生的一党体制更为稳定，而通过持久的民族运动所产生的一党体制又比那些由斗争历史较短、胜利较为容易的运动所产生的一党体制更为稳定。一党体制的力量源于它和殖民政权、传统制度或保守社会的斗争，它的弱点则在于政治体系内部缺乏制度化的竞争。
斯塔西斯•卡尔瓦斯考察了前苏东国家一党体制的瓦解，并试图构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一党体制理论。他认为，前苏东国家一党体制的瓦解速度、平缓程度以及非暴力在内的瓦解特征，与一党体制在过去几十年中表面上的坚强稳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包括参与者和观察者在内的所有人大吃一惊。对苏东国家一党体制瓦解的大部分回顾性解释围绕着下面这个核心：经济的无效率使一党体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这破坏了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统治者的应对之策是政治和经济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失败了，体制崩溃了。这些解释的主要支柱是经济衰退，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解除以及改革。一党统治和衰朽：政党衰朽和政权衰朽是相互联系的过程，执政党没有能力来应对挑战被视为政权衰朽和瓦解的主要原因。政党衰朽和政权衰朽是通过三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改革效应；政治竞争的引入；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互动。
3．我国政党体制的变迁
我国的政党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党体制究竟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如果从一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发生变化。但这不能反映我国政党体制的现实。事实上，我国政党体制在环境背景、制度程度、执政体制等诸多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3.1 政党体制的类型与特性
究竟我国的政党体制属于何种类型？从西方政党分类来看，似乎很难把我国的政党体制划归为哪一类，所以我们通常说，中国政党体制既不是西方的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确实具有不同于西方一党制或多党制的特征，把它划入哪一类都会掩盖它的实质和特性。然而，尽管不能明确划分为哪一类，但还是有一些特征或表现是相通的。
中国政党体制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从政党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竞争性的，而是合作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的政党体制是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通过国家的宪法和政治体制确认的，不需要通过定期的选举来重新赢得执政权，其他民主党派自觉接受执政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不存在执政党与参政党在谁来执政上的竞争。
一些学者把传统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体制称为党国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党和国家、社会是融为一体的。我国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苏联体制的学习和模仿，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国家和社会同为一体，执政党和政府也是不分的，从这个意义来看，我国也具有党国体制的某些特征。当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党国体制全面走向
崩溃和瓦解的同时，我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路子。
3.2 我国政党体制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对我国的政党体制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
（1）从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我国政党体制变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是合一的，执政党与国家、社会也是融为一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保护和发展私人所有制，促进和保护经济自由，这就产生了一个脱离国家的私人领域，公民在脱离国家控制的社会领域里拓展了生存和发展空间。社会领域与国家逐渐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逐步分野。执政党的某些组成部分，也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而以新的面目出现在国家和社会之中，在国家领域和国家与社会仍然重合的领域，执政党的组成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执政党在已经分离的社会领域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即两新组织中，党员或党组织与执政党的领导机关以及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两新组织中的党员或党组织在经济上社会上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在传统单位体制下，这些党员和组织在严密的组织结构和体制管辖之中，而现在他们不具有这种经济上和行政上的依附关系，原有的控制或互动方式已经不能使用新的情况；“两新”组织中党员流动性、分散性、差异性显著增强，职业构成变化加快，原有的管理体制不能覆盖广泛分布、流动加快的党员群体；党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对于两新组织中的党员和组织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需要实现由动员为主向说服、吸引为主的转变，两新组织中的党员和组织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近年来，执政党加强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党的建设，在两新组织中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加大创新力度，都反映了执政党在国家社会分离的情况主动进行调适和回应，在增强政党体制弹性的同时维持既定的体制框架。
（2）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我国政党体制变迁
江泽民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党从理论上总结和提升执政党本身转型的事实和实践。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可以也应该吸收到党内来。
从政党组织变革的角度来看，“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型政党的转型。全方位型政党模式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引起的政党模式变化的轨迹，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打破了工业化初期形成的以资本—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传统的社会集团的集体认同不断减弱，传统阶级对立不断缓和，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更加模糊了阶级立场，一般选民的政治取向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人们的集团或者阶级归属，政党有可能制定主张为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利益服务的政策纲领，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者阶层。“三个代表”的内容之一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也相应地修改为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方位型政党模式表明政党不再强调只代表社会某个特定阶级阶层的利益，而是谋求社会整体或最广大群体的利益。“三个代表”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内在发展需求和趋势，并主动顺应这种时代潮流。
根据基希海默尔的理论，全方位型政党及可以理解为一种政党类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政党体制。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意味着执政党本身转型，还可以理解为政党体制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许多方面，下面的内容将会详细谈到这一点。
（3）从政党体制的制度化程度看我国政党体制变迁
在政治学中，制度化意味着政治行为者对于其他行为者的行为有明确而稳定的预期，用亨廷顿的话说，“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个制度化的政党体制就是行为者根据未来将出现的政党竞争的根本轮廓和行为的基本规则发展自己预期和行为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谁是主要政党，以及它们的行为模式具有稳定性。制度化不完全排除变革，但是限制着变革。政党体制制度化有4个纬度。首先，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体制更加稳定。其次，在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体制中，政党在社会中有深厚的基础。再次，在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体制中，政治行为者赋予了政党合法性。即使它们对特定的政党持批评态度，并且对所有的政党持怀疑态度，但依然把政党看作民主制度的必要部分。最后，在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体制中，政党组织发挥着作用。政党不服膺于少数有野心的领导人的利益，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只要政党成了某个领导人或一个小团体的工具，那么制度化就会受到限制。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一步完善，政党体制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200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颁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3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两个《意见》在总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历史经验和成功做法的基础上，从政党制度和民主理论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程序等，为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体制指明了方向。具体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共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一般都邀请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召开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共商国是。除会议协商外，民主党派中央可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取意见，以及其他需要同民主党派协商的重要问题等。在2003年和2004年两年时间里，中共领导人亲自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各种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等共有36次，其中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的有13次。另外，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的情况有所增加。2007年4月，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国家科技部部长，表明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还有增强的空间，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尚有强大的生命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