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创新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中国研究逐渐兴起。在关注近年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和转型的海外学者中，有一部分人开始重视对中国共产党本身变革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其本身的变革对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海外学者从学术的角度和国际视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变革，梳理和总结他们的观点和研究对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自身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外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变革的研究尚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主题或领域，要从浩如烟海的海外中国研究文献中收集整理关于中国共产党变革研究的资料并非易事，而笔者本文所需要的资料主要是2000年以来海外学者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这更增加了资料收集的难度。所幸的是，笔者也有一些有利的研究条件。首先，笔者工作单位中央编译局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研究条件，中央编译局文献部及图书馆及时跟踪和购买最新的海外中国研究图书，图书馆订购了近十种中国研究的英文期刊，包括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Journal, Mod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文献部下属的研究处专门介绍海外最新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图书和期刊，他们编辑的内部刊物《书刊信息》开辟了海外中国研究专栏。中央编译局下属的全国核心期刊《国外理论动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也经常刊登一些海外中国研究的论文。笔者得近水楼台之利查阅了近年来的相关文章。其次，笔者所在的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中心与海外一些重要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一些著名的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都访问过中心，笔者曾接待过不少海外专家并与之直接交流，或间接地接触到他们的研究。再次，笔者曾于2005年6月和2006年9月分别在德国杜伊斯堡东亚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学术访问，尤其是在香港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里收集了大量的中英文中国研究资料和文献，笔者较全面系统地收集和查阅近年来有关中国共产党变革的外文书籍和文章。
1．海外学者看中国共产党创新
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变革和创新的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中国共产党变革与转型的评价；领导交替与统治合法性转型问题；“三个代表”对于执政党的意义和影响；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及其角色变化；执政党对于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的作用。
1.1 执政党变革与创新的评价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中共作为执政党直接发动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不仅从经济政策上发生了改变，而且从意识形态到政党组织都发生了变革。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经济社会体制，而且反过来也改变了执政党自身。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日益多元化，会不会导致中共权力的丧失？中共如何适应自己发动的改革所带来的变化？这是海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多元化发展过程中，执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有所减弱，但总体上来看，执政党仍然把对国家、社会的控制权以及改革的主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少学者发现，在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执政党本身的创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瑞典学者玛利亚·埃丁认为，“人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陈旧过去的残余，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而自动丧失手中的权力，相反，中国共产党正在使用市场力量来重塑自己，并且已经证明自己比人们所称道的还更有创新精神。”“中国共产党正在转变起治理方式：从一些领域撤出，而又在另外一些领域重新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这不是一个线性过程，控制和监管的性质已经从微观层面转移到宏观层面。党和国家正在使自己从一些职能中摆脱出来以便能有效地履行其他职责。”学者奥·H·刘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维持了它作为执政党的权力，但它要继续如此就必须进行自我创新。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看起来能够通过吸收那些在市场改革中获得权力的新的社会阶层来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础，从而成功地实现自我创新。这已经成为使共产党能够维持其作为执政党权力的关键因素。”2006年出版的《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汇集了研究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变革情况的文章，内容从中共组织变革、中共与法律关系的变迁到中共发展党内民主，说明中共本身变革和创新已经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执政党通过自身的变革以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增强政党体制的适应性，维持政党体制的稳定性。德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海贝勒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体制在经历了‘转型’、‘巩固’两个阶段后，目前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即‘适应’阶段。这一阶段又五个特征：意识形态作用减弱；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党的角色；新政治精英出现；批评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治理能力；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体制。”
1.2 领导交替与接班机制
中共十六大成功地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人新老交替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不少学者对新一届领导人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对领导人交替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2003年，由大卫·芬科斯坦(David M. Finkelstein)与玛雅恩·季黎涵（Maryanne kivlehan）编著的《21世纪中国领导层：崛起的第四代》一书出版，该书汇集了一群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和专家对中国第四代领导层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包括李成(Cheng Li)、莫里·斯科特·特纳(Murray Scott Tanner)、约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布鲁斯·迪克逊（Bruce Dickson）、卡罗尔·李·汉穆闰（Carl Lee Hamrin）、以及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多数学者对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持比较积极和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与其前辈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第四代领导层是中共历届领导层平均年龄最低的，多数成员是50多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这使他们的世界观和对中国的未来所做的设想中更少“革命”色彩，而更易积极支持推行经济改革；其次，第四代领导人也是学历水平最高的一代，大多为工科背景，从事过基层工作，对中国底层问题有相当了解。经济上，这代领导人首要关注的问题是就业、住房、上学、就医等民生问题和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政治上，新一代领导阶层必然会加大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力度，他们认为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非政府组织迅速崛起、人民民主意识日益觉醒、各地方积极实践民主选举、律师行业规模性扩张、媒体商业化等因素也促使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继续推进政治民主建设。在外交方面，新一代领导人积极展开多边外交，努力树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海外学者不仅研究领导人变化的个人因素，还分析权力交替方式对于制度形成和变革的可能影响。从十六大领导人新老交替来观察中共权力继承机制是海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台湾学者吴仁杰认为，中共权力继承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构建，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基础上，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逐步发展出一套以最高领导人交替为主的“集体接班”和“梯队接班”机制以及相关规范，显示中共认为此方式处理权力继承成本、风险较低，以较符合各方利益。制度因素和权力斗争往往交互作用，制度可能成为权力斗争有力工具，而又会因权力斗争之需进行“制度创新”。随着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权力继承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是中共发展的一种趋势。
1.3 “三个代表”与党的性质
“三个代表”思想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对“三个代表”的解析和研究是近几年海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他们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研讨：“三个代表”与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的关系；三个代表是否改变了党的性质？私营企业家入党对党和政治有什么影响？“三个代表”对于党的执政地位有什么影响？“三个代表”所指向的党政发展目标模式是什么？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尽管“三个代表”没有明确回答是否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但这是其中之意。“三个代表”的提出是执政党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以维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奥·H·刘认为，“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的私人经济已经日益占据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以及意识到，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如果党不自我革新，就无法维持其执政权力。党热衷于吸收那些正在增长中的技术专业人员、经理人和私营企业家中的精英分子。”托马斯·海贝勒教授认为，“新的社会
团体和利益的形成要求相应的组织和协会，因为国家只能作为利益平衡的组织，党代表不同社会力量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三个代表’说明党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党，但具体的利益代表由职业的、专业的合社会的协会和团体承担。”“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十六大党章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修改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会对中国政治变革进程以及中共本身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许多海外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很感兴趣的话题。美国布鲁斯·迪克逊（Bruce J. Dickson）教授于2003年出版了《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家和政治变革前景》一书，他提出，由于中共已经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私营企业家对其形成的潜在威胁，于是制定策略将其纳入党内，使其融入现行体制，在中国的独特情况下，私营企业家融入中共只会加强现行政权的力量，而不是促进其民主化和自由化。私营企业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目前他们还不会去尝试利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当局的，他们会选择更加深入地融入到现行体制中去。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们喜欢一个良好的秩序甚于喜欢民主。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家入党有利于党加强对他们的控制，玛利亚·埃丁认为，“成功的地方企业家被吸纳入党组织，他们的政治职务带来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但是对他们的任命也便利了党对它们的控制。”
对“三个代表”更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三个代表”到底意味着中共朝着什么样的党政目标模式发展？它的现实意义是什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教授对于“三个代表”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他在《党政民主与“三个代表”：一种理论视角》一文中，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肯定“三个代表”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他认为，“三个代表”的目的是通过提供一个包容的、有效的和反应迅速的政治领导层，从而把共产党塑造成能够无限地维持当前党政体制的执政党。“三个代表”不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是它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三个代表”的第一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应该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解决了包容性（inclusiveness）这个重要的问题。第二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应该代表先进的文化，可能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诺，尽管它也被解释为是指党应该灌输社会主义道德观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第三个代表——党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责任，但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它被用来强调反腐败措施和党对群众利益的开放性。他还从一个十分新颖的理论角度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党政民主，他认为，“事实上，三个代表试图通过党自身的统治与人民利益的相结合来保存现有的政治体制，其目标是实现党政民主（party-state democracy）。”无论政党民主能否作为一种有可能与西方立法民主相并列的民主形成，作为中国政治发展来说，党政民主都具有进步意义。“即使党政民主只是立法民主的过渡，但它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走向民主的可行的主要路径。此外，即使我们认为法治而不是立法民主对中国来说更重要，党政民主化也可以成为法治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党政民主化具有独立的价值。”笔者以为Brantly Womack对于三个代表的解读和论述是最精辟最深刻的一种理论分析。
1.4 执政党转型与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提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以及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都意味着共产党主动积极地促进自身的转型以适应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海外学者主要从统治合法性的角度来研讨中共转型的影响和意义。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起源于革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基础上，从西方合法性理论来看，中共缺乏民主政治条件下合法性基础，因此，中共面临合法性转型的挑战。《中国政治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在2003年刊登一组专门讨论中共转型与合法性问题的文章。Baogang Guo和Chenshan Tian都认为不能将西方合法性理论简单地套用中国，Baogang Guo认为中国人对于合法性概念的理解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历史和政治传统，他从理论上分析了起源的合法性和实用的合法性两者的内容和差别，认为中共对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并通过培养传统政治合法性因素来维持统治合法性。Chenshan Tian认为Max Weber的权威合法性理论和代际转型理论是在西方具体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Shiping Zheng认为中共新的领导人面临合法性的最大挑战是促使中共转型为制度化的执政党（institutionalized ruling party）。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海外学者认为这是中共希望增强执政能力以提高人民的福利，来赢得人民的支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林培瑞教授认为，对于缺乏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国家来说，政权的合法性只能从民众的支持程度来衡量。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表现是执政者赢得公众支持的关键，或者说唯一的合法性依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亚政策研究所所长季北慈(Bates Gill)教授认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真正依据，跟共产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迄今为止，它比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他们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其次，中国确实也别无选择，没有可以替代现任掌权者的人。但是，这跟他们是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因为中国就是一党执政，而这个执政党相对来说比较成功而已。”季北慈教授特别指出，中国现任领导人具备了务实的态度：“中国领导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体制的问题和脆弱程度。他们并没有忽略、回避问题，只不过它面临一个两难命题。要解决这些制度上的问题，在政治上必须更灵活，更开放，对公众更负责，这就要求有更大的自由，甚至逐渐引进民主。但是，如果这么做，他们的权力可能就会失去。所以这个两难选择非常棘手。”
有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共除了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以赢得人民的支持外，还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以巩固党的统治在基层的合法性。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通过调查后发现，农民对于基层的信任要比对中央的信任低，层级越往下，获得农民的信任就越低。德国托马斯海贝勒教授认为，中国人对于中央党政的合法性认可程度要高于对基层和地方党政合法性的认可程度。这也是为什么民主最先在基层发起，因为基层面临合法性冲突最为激烈，中共通过推动基层民主来缓和基层的矛盾，重建在农村的合法性。
然而从理论上系统地回应中共统治合法性需要上升到意识形态，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教授认为，中共“三个代表”思想试图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一种正在形成的合法化和政策指导，既不依靠1949年革命乃至邓小平“第二次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证明，也不依靠完成对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未来前景。在国家管理的法治框架下，党全面和有效地促进人民的利益，并且保证个人和组织的适当自治。
1.5 从统治走向治理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共在统治方式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调整执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促进国家现代化和制度建设，催生公民社会的萌芽和成长。托马斯·海贝勒认为，党中央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很明显，民主本非目的，而是让一党制更为有效、更为负责，并为其提供一个更为合法的基础。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认为，中共为了摆脱极权主义的形式，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党政分开、法制国家、司法独立、独立候选人制度、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等。也有学者关注中共推进包括公务员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建设，党进行公务员制度改革的特定目标首先是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以使其能够接受经济发展中的挑战，其次是要增强干部选拔机制的合法性。
中共治理变迁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公民社会的萌芽和成长。2004年出版的《中国的治理》（Governance in China）论文集，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各方面进行了论述。该书编者裘德·豪厄尔教授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改革派新领导人为了实现“现代化”，开始为较公开的讨论、学术辩论和自治社团提供宽松的空间。这一政策促使很多新形式的社团的出现，尤其在学术、科技领域。90年代中期以来，为自治组织开辟的空间也同样被用来表达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失去更多的需要和呼声，包括新的城市贫民、外来打工者和各种边缘群体。可以预见今后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复杂化，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尖锐分化，并会发现公民社会的共同行动。
2．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了经济改革，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
挑战决定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前景，也决定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首先要面临和处理的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社会问题。美国约瑟夫·傅士卓教授认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同时产生的诸如收入不平等、失业、腐败、农村混乱、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比以前更恶化，由此引起的社会秩序成为一种长期的政治问题，也正是因为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多，中共新的领导集体才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美国托尼·赛奇教授认为，中共在21世纪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经济增长导致的环境恶化，这会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本，并降低人民的生活质量；其次，体制性的腐败以及责任制的缺乏；再次，新的信息技术带来的挑战；最后是滞后的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危险。
能否推进和实现法治是中共长期面临的挑战，曾任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卡贝斯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法律制度及其司法体制得到改革，并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他同时指出，风险、挫折和困境将继续阻挠中国建立真正独立的司法体制和法治。中国建立独立司法体制和“社会主义法治”的障碍可以分为两种。一些来自官僚或者个人（大多数是地方上的）对新法规和中央建立的司法制度的抵制，因为这些法律和制度直接削弱了这些相关的利益群体。其他的一些障碍来自于中国政治体制所施加的规则、程序和限制。后一类障碍似乎更难以克服。在这些障碍中，有三个非常突出障碍，因为无法为它们找到容易和快速的解决办法：财政和人力资源的缺乏、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他进一步分析到，尽管法官和检察官相对专业化，但法院仍然高度依赖他们管辖区的党和政府。当地方利益受到危害时，党委书记、市长和分管政法委的副书记会影响法院的判决。这种趋势在经济领域中尤为明显。地方政府也试图影响高等法院的更审判决。法院对地方政府挥之不去的财政依赖以及党的干部制度也使这些干预变得轻而易举。尽管党与法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他并不认为司法制度的改革一定会危害党的领导，“中国司法制度可能需要的是组织模式的彻底革新和法院体系的垂直一体化，这种改革并不必然危机一党制。”
德国学者杨·威尔戈斯从分析一党制面临的挑战入手，在分析和评论东欧一党制得失的基础上，对中共及一党制进行了评估。他认为，社会多元化与经济现代化是一党制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东欧，所有的共产党都没能及时把社会多元化纳入党的机构和决策过程，最后，不仅仅是大多数民众，而且连管理阶级和政府精英都对党领导现代化和经济建设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如果一党制中的执政党只是在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已经出现时才进行制度内的政治改革来应对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挑战，那么这些改革失败的可能性很大。这是因为在这种危机中，用来保持群众拥护和重建社会共识的资源以极其匮乏。长远来说，由于一党制依赖于对现代化各主要部门的共同目标达成的共识，它从理论上来说需要把竞争的要素溶入到党内决策的框架之中。如果社会集团对某些国家机构或地方当局的政策感到不满，这些不满积聚到临界水平，就很容易被转向针对党中央的领导，因为党中央被认为要对一切负责。在其他政治秩序中，如果大的社会集团对政府的政策不满，它们可以取代执政党，而不会对政治体制构成威胁。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一党制更是脆弱，因为它们的稳定性高度依赖于这一个政党自身的表现。当这一政党的人数开始下降时，它们就可能立刻变得不稳定了。回避这种风险的唯一办法是把政治责任分散给不同的管理机构，并通过制度化的规则来控制它们的活动和决策的合法性。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从长远来看，在一个非西方社会的背景下，一党制是能够处理现代多元化社会的问题的。他对中共应对社会多元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挑战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认为，与1980年代东欧共产党面临的形势相比，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所处的位置要有利得多。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在一党制的框架下已经有能力组织和领导国家向一个现代的开放性的市场经济转轨了。国家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这种形式对于形成社会共识更为有利，有利于保持现代化并采取有效措施吸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要素。但是要考虑可能会出现的两个挑战，第一，社会集团从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中受益，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要求他们积极参与和支持，民主制本身会被内化为一种价值；第二，如果为了减少社会不平等而对现代化成果进行再分配的有效措施得不到及时施行的话，承担现代化成本的社会集团对制度的拥护将会减弱。
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内容，然而关于政治现代化的涵义和界定仍缺乏共识，一般来说，政治现代化必须包含民主的价值，并以“民主化”为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海外关注中国政治的学者无一不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感兴趣，许多学者都是围绕中国政治民主化为主题研究中国政治的变革。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恐怕是最为复杂，最难以达成共识的领域。长期以来，海外学者把共产党执政与政治民主化对立起来，之所以这样，既有纯粹套用西方民主理论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和情绪化的原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不少学者认为绕开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框架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是不切实际的，而利用现有体制的政治资源，发挥中共在民主建设中的作用已成现实选项。
近年来乡村基层民主蓬勃发展，众多的海外学者都把精力放在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研究上，不少学者还进行了田野调查。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共在推进乡村民主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没有来自中央政府的动力，基层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同时担心，由于中共把基层民主作为强化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工具，而不是本身追求的价值目标，甚至有些官员出于担心民主化会威胁到党的领导而不愿提高地方选举的层级。
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景，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主会有非常的艰难的道路可走，需要很长时间；也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奠立了一个民主发展的基础，中国已经走上了向民主发展的转型道路。2004年出版的《中国民主的未来》的作者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对中国民主化表达了比较乐观的期望。他认为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会引起中国向民主的转型。在他看来这些变化的发展过程会像波兰、台湾、南韩、希腊和西班牙等国家一样，由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引发社会对于民主的强烈要求。市场经济的力量、中产阶级的形成、新的观念、新的社会组织都是要求和推动民主的因素，此外，来自海外的压力也会对促进民主起到一定的影响。
究竟哪些因素阻碍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Lum, Thomas G．教授认为，许多学者普遍认为的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缺失、弱公民文化、贫乏的法律传统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阻碍因素，其实不然，这些因素都是中国可以克服的，或者说并不是解释问题的关键因素。他认为真正阻碍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因素是：国家对社会的强控制；共产主义制度，特别是非正式的政治行为模式以及中央集权制原则；知识分子缺乏自主性；工农政治组织的脆弱。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动力在哪？中国政治民主化由谁来推动？这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执政党和国家对社会的强控制，政治利益团体缺乏独立性，公民处于原子化状态，民主化的力量不太可能来自执政党和国家的外部。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把希望寄托在中共党内的民主派。缺乏组织化的大众即使有民主化的要求，也难以形成民主化的推动力量。多数人认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离不开政治精英的作用。布鲁斯·吉利认为，政治精英的决策对于将潜在的民主转为现实来说至关重要。郑永年认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可能是精英送给社会的一种‘礼物’，而不是各种社会势力根据自己的愿望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制度。”
海外学者看中国共产党变革，为我们展现另一个审视的角度和视野。中国的政治发展既不可能逃避人类政治发展规律的约束，但也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政治发展道路，必然受到传统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简单地套用西方政治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进行分析和预测所得出的结论都会显得肤浅和谬误，然而普世的理论基础与具体实践的考察相结合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能看透政治发展的本质。海外学者所提出的思路和概念不乏新颖之处，有时候身处局外的人更能看清事情的真相。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变革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然而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改革和创新，与时俱进。政治现代化和合法性转型是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性挑战，任何不回避现实的人都应该考虑如何积极应对这些挑战。近年来的中共党内民主发展已经逐步走出一条内生性民主发展道路，正如布兰特利·沃马克教授所提出的党政民主是可以走向的目标，只要中共积极推进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党政民主，中国成功地实现政治民主化就是可以期待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