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西方政党变革与转型理论
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多，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对西方政党的变革与转型进行比较研究，并且试图探讨政党转型的一般规律。不少西方学者不仅研究了各国各个具体政党的变化和转型，而且还提出了关于政党一般性变革与转型的分析框架。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区别甚大，但是西方政党变革与转型的一般理论和分析框架无论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各国政党发展变化还是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西方政党变革与转型理论分析框架
从现代政党雏形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到今天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政党组织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政党组织形态也不断发生变革。卡尔·弗里德里希通过考察发现，政党发展是政治生活中最充满生气的领域，从来没有静止形态，没有终极的模式，它们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不断地变化，永远也不会回到起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党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选民基础或者阶级基础都跟以前大不一样，一些成立很早的老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些新党不断出现；一些国家刚刚步入多党竞争的时代，学者们却已经开始辩论政党衰落的话题。
尽管大多数政党学者一般都首先引用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 Ostrogorski）(1902)和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915)的经典著作，萨托利（Sartori）认为马克斯·韦伯才是政党组织研究现代传统的奠基人。在政党理论研究之中，政党变革与转型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支。然而，关于政党变革的大部分研究——以沃林奈次（Wolinetz 1988）、梅尔（Mair1989）、梅尔和史密斯(Mair;Smith1990)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关心的则是政党体制的变革，关于政党个体的变革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在查阅西方政党研究文献中，发现许多政党变革理论都是穿插在研究政党体制变革理论的文献中，毫无疑问，政党变革与政党体制变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梅尔认为政党变革要比政党体制变革更难于界定。政党体制包括构成体制的各个政党及其互动关系，一种政党体制转型为另一种政党体制比较容易判断。但是，政党本身是否变革或者转型往往缺乏度量的标准。很难说政党的某个方面或特征发生了变化就简单地说政党发生了变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党变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皮特·梅尔（Peter Mair）在关于卡特尔型政党的出现与新的政党转型研究发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罗伯特·哈莫尔（Rober Harmel）、詹尼斯·琼达（Kenneth Janda）、亚历山大·坦恩（Alexander Tan）深入研究了政党变化的内在原因与途径，罗伯特·哈莫尔对各种政党变革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1.1 政党变革与转型的分析路径
罗伯特·哈莫尔从政党组织变革文献中区分了三种分析路径，一种分析路径将政党变革解释成政党功能的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另一种认为政党变革是对环境变化趋势的适应性反应，还有一种认为是对突变性环境刺激抑或内在因素的结合的反应。第一种是一般所谓的“生命周期”分析路径，其最佳代表作是米歇尔斯（Michels 1911）的经典著作；第二种是所谓“系统层面趋势”分析路径，包括这些人的著作：迪维尔热（Duverger1951）、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1966）、帕里比昂科（Panebianco1988）、以及卡茨和梅尔（Katz; Mair1995）；第三种是“突变”分析路径，反应了最近的政党变革著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例如，威尔逊（Wilson1980;1994），阿尔宾逊（Albinsson1986），贝勒（Bille1997），穆勒尔（Muller1997），哈莫尔和琼达（Harmel; janda1994），哈莫尔（Harmel1995）。
（1）生命周期分析路径
米歇尔斯（1911）发现了“寡头铁律”，认为任何一个成立时没有高度集权的政党都会最终形成一个越来越集权的结构，呈现更明显的寡头集权趋势。这种转型体现在由群众运动形成的大众型政党身上尤为明显，这些政党最初强调通过大众实行民主控制。指导运动的群众的不稳定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专业化的、非代表性的、相对不变的领导小集团，群众运动最终由这些人控制，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的生存和他们在其中的地位，而不是政党成立之初所追求的公共目标。这条“铁律”如此普遍的起作用，没有一个最初追求民主的政党能够避免这个寡头趋势而成长和成熟起来。
除了米歇尔斯以生命周期的理论来解释政党变革以外，斯坦（Stein1973）发现组织领导人在群众运动初期到组织阶段，然后到制度化阶段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运动演变为真正的政党。与此相似，哈莫尔和斯瓦桑德（Svasand1993）论证了政党由形成认同到组织化，最后到稳定化不同阶段中领导人作用有着明显区别。
（2）系统层面趋势分析路径
系统层面趋势分析是西方政党变革与转型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流派，其影响最广，从某个角度来说，系统分析提出了政党变革与转型的理论范式，理论范式的转化连接着相应的政党转型过程。“系统层面趋势”分析路径提出了被广泛使用的政党模式及转型的概念，反映了政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政党组织形态，也可以说是政党变革研究中的范式转换。
（3）突变分析路径
政党变革并非全部是全面转型，一些学者关注政党某个方面的变革，外部环境或内部环境的剧变可能导致政党的突变。其他分析路径可以发现一些模式化的变革案例，但是突变分析路径常常表现为非连续性的变化，这些变革的发生看起来有些“随机”或“偶然”。
帕里比安科（1988)将这方面的理论归纳为三种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政党变革是“演进的（evolutionary）”还是“发展的”(developmental)，在这个问题上，帕里比安科认为罗伯特·米歇尔斯（1962)的理论是演进的。演进的观点认为政党变革是由自然趋势决定的，组织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所有政治组织都要经历同样的阶段。帕里比安科把自己归为发展的观点，认为“组织变化是组织行为者之间联盟关系变化的结果，不是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视角中组织变化没有必然遵循的路径。”(1988)
第二个问题是政党变革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有目的论与管理理论联系在一起，“把变化看作精心选择的结果”，而非目的论认为“功能紊乱；只有在情况特别严重的时候，出现严峻的组织危机的时候，才导致变化”。用帕里比安科的话说，这两种观点分别“对应的是‘理性’模型和‘自然系统’模型”。他的结论是，“这两个学派都不完全错。组织变化是两类选择的结果，而且原因在于行为者的有限理性，组织压力的多样性以及不可预测的结果”。
第三个问题是变化的根源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外生性根源认为政党变革是外部环境变化诱发的，内生性根源认为政党变革的主要原因是“组织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
在罗伯特·哈莫尔和肯尼斯·琼达看来，组织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外部刺激（环境的和技术的）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甚至包括代际变化）削弱着权力结构。
罗伯特·哈莫尔和肯尼斯·琼达认为，前两个问题最好被视为解决的是变化的主要前提，而且他们同意帕里比安科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取舍。第三个问题，可能是最重要的理论核心问题：组织变化主要是环境变化和相关决定的结果，还是内部变化和相关决定的结果，或者是前两者的共同结果。
大量的经验研究提供了有关突变方式的研究结果，威尔逊（1980;1994）首先研究了法国政党的变化，然后分析了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他得出结论，认为某种外部因素——尤其是竞争环境和影响环境的因素的变化——为政党变革开辟了道路，但是政党领导人和改革家是政党变革能否发生的关键干预性变量。阿尔宾逊（1986）的研究与此相似。琼达的“绩效理论”发现选举失利并不能构成变革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还必须结合考察组织行动者的因素。无论是环境的还是内部的冲击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变革刺激，但是决定突变最终会否发生还取决于政党的行动者是否允许或促成它们这样。
以上三种分析路径看起来好像是“相互竞争性解释”，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区别，如下表所示，但是哈莫尔认为，如果把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性解释的分析框架的一部分将更加正确和有意义，构建更完整的政党变革理论以及在现有的“理论岛屿”之间架起适当的桥梁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议程。
表13-1 政党组织变革的三种分析路径比较引自Robert Harmel,“party organization change:competing explanation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new Europe,edited by Kurt Richard Luther and Ferdinand Muller-Romm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31
1.2 政党变革与政党目标理论
近年来一些学者把政党变革与政党目标理论整合起来，然后借助这种整合性理论分析了不同外部刺激对政党的“首要目标”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这种分析，不仅解释了政党变革的发生，而且解释了政党变革的重要性，并且至少提供了某种预测政党变革类型的可能性。
斯特罗姆（Strom 1990)区分了三种竞争性政党行为，每一种都与一种主要目标（选票、职位、政策）相关，而且提供了一个模型，来解释和预测对于特定政党来说哪种行为将在制度和组织因素的基础上占据主导地位。“获取选票”模型主要来源于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思想。他认为“既然当选后才能获得职位的附带权利，那么任何政党的主要目标就是赢得选举”。
罗伯特·哈莫尔和肯尼斯·琼达把斯特罗姆、德楚沃以及其他人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区分了四种政党的可能性首要目标：选票最大化；职位最大化；政策/问题/意识形态辩护；党内民主最大化。
他们将政党变革分为权力激励型政党变革和目标激励型政党变革。权力激励型政党变革与党内主导集团的一致性及其变化相联系，目标激励型政党变革与政党的首要目标及其变化相联系。
权力激励型政党变革的有关假定主要是考虑主导集团的因素，因为主导联盟是政党的权力中心和决策单位，操作政党变革的是主导联盟。主导联盟只有在收益高于成本时才会采取变革。主导联盟的一致性越稳定，政党变革的可能性越小。稳定性的一个尺度是主导集团把持权力的时间长短，另一个是它控制权力的程度。还有一个是党内的派系分化程度。主导联盟的一致性变化越大，政党变革的可能性越大。一旦主导联盟内的权力分配关系被改变，新的联盟就会通过修改自己的规则或结构来努力巩固自己的权力。这可以通过一致性的变化强度来衡量。当主导派别被外部派别替代时，可能出现最剧烈的变化。如果主导派别被参与派别替代，变化会小些。主导联盟组成的变化可能导致政党的变化。当领导人去世、辞职、被本派的领导人代替的时候，就可能出现变化。主导联盟一致性的变化对政党变化的影响超过了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当一致性发生变化，领导人的人格和他们的派别基础也出现变化。政党领导权的变化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易于产生政党变革，目的就是巩固新领导人在党内的权力基础。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新领导出现后政党变化的程度都是由领导权变化是否与主导联盟的变化相契合决定的。
所有的政党都有多种目标，但是有一个最重要。党的最重要目标被称为首要目标。评价政党目标实现效果的标准由首要目标的性质决定。用来衡量政党绩效的标准是由政党的首要目标决定的，而后者是由主导联盟、政党集团和政党行动者决定的。考察首要目标不同的政党的绩效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首要目标是赢得选举，那么绩效标准就是选票和议会席位；如果首要目标是获得行政职位，那么绩效标准就是参与政府；如果首要目标是为利益或问题辩护，那么绩效标准就是满足政策委托者；如果首要目标是提高党内民主，那么绩效标准就是满足党的积极分子。
政党实现自己目标的绩效越差，政党变革的压力越大。当政党无法完成目标的时候，政党就面临着更强大的变革压力。因此，目标实现的失败而非成功激励着政党变革。对于谋求选票的（那些把赢得选举作为首要目标的）政党来说，它们在选举中的失败越明显，变革的可能性越大。对于谋求职位的政党来说，越无法获得职位，越可能实行变革。无法进入内阁或者有这方面的趋势都更可能导致政党变革。对于谋求政策的政党来说，它们越无法满足政策委托者的要求，变革的可能性越大。对于从社会集团或社会政策中获取支持的政党来说，可以通过它们实现本集团对某些政策的期望来衡量其成功与否。团体支持率的下降可能产生政党变革。对于谋求党内民主的政党来说，它们对党内程序越不满意，就越有可能实行变革。政党必须完成积极分子追求的党内民主愿望，积极分子的抗议和各种派别的出现这样的事件可能导致组织变革。
罗伯特·哈莫尔和肯尼斯·琼达的理论也包括一些把权力取向的激励与目标取向的激励区分开的推论。目标取向的变革比权力取向的变革产生更多的矛盾并更难实现。权力取向的变革是内部工作，而目标取向的变革需要党内各层次的行为者以及公众的参与。如果主导派别被一个追求其他目标的派别代替了，那么新的主导联盟会同时进行权力取向和目标取向的变革。权力动机更可能推动政党规则和结构，而不是政党问题、战略和策略的变革。组织的权力是通过规则和结构行使的，而且罗伯特·哈莫尔和肯尼斯·琼达认为巩固权力的努力要解决这种组织变革。谋求党内民主的政党同样可能在政党规则和结构以及政党问题、战略和策略两方面实行变革。内部权力分配是谋求党内民主的政党的关键问题，因此它们可能在这方面的组织变革中进行交易。政党变革的倾向与政党年龄成反比。制度化的政党变革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党龄是衡量制度化的一个普遍的、客观的尺度。
2．西方政党转型的路线图
根据系统层面趋势分析思路，政党不断变革和转型的路线图可以描绘为权贵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新政治型政党。通过这条历史线索可以发现政党变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一些规律。
2.1 从权贵型政党到大众型政党
法国政党学者迪维尔热（Duverger）将政党分为权贵型政党（cadre party）和大众型政党（mass party），权贵型政党逐渐向大众型政党转型或者说吸收了大众型政党的组织特性。权贵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的区别不在于成员的多少和政党规模，而在于政党的结构。大众型政党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例如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吸收党员是他们的基础性活动，一方面，通过吸收党员来进行阶级政治教育，并选拔具有参政能力和执政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党员交纳党费来维持政党日常活动和支付竞选费用。党员对于大众型政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构成了政党的基础和内容，如果按照大众型政党的成员标准，那么权贵型政党就没有党员，他们既没有入党手续，也不需要交纳党费。通常，权贵型政党由一些权贵人物为了竞选而组成，少数富人提供了活动资金，不需要成员定期交纳党费。权贵型政党往往依赖个人之间的交往联络起来，组织形式很松散，大众型政党组织相对严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比较明确。大众型政党出现的原因是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随着普选权的出现，选举权不再局限于少数人，政党成了规模巨大的人口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普选权实现之后，社会主义政党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得政党动员和团结阶级的力量成为可能，由于大众型政党的组织形式在动员选民和进行竞选活动方面的优势，使得许多非社会主义政党也逐渐采用了这一组织形式。
2.2 从大众型政党到全方位型政党
美籍德裔政党研究学者基希海默尔（kircheimer）在考察二战后西欧政党变革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型政党（catch-all party）的新模式，认为大众型政党普遍向全方位型政党转型。国内也有学者把catch-all party翻译成兼容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出现的背景是西欧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首先是经济的不断发展打破了工业化初期形成的以资本—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传统的社会集团的集体认同不断减弱，传统阶级对立不断缓和，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更加模糊了阶级立场，一般选民的投票方向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人们的集团或者阶级归属，政党有可能制定主张为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利益服务的政策纲领，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者阶层；其次，战后大众媒体迅速发展，政党领导人可以通过媒体与选民或者支持者沟通，直接传达他们的呼吁和号召，而不必跟以前一样依靠政党的选区组织，同时，选民也可以像消费者一样在政治市场上采取选择性的行动。基希海默尔认为，全方位型政党的主要特征在于，政党的阶级意识形态不断弱化；政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对立和分歧逐渐消失；政党为了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而不断减少对特定集团或阶级的依赖，政策纲领对各阶级和阶层的包容性逐渐扩大；政党领导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基层党员个人的作用不断下降。
2.3 从全方位型政党到卡特尔型政党
20世纪90年代，政党研究学者梅尔（mair）和卡茨（katz）驳斥了政党衰落论，在总结分析大众型政党和全方位型政党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党组织形态——卡特尔型政党（Kartel Party）。随着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领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不再出现，政治本身越来越朝着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选举竞争中，政党之间不再为争夺选民支持而争斗，而是在有意将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相互之间组织生存，共同分享自己的份额，以排斥新的政党或者政治力量的介入。在卡特尔型政党模式里，国家和政党相互渗透和融合，政党逐渐脱离公民社会而融入国家，实际上已经变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成为“准”国家机构。政党之间不存在根本的政策差别，政党竞选更多地在于选择更合适的公共管理者或者候选人，而非取向不同的政策。政党活动和功能不再依赖于党员个人的人力和经费支持，不用建立自己的政治宣传工具和手段，而是通过获得国家补助进行资本密集型政治活动，通过国家所认可的特权运用大众媒体进行政治沟通和宣传。
（1）政党模式比较
梅尔和卡茨在描述卡特尔型政党模式特征的同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对四种政党组织形态的特征进行了比较。
表13-2 政党模式及其特征引自Richard Katz and Peter Mair, “change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party politics, Vol.1(1995) No.1, pp18。
系统层面趋势路径主要关注权贵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的转型链条，实际上还有一种相互独立的政党模式—新政治型政党模式（the new politics party）。哈莫尔将这种模式的某些特征与上述政党模式进行了比较，如下表所示。这种模式的政党研究学者包括：弗兰克兰（Frankland2000）、哈莫尔（Harmel2000;1989）、基茨切尔特（Kitschelt1989）、穆勒—罗梅尔（Muller-Rommel1985）、波冈特克（Poguntke1987;1989;1994）、休恩梅克（Schoonmaker1983）。新政治型政党模式同样是在多种环境变化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经济繁荣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要求更多的机会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参与，而不是任凭政党领导人的指示，政党组织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化趋势发展。但是，哈莫尔认为这种模式迄今没有在实践中出现。
表13-3 五种政党模式比较Robert Harmel, “party organization change: competing explanation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new Europe, edited by Kurt Richard Luther and Ferdinand Muller-Romm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23
（2）卡特尔型政党与政党组织变革
在典型的大众型政党模式中，政治生活最基本的单位是先在的和组织良好的社会群体，其成员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群体绑定在一起。政治主要表现为这些群体之间的竞争、冲突和合作，政党成了它们的代理机构，群体和个人通过政党来参与政治，向国家提出诉求，通过将它们自己的代理人安排到关键位置上而从根本上控制国家。每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表达在它们政党的政纲里。这些政纲不仅是一束政策集合，而是凝聚的和逻辑连接的整体。政党的团结和纪律不仅是实际的优势，而且是规范的合法性。反过来，这种合法性依赖于直接的大众参与和政党的表达，从组织的角度来看，这隐含了包括广泛分支机构或细胞的成员组织以便提供将大众需求输入到政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渠道和途径，包括议会外政党和议会中的政党。
个人在选举中的选择受到多数选民压缩成的民意的强迫，这些民意结果正是政党所代表的亚文化群体的利益，所以选举政治与其说是不同阶层意愿的转换，还不如说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动员。然而，在体制层面，社会主义政党或大
众型政党模式提供对政策可能的大众控制，使得选民可以支持这个政党或另一政党及其完备的政纲，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政党取得执政权。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党为公民社会和国家建立了桥梁和纽带，这包含了特殊的组织权宜之计。既然选举竞争主要是动员而不是转换，要想获得选举成功关键就是要增加原本要为政党提供支持的人的贡献力度，这些人是天然的社会选民。无论是从合法性还是权宜之计的角度考虑，要想赢得选举就必须接受“左的传染”，政党代表其他群体或利益就必须采用社会主义或大众型政党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战略，否则就会衰亡。从这个角度来说，大众型政党是面向未来的政党。
基希海默尔所谓的“全方位型政党”的出现是对把政党看作某阶级或阶层利益代表的思想的挑战。结果产生了一种新的政党模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的民主概念，一些观察家把这看作是一种欧洲政治的“美国化”，尽管这还不系统。现在的选举看起来都是围绕领导人的选择而不是政策或政纲的选择，而这些政策或政纲的提出变成了政党领导人的特权，而不是党员的权利表达。大众控制和责任不再是建立在清晰界定的选项基础上前瞻性的保证，而是建立在经验和记录基础上的回顾。选举行为不再被相信是偏好塑造的，而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对增加选民忠诚的动员和转换过程都不再重视，倒是选民变得自由流动和不受约束，很容易改变选择竞争中的政党。伴随这种新的政党模式的问题是，此前认为政党对民主功能发挥起着根本作用，新的政党概念以及民主概念把它们的作用看作可能的因素，而不是必须的。
（3）卡特尔型政党的出现及其与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演变
在大众型政党模式阶段，政党与国家之间区别明显，典型的大众型政党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从部分选民中产生，目的是渗透国家和根据选民的长期利益来修正公共政策。在全方位型政党阶段，政党不是以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出现，而是居于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寻求从外部对国家施加影响，同时以公共政策的临时监管来者的身份满足实用主义消费者的短期利益，总之，不管它们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如何，这两种类型政党都存在于国家之外，原则上是中立的。
认为政党与国家完全脱离的假定是十分老套的常识，这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正如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界线发生了多次变动（在全方位型政党阶段区别明显，而在大众型阶段高度融合），所以政党与国家之间的界线清晰度也会发生变化，不是简单的或静态的三分法（政党、国家、公民社会），而是演化过程，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在一系列刺激和反应的驱动下，政党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界线的清晰度都不断变动，这个过程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由竞争政权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有限选举权以及对无产者参与政治活动的其他限制。公民社会和国家的界线在理论上来说十分清楚，在实践中没有这么明显，除了对不具有参政权的人的动员外，组成公民社会的政治相关部分的人与占据国家公职的人通过家庭和利益关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尽管这两个群体并非简单地相联接，他们之间较强地相互渗透。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概念里只存在国家利益，政府的作用就是去发现和实现这个利益，在这种环境下，政党就自然产生了，正如伯克所描绘的：政党就是那些追求公共利益的或者也许是追求私人利益的人组成的群体，这好像不像历史书里说的那么慈善或冠冕堂皇。在这种环境下，并不需要正式的结构复杂的组织，选举所需要的资源，常常与地方声望或亲戚关系相联系，那些占有一官半职的人在向国家提出要求的时候并不需要中间人。
当然，利益的和谐在理论上比实践中要明显，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更加如此。类似地，在一定的领域将相对庞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优势以及在议会采取统一行动的优势就变得很明显了，使这个时代反政党的精神失去了光彩。在这种概念中，政党主要还是干部型或权贵型政党类型，如表1所描述的那样，介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这就是说，政党是这些既构成国家又存在于公民社会的委员会。随着工业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城市化，满足享有选举权所需财产要求的人越来越多，财产限制本身也在变得宽松，此外，对工人阶级组织的限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理性也越来越不相容，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组织化以及在政治活动中采取共同行动已经如其在产业领域一样是不可阻挡的。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国家与规模庞大的公民社会的政治部门的分离，后者逐步壮大，以致包括了那些在个人关系上与管理国家的人并不密切的人，以及那些称呼国家为“它们”而不是“我们”的人。
大众型政党模式和组织化的成员、正式组织结构是政党、国家、公民社会关系发展第二阶段上的特征。大众型政党的出现，主要是产生于新的活跃起来的，原来没有参政权的人，想通过斗争来获得政治上发言权的公民社会中一部分，它们最终想控制国家统治结构。老式的干部党或权贵党依赖于支持者的质量，而新的大众型政党依赖于支持者的数量，在缺乏大笔的个人捐助的情况下，企图将许多数量不大的成员捐赠集合起来，将组织化的成员集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以弥补缺乏强有力的个人影响的不足，通过组建政党媒体或其他政党沟通渠道以弥补难以进入商业媒体的不足。
作为政治“产出”的工具，这些新的政党自然地被那些基础在政党内而不是在政府内的人控制了。因为他们的力量存在于正式的组织内，这种优势通过后来被称为议会外政党的形式正式化，作为一项原则保存下来，甚至在新的政党成功地赢得支持者的选票或者上台执政后也是这样。从更多活跃分子的政治议程上和它们的支持者的生活经历以及斗争精神来看，这些政党自然地比资产阶级政党更倾向于加强政党的团结和纪律。在这个方面更突出的是，这些政党首次明确地宣称自己只代表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结果，代议工作不像是为寻求国家利益，倒是作为某个社会阶级阶层的代表追求它们自己的利益。政党成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群体表达他们的利益的场所和工具。这样，政党加强纪律约束不仅在实践中是合理的，而且也值得这样做。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众型政党的出现和普选权的实现都与政治上的合理性相联系，不仅是独裁体制由于普选权的实现而转向民主，而且在公民或投票者与国家之间合理关系上也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选举是有关“代表”（delegate）而不是“受托人”（trustee）的选择，与其说选举是投票者同意当选者统治的表达方式，还不如说是政府据此向人民负责的工具。政党是实现这一切的机制。在这个阶段，政党、国家以及公民社会的关系如表2所示，国家与公民社会完全分离，政党成了两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政党仍然清楚地依靠于公民社会，尽管通过获得任命和占据政府职位来渗透国家。
不管大众型政党模式作为民主模式还是组织形式，都对既有的政党模式构成了挑战，它们都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一方面，随着选民成千上万而不是成百上千的增加，权贵型政党的非正式网络不足以满足劝说、动员以及组织支持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对大众型政党民主模式的广泛接受损伤了权贵型政党的支持基础。很明显，传统政党的领导人不能接受这样的理念，即政党是代表组织化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因为那些支持他们的社会群体会越来越少，与此类似，议会外政党组织的优势对那些已经在政府内的政党没有吸引力。而且，他们在物质资源上并不依赖于选民，作为社会中上层群体的政党，他们仍然可以利用个人的捐赠；政府中的政党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利用国家的资源，作为既有的政党，他们有特权和系统的途径进入“非党派”沟通渠道。结果，传统政党的领导人也倾向于建立类似大众型政党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成员，分支机构，政党大会，政党媒体），但是在实践中常常继续强调议会政党的独立性，与其强调议会政党作为群众组织代理人的作用，还不如说强调其作为议会政党支持者的群众组织的作用。同等重要的是，当这些政党招录新的成员时，他们并没有限制对特定阶级的呼吁和召集，而是进行广泛的呼吁鼓动，甚至企图获得所有阶级和阶层的支持，因此，他们试图维持最初认为政党作为跨越不同阶级阶层唯一的国家利益的代表的责任。
同时，这些右翼的旧的政党采用新的“全方位型政党”模式，同样有许多因素的出现导致对大众型政党基础的侵蚀，包括在规范理念和实践需要两个方面。在许多方面，大众型政党模式成了它自己成功的受害者。追求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斗争”将新的有选举权的选民通过大众型政党联合起来，这些权利一旦获得，对于团结的需要进一步减弱，国家开始为福利和教育服务提供统一的基础，而且，社会经济情况的改善，社会流动性增强以及大众媒体的发展减弱了组织良好的社会阶级阶层选民的界限和分歧。不仅大众型政党的政治和社会前提开始侵蚀，而且，一旦它们尝到获得公共职务的甜头，尤其是一旦他们自己掌握了权力之后，原来属于大众型政党的议会领导人也开始发现全方位型政党更具有吸引力。享受选举成功的果实---包括从有利于选举支持者的角度考虑而改变政策的能力----这些政客天然地想继续赢得选举，所以变得更有兴趣扩大选民支持基础而超越原来的阶级界线。而且，一旦执政，他们发现由于约束条件和要求的限制而进一步被迫妥协，以及有必要与过去属于对手的选民的人群共事。
所有这些导致了向第三阶段的演变，随着旧的大众型政党开始效仿权贵型政党对他们自己出现的应对措施，传统的左的政党和传统的右的政党开始趋同于全方位型政党模式。这些政党也有党员，但是他们不再企图完全拥有他们，党员变得只是许多独立成员的一分子，单独的个人可能维持也可能不维持党员身份，不再强调社会同质性，而是接受来自任何阶级阶层的成员，招录成员是建立在对政策认可的基础上，而不是社会群体的认同。与大众型政党防御性的选举战略不同，全方位型政党的重点在于动员和保持一定数量的选民，采取进攻性的战略，“通过深度的效率来赢得更多的听众和更直接的选民”，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区别逐渐减少，随着政策一致性的出现，维持选民区别的必要和能力都进一步受到侵蚀，而且，大众沟通系统的变化，尤其是电视的出现，成为政治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沟通方式的改善允许、甚至强迫政党直接对选民进行统一的呼吁和号召，而不是仅仅面向他们的核心支持者进行沟通。
与此同时，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呈现一种新的政党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政党不像是以公民社会代理人的身份采取行动和渗透到国家，而更像是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经纪人，政府中的政党就像是门神一样。一方面，政党聚合和陈述公民社会的要求给国家机构，另一方面，政党作为国家机构的代理人面向公众为国家政策辩护。尽管大众型政党仍然起着这些作用，由于全方位型政党的出现，特定政党和特定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已经疏远了。然而，在接受不同群体的政治输入以及它们准备为之辩护的政策方面还是存在差别，也就是说，不同的政党执政还是有所区别。大多数群体期望也被期望能够与执政党合作，不管谁执政。例如，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仍然存在正式的联系，工会不仅与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直接打交道，而且与社会民主党以同样的方式打交道，如果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话。相反，社会民主党也许会为反工会的政策辩护，如果形势需要的话。
政党作为经纪人的思想尤其对于多元民主的概念很恰当，尽管不是同时发展起来的。这个观点认为，民主主要存在于讨价还价之中和对独立的组织化利益的包容，政党在追逐这些利益过程中不断变换政党联盟，这对于政党发挥它们作为妥协的促动器的作用，以及反对一个阶层或群体不合理剥削另一个阶层或群体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党对每个利益群体都是开放的。选举是有关不同领导团队之间的选择，而不是封闭的社会群体或僵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在旧式的大众型政党模式中，正如米歇尔斯所说的，政党也许会被寡头所控制，而不是体现真正的民主，但从这个新的民主概念来看，政党寡头确实变成了一个优点而不是魔鬼。因此，全方位型政党不仅从政党领导人自利的角度来说具有吸引力，而且实践中证明这是值得的。
政党作为经纪人的模式包含了几个重要的隐含意思，对于政党本质和政党活动的进一步演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作为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经纪人的政党的地位表明政党本身具有了自我利益，这些利益不同于它所代理的任何一方的利益。而且，他们确实从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中获取了佣金。例如，唐斯式的理性政治模型（Downs,1957）反应了这种服务佣金的情况。这些佣金回报不局限于给以个人以物质好处，还包括对于政党组织的回报以及服从政策偏好。其次，一个政党发挥经纪人功能不仅依赖于呼吁和号召选民的能力，而且依赖于操纵国家的能力。但是如果一个政党有能力为了它所代理的公民社会中的利益而操纵国家的话，它们也可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操纵国家。如爱泼斯坦（epstai）所说的美国政党的“作为公用设施的政党”模式，可以想象“政党，如商业企业一样，通过运用国家权力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把上述三个图表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三个孤立的快照，它们表明政党从公民社会向国家方向移动，逐渐成立国家机构本身的组成部分。这表明了过去20年现代民主政治中政党前进的方向。
实际上，赢得选举还是输掉选举对物质地位的影响急剧减弱，一方面，执政党体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受限制，也许有点夸张的说，现在所有主要政党都被当作了执政党。所有政党都有机会获得公职，当然，有一些极端少数派政党仍然处于权力的边缘，包括丹麦和挪威的前进党。另一方面，尽管一个政党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例如英国工党，在相当长时间处于反对党的位置而衰弱，但是这并不说明它失去了分享国家权力的机会。而且，媒体手段并没有因为在野而受到影响。接受国家补助的机会也没有受到影响，实际上，例如爱尔兰和英国这些国家，在野党事实上得到相当多数量的国家补助，虽然它们缺乏执政党那样的直接资源。这样，我们看到一种新的政党模式产生了，即卡特尔型政党，它的特征就是国家和政党相互渗透，以及政党之间的共谋。这种模式的发展依赖于表面上竞争的政党之间的共谋和合作，必要的情况下，它们会达成一致。从横向上看，这种模式与整个政党体系相关，也可以指卡特尔联盟中的某个政党组织，所以说某个政党是卡特尔型政党也是合理的。
（4）卡特尔型政党的特征
卡特型政党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组织特征；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如前所述）；对政党竞争的重新诠释。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描述卡特尔型政党模式以及考察政党变革的过程。
表13-4 卡特尔型政党的三个分析维度资料来源：Klaus Detterbeck,“Cartel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party politics, 2005 Vol 11. No.2 pp. 173-191。
首先，组织维度。组织维度是考察政党内部不同层面的权力平衡关系。政党内部决策机制取决于政党不同层面的结构和物资资源。把政党看作一个统一的行动者（unitary actor）往往将政治事件或民主政治理论简单化，一个组织紧密的、高度纪律约束的政党在联盟谈判或在竞选运动中只采取一个战略时确实像一个统一的行动者，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把政党看作一个统一的行动者将忽视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方面。而且，即使一个政党在面对其他政党或群体时会采取凝聚性行动，但关于战略决策、领导人选择、资源聚集以及整个组织结构的问题仍然是开放的。换句话说，尽管在政党可以看作一个行动者时，意识到每个政党仍然是具有自己内部生活和内部政治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卡茨和梅尔把政党看作一个连续体，认为政党是由许多不同的因素或层面构成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而组成一个整体的政党。政党组织包括三个层面：公职中的政党；基层的政党；中央的政党。
①公职中的政党(party in public office)。政党组织的第一个层面是公职中的政党。至少在民主政治中，政党的这个层面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从根本上说，那些在公职中的政党占有职位的人都应将职位的获得归功于政党在选举中的胜利。公职中的政党最初的组织结构是议会中的党团，或者其他公职人员组成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市长和州长联合会。一般来说，政党这个层面的行为与它的成员的激励结构有关，以及与他们为了追求他们的目标而获得所需要的资源的分配和可获得性有关。公职中的政党的成员有两类目标。第一类是公职的个人回报，包括薪水等物质利益的回报，也包括权力和地位带来的心理上的回报。另一类是操纵自己所偏好的政策而带来的公共回报。谋求公职需要建立支持者联盟，包括在党内的联盟以便能够获得党内提名，以及选民的支持者联盟以便能够赢得选举。公职中的政党有许多内部的和外部的资源可以利用。最明显的资源就是享有进行政府决策的法律权威。尤其是在政府中，公职中的政党可以决定立法的内容，直接指挥行政机构的行动；既便是处于反对党的位置，处于公职中的政党也不可能完全失去影响。公职人员的薪水允许公职人员全身投入政治，他们的职位使他们获得专长和经验，以及获得聚集公共服务资源的渠道和信息，他们的公职还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和进入大众媒体。公职中的政党的成员有权分配公共资源，包括公共津贴、工作、公共合同的安排，以及公共项目的选址。最后，公职中的政党具有选民所授予的合法性。
②基层的政党(party on the ground)。从组织原型来看，基层的政党就是大众型政党的地方成员组织。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经常性竞选运动的工作人员和财政支持者中的政党干部。与公职中的政党和党的中央机构相比，基层的政党基本上是志愿性和业余性组织，尽管政党地方组织也会雇佣少量的专职工作人员。由于政党规模庞大，成员众多，以及普通党员只承担较少的间歇性的义务，为了保障政党的效率和战斗力，基层的政党要求在地方和基层建立正式的组织，在国家层面建立代表机构。基层的政党在国家层面最主要的代表机构一般就是党的全国大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一些小党来说，所有的党员都有可能参加大会并享有投票权，但是对于大党来说，只能通过选举代表来参加全国大会。由于政党全国大会只能间断性的开会，而且会期很短，需要选举一个执行机构来代表基层的政党以及管理大会闭会期间的事务。在政党作为社会阶级阶层或其他某个部分的代理人的政党模式中，政党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名义上是政党最高的决策机构。在政党作为政客竞争者的团队模式中，党的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差不多是一个咨询机构。在政党作为选举机器的模式中，情况可能会更加模糊不清。
③中央的政党(party central office)。简单地说，中央的政党就是指政党的全国总部。由两部分组成，它们经常是交叉重叠的。一部分是政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或全国委员会，一般由基层或下级的政党领导人和公职中的政党领导人组成，可能还有附属组织领导人代表。另一部分是中央党组织工作人员或秘书处。尽管从理论上说，中央的政党应当由全国执行委员会控制，但是正如所有的大型复杂组织一样，中央官僚机构事实上拥有很多资源，它们本身有效地控制了中央的政党，并成为内部政党生活中独立的一种力量。政党的官僚机构具有一些潜在的重要目的。与公职中的政党的大多数成员一样，政党官僚机构的人员也越来越专业化，他们依赖政治工作作为生计来源，职业前景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中央的政党最主要资源在于它是政党沟通网络的心脏，包括党内沟通的心脏和政党与环境尤其是媒体沟通的心脏。尤其如果政党保持中央成员的登记注册，使得中央的政党有能力直接与政党成员沟通。
中央的政党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功能。首先，中央的政党为建立其他两个层面的政党提供了基础设施。它通过提供资金和派出最初的活动积极分子来建立基层的政党，招兵买马，并培养最终成为公职中的政党成员的政党人才。这也是一个政党发展壮大的途径。其次，中央的政党协调跨地域的活动，为基层和地方组织提供物资资源和经验，协调全国的竞选运动。在竞选运动中，也可以说中央的政党代表公职中的政党监督基层和地方的政党。再次，中央的政党代表基层的政党监督公职中的政党。最后，中央的政党为政党的政党其他两个层面提供广泛的专业服务。
从西欧国家的一般情况来看，卡特尔型政党的组织特征是“公职中的政党”地位的上升：占据公职的人控制了党的执行机构和内部决策程序；政党的积极分子只有微弱的影响；竞选运动由职业型专家组织。卡特尔型政党第二个组织特征是不同政党组织层级的垂直分层。国家层面的政党精英企图摆脱地区和地方政党组织领导人的影响和要求，在涉及国家层面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上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而各级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则坚持在本领域内的自主权，例如，在地方政治和地方候选人的选择问题上获得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其次，政治功能。政党的政治功能主要考察政党与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卡特尔型政党模式中，假定政党逐渐失去了履行社会代表功能的能力和热情，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地参与执行政府的功能。专业的政党领导人越来越关注议会舞台上政策决策，而不是在党的大会上解释党的主张或讨论政治议题。它们对议会和政府的几乎独有的控制使得政党开辟了新的财政渠道，以及有能力供养组织的工作人员，因此使得政党能够相对独立于政党成员和捐助者。从政治功能的维度来看，一方面，卡特尔型政党成员和利益群体在政党活动中的参与较弱，另一方面，卡特尔型政党强调参与执行政府功能和吸取国家资源。（详细的情况已经在本文上一部分里讲述）
再次，政党竞争。对国家资源相互共有的需要改变了政治对手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政党行动者逐渐意识到它们在“政治同僚”中的共同利益，这是构成它们集体行动的基础。卡特尔形成过程的两个方面：组建卡特尔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选举竞争结果的影响，基本上通过赋予反对党一定的国家补助或回报性政治任命来实现这个目的；排他性目的主要在于阻滞新的挑战者以保障既有政党的地位。然而，卡特尔型政党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同意按照既有的规则行事的新的政党与卡
特尔型政党的合作将增强卡特尔型政党的生命力。政党成员的下降以及选民越来越反复无常，增加了政党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又导致了政党履行社会代表职能能力的下降，使得政党更加集中关注政府的功能，同时作为竞争对手的政党为了获取组织生存所需要的资源而合谋。
不同的政党模式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它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或背景的不同，出现于不同的历史时间阶段。同时，这不仅是对政党发展产生影响，特定的政党模式都超越了促使它最初产生的环境和历史时代。大众型政党并没有完全取代权贵型政党，而是在普选权实现之后继续共同存在，甚至在全方位型政党以及现在的卡特尔型政党出现后同样继续存在。因此，当代的政党并非完全是卡特尔型政党，就像以前的时代，也并非完全是权贵型政党，或完全是大众型政党，或完全是全方位型政党。所有这些政党模式都是从经验中获得的，代表了某一极的政党类型，单个的政党或多或少与某个给定时期的政党类型相似。
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政党关键特征往往涉及到政党目标以及政党间竞争的基础。在权贵型政党占主导的阶段，政治目标和冲突很大程度上围绕着特权的分配，政党竞争建立在其支持者地位的基础上。当大众型政党发展起来后，关键的政治冲突开始围绕社会改革问题，政党竞争建立在它们的代议能力上。随着全方位型政党的出现，政治的目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图的(purposive)，但是转向围绕社会某方面改良问题而非全面整体改革，政党竞争较少地建立在它们的代议能力基础上，更多地建立在它们对政策制定的效率上。最后，随着卡特尔型政党的出现，政治目标变成了自我参照的参考的(self-referential)，政治本身专业化了。有限的政党竞争主要是在管理效率效果上的竞争。
在不同的阶段，选举竞争模式也有所不同。在权贵型政党阶段，竞争在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中进行。但是这种模式随着普选权的实现和推广，以及建立在群众动员基础上的大众型政党的出现而受到极大侵蚀，新的选举竞争模式可以看作大众型政党将选民分割成一系列的排他性选民群体的过程，正如李普塞特和罗坎(lipset, rokkan)所指的政党企图“细分和缩小选举市场”，随着全方位型政党的出现，选举战略在竞争中更为重要，赢得选民的选票对于政党来说仍然值得重视，尽管竞争的基础已经不在围绕大的政治议题，或者围绕政策效果问题。这种竞争模式在卡特尔型政党出现后也同样受到挑战，竞争再次在有效管理和控制下进行。当然，政党之间仍然在竞争，但是它们都知道它们的竞争是在维持共同生存的前提下进行的，在一些情况下，能不竞争尽量不去竞争。也许没有什么比意大利主要政党分享政治回报的例子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些共产主义政党也是如此，尽管表面上是反对党。其他比较明显的例子包括瑞士四个主要政党分享联邦议会的议席以及轮值担任主席，瑞典分享市长任命权。
这种新的选举竞争模式也是政党资源基础、政党运作和竞选活动变化的结果。权贵型政党的大部分资源都来自于个人关系，很少重视竞选运动。大众型政党，一方面，建立高度劳动密集型组织，财政来源主要依靠成员的会费和捐赠，而且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沟通渠道。这在全方位型政党模式中不太明显，全方位型政党的财政以及竞选运动也以成员为基础，同样开始寻求广泛的社会捐助，而且开始转向更资本密集型的竞选方式。这些新的政党很少重视自己独立的沟通渠道，而是越来越多的争取进入非党派的沟通网络，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雇佣专业的公共活动人士和媒体专家。后一种模式被卡特尔型政党所推动，竞选活动有专门的资本运作，更加专业化和集中化，越来越依靠国家所提供的补助和其他的利益或特权。
所有这些也影响到政党成员的特征和政党成员与政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权贵型政党来说，政党领导人就是政党成员本身，所以这些问题不存在，大众型政党，存在大规模的同质的成员，它们要求有权利控制政党精英。然而，政党成员被招录以及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实质性的义务和责任。全方位型政党继续强调成员的重要性，但是政党等级对它的成员是开放的，不再要求对等的义务，政党领导人不再只是对政党成员负责，而要对更广泛的选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成员更像是啦啦队队员，权威模式更像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最后，尽管卡特尔型政党的成员比全方位型政党的成员拥有更多的权利，但并不拥有什么特权。由于卡特尔型政党邀请所有的支持者，包括正式党员或非党员都参与它们的活动和决策，政党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区别逐渐变的模糊。更为重要的是，成员行使权利的时候更可能采取直接的行动而不是通过代表来行使，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政党领导人或候选人的产生通过邮寄投票而不是政党大会或政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政党成员可以直接与党中央沟通，回避了地方组织和地方组织者。实际上，由政党中央总部来管理所有的党务也是有可能的。
结果是一个领导人能够通过在政党内部或外部赢得广大被正式授权的成员的支持而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同时，他的自主权也扩大了，因为原子式的成员不太可能通过动员来构成挑战，作为必要的中间人的地方积极分子的地位也遭到削弱。政党确实仍然需要而且想要得到地方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但是那些主张与国家或中央领导人相反政策或战略的人也许会给党中央添麻烦。也就是说，这些地方领导人由于中央领导人直接向单个成员呼吁而失去参与全国事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地方事务来说，双方都希望鼓励地方的自主权。从地方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总是希望获得完全自主权，但是从党中央的角度来看，具有自主权的地方党组织更有可能积极参与，更有可能增强党对潜在成员和支持者的吸引力。任何一方都希望鼓励或允许另一方拥有全权。这样就导致了垂直分权。
（5）卡特尔型政党与民主模式
每一种政党模式都与一种民主模式相联系，卡特尔型政党也不例外，它同样与一种修正了的规范民主模式相联系。在这种修正的模式中，民主的本质在于选民从固定的政党名录中选择的能力。政党是那些为获取政府职位的、在下一届选举中为政府绩效负责的领导者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全方位型政党的扩大形式，或者说精英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民主更像是精英拍公众的马屁，而非公众真正参与政策制定。选民应当关注结果而非政策，因为那是政治专业者所擅长的领域。政党是政治专业者的伙伴组织，而非为市民谋利的市民联盟。
从某种程度上说，卡特尔型政党民主模式与以前的民主模式是根本不同的。以前民主模式的核心是政党轮替或公职轮换——不仅哪些政党是执政党，哪些政党是在野党都很清楚，而且对可能被选民从公职上拉下马的担心是政客对选民负责的主要动因。在卡特尔型政党模式中，没有哪个主要的政党是绝对的“在野”，结果，选举民主越来越让人感觉到成了统治者控制被统治者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被统治者控制统治者的手段。由于不同政党的政纲越来越相似，以及竞选运动更多地朝着一致的而非有分歧的目标，选举结果似乎很难决定政府行动。而且，那些在政府中的政党与政府之外的政党界限变得模糊，选民似乎很难对普遍不满意的政党实施惩罚。民主变成了追求社会稳定而非社会变革的工具，选举则成了政体中“享有荣誉”的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主不再是公民社会给国家施加限制和控制的过程，而变成了国家提供给公民社会的一项服务。政治领导人需要新老交替，选举则是实现这种交替的和平方式。如果统治者要想组建赢得广泛接受的政府，那么反馈是必要的，竞争性选举能够反映选民对政策及其结果是否满意，因而提供了这种反馈。这样，国家提供了竞争性选举，由于民主的竞争性选举至少按现在的理解是需要政党的，因此，国家又提供了政党。最终，执掌权力的政党也就是国家本身提供了这项服务，这样，政党自身保证了它们的生存。
政党政治作为专门职业需要得到认可甚至鼓励，一些以前关于民主的观念已经过时。这些关系对于卡特尔型政党来说，不管是看作前提条件还是可能的结果，都是浅显易懂的，尽管如此，它们隐含了政党和选举关系的根本上的重建。最为重要的是，政客们感到越来越有必要降低选举失败的损失。当然，这是一个普遍的愿望，在一些选举政治不够完善的国家常常因此导致选举的中断。在西方国家，这很清楚不是可行的选择，替代性的办法是对所有的政党提供补助和支持，使得不同的联盟在不同的层面和部门拥有公职。结果之一就是降低了竞争的程度。而且，政客们追求长期的职业生涯，他们把政治对手看作专业同行，这些人同样是为了稳定的工作，遭受同样的压力。稳定变得比胜利更为重要，政治与其说是使命不如说是工作。
政党领导干部的产生方式和政党候选人的选择模式对于政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不同的候选人选择模式表明政党三个层面不同的关系模式，考察卡特尔型政党候选人选择可以发现候选人选择在不同政党模式中的发展过程和政党组织的功能。权贵型政党的候选人往往是基层的政党的领导人，即使存在中央的政党，它的作用也仅限于协调作用，候选人的选择主要在基层的政党中进行。大众型政党作为阶级阶层或利益团体等社会某个部分利益的代表，候选人的选择必然隐含了选举代表制的民主思想，必然要求公职中的政党的产生必须在中央的政党的统一旗帜下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产生，然而事实上，中央的政党作为基层的政党的代理人，常常成为自主者和主人，难逃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全方位型政党的出现增加了候选人选择的问题。候选人选拔不只是有关个人和政策界限的问题，而是影响到政党根本结构以及政党在民主秩序中的位置。卡特尔型政党是由专业型政客领导的政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领导人具备政治专业技能，二是政党领导人以政治为职业生涯。作为全方位型政党的完美阶段，卡特尔型政党已经不再是社会某个部分的代表，而是追求社会整体的利益，政党成员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为了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卡特尔型政党的候选人选择程序和选民将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多的人参与到候选人选择过程，甚至一些不具有党员身份的人参与进来。社会主义大众主权论、一致多数论、参与民主论、发展社区主义民主论等一系列民主理论都十分强调政党内部民主的重要性，与自由民主强调政党之间的竞争形成鲜明对比。卡特尔型政党对党内民主的重视至少可以减轻“寡头铁律”的支配力和影响，并迫使政党领导人关注和解决一些突出的问题，促使他们兑现竞选时发表的冠冕堂皇的承诺，这是在卡特尔型政党模式下改善民主的最可行的方式。
政党变革是一个辨证的过程，卡特尔型政党是对全方位型政党的扬弃，并不是政党模式的终结，它的产生本身又蕴育着进一步变革的因素。卡特尔型政党一方面限制了政党之间的竞争，但又不能完全压制新的反对党，这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导致了卡特尔型政党的内部矛盾。一些新的政党无法加入到卡特尔型联盟分享政治成果，因而只能走向极端以博得少数人的坚强支持，一些极右政党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卡特尔型政党模式下，政党之间竞争的减弱为政党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如何防止和控制腐败是卡特尔型政党面临的重要问题。针对卡特尔型政党模式的脆弱性，有学者提出了后卡特尔型政党模式(post—cartel party)，卡特尔型政党模式中的政党已经从公民社会移动到国家里面，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脱离了公民社会。后卡特尔型政党模式重新重视政党与公民社会的联系，重新发现人民的重要性，加强政党与公民社会志愿团体的沟通和联结，培养和增强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
3．西方政党转型理论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转型
西方政党转型理论是近年来西方学者在政党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不仅为政党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框架，还为政治实践中政党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有意义的视角和途径。近年来我国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名词，这些理念和名词反映了我国近年来政治领域的最新变化和发展，也为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在我国的政治话语和国际学术话语之间似乎有一条横沟，有些各说各话的架势。如何实现两种话语的对接是我国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加强两种话语的沟通不仅有利于为学术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素材，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世界学术视野中看清楚我国政治实践的发展进程。笔者试图在西方政党转型政党理论分析框架下，根据我国政党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国际学术话语诠释我国近年来有关政党的新的政治话语。
3.1 “三个代表”与全方位型政党
从政党组织变革的角度来看，“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型政党的转型。全方位型政党模式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引起的政党模式变化的轨迹，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打破了工业化初期形成的以资本—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传统的社会集团的集体认同不断减弱，传统阶级对立不断缓和，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更加模糊了阶级立场，一般选民的政治取向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人们的集团或者阶级归属，政党有可能制定主张为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利益服务的政策纲领，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者阶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虽然始终坚持以工人阶级作为阶级基础，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代表的具体阶级阶层或集团联盟的利益是不同的，在民主和民族革命时代，共产党总要代表社会的一部分去斗争另一部分，甚至在建国以后，仍然未能改变这种思维定势。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不再带领社会的一部分去斗争另一部分，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型政党的转型反映了西方国家政党的转型轨迹，虽然我国的政党发展历史与西方迥然不同，但是其中蕴含了一些共同的内在趋势。“三个代表”的内容之一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也相应地修改为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方位型政党模式表明政党不再强调只代表社会某个特定阶级阶层的利益，而是谋求社会整体或最广大群体的利益。“三个代表”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内在发展需求和趋势，并主动顺应这种时代潮流。
3.2 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
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并不是指我们党尚未取得执政地位，而是党虽然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没有随之转变。革命党是代表公民社会向国家提出自己的要求，处于国家之外，而执政党是处于国家之内，本身应该代表国家向公民社会提供服务，政党所处位置的变化改变了政党的功能和作用对象。随着全方位型政党的出现，执政党不再是谋求某个特定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要维持社会整体或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换句话说，要坚持和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卡特尔型政党的出现，政党领导人的专业化不断增强，政治选择主要不是考验政党代表某个社会部分去斗争另一个部分的能力，而是考验政党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实行专业化管理的能力。因此，执政党建设的努力方向不是加强运动式的社会动员能力，而是加强领导和团结社会各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执政能力。
3.3 党政关系与依法治党
卡特尔型政党模式是世界许多国家出现的政党模式或政党体制。在这种模式中，政党与国家相互渗透，逐步融合在一起，政党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政党出现国家化的趋势，同时既有的政党实行合谋，排斥新的可能的政党的出现以维持其共同利益。我国的政党体制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卡特尔型政党模式，共产党通过革命手段和途径建立了卡特尔型政党模式的政治基础，尽管我国的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与西方民主国家具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就卡特尔型政党模式所描述的政党与国家的融合来看，我国的政党模式是超级卡特尔型政党模式。
政党与国家的融合是一种趋势，各国并没有采取措施遏制这种现象，说明这种趋势具有它的内在规律性。当然并不是说各国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回应。许多国家通过加强法律对政党及其活动的规定来规范政党的行为，甚至在宪法中确定政党的职能，与宪法确定政府部门的职能的方式是一样的。在我国，依法治国要求实行依法治党。依法治党的基本含义就是要依照法律来约束和管理党。政党作为重要的政治主体，尤其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它的内部运作不仅仅是涉及到党员的权力和义务，而且影响到国家和社会、影响到每一个公民。既然执政党拥有和行使公共权力，那么它的内部管理就不是政党的私事，而是具有一定公共性的政治行为。法治的意义不仅在于统治者要依照公正的法律来实施治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统治者本身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用法律来调整和管理政党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一些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政党法。依法治党在我国具有特殊的含义，它不仅包含了国外一般政党法所调整的内容，还应该规定执政党内部组织的职责权限。
3.4 党内民主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根据我党的历史经验和目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提出的重要论断。这与卡特尔型政党模式下对政党提出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卡特尔型政党模式对党内民主空前重视，一方面因为卡特尔型政党与公民社会的联系减弱，植根与公民社会的大众型政党逐步向国家方向移动，政党更多的依赖国家寻求生存的资源，脱离了公民社会，卡特尔型政党只有通过加强党内民主来增强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维系政党在公民社会中的合法性，而且卡特尔型政党的党内民主需要更广泛的社会成员，甚至非党员的社会成员的参与，目的是为了赢得公民社会的广泛支持。面临党员人数的减少，卡特尔型政党也希望通过加强党内民主来增强政党的吸引力，使退党的人重返政党。另一方面，卡特尔型政党限制了新的政党的进入，为了给不同意见者开辟利益表达和沟通的渠道，以防止反体制的力量动员起来破坏现有体制，卡特尔型政党需要党内民主来缓和不同群体的冲突。中国政党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卡特尔型政党模式，加强党内民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标志中国共产党已经向全方位型政党模式转型，共产党代表越来越多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党内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也相应增加，为了有效地协调各方的利益，同时维持党中央在全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党内民主尤其是党内基层民主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模式作为典型的卡特尔型政党模式，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都不允许作为反对党的新的政党的出现，为了开辟利益表达和沟通渠道，将体制外的资源和力量纳入到体制内，瓦解和消除反体制的势力，加强和扩大党内民主成为最好的选择，最终有利于在社会转型时期维持现有根本体制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近年来中国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的实践完全印证了卡特尔型政党理论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思想。例如“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允许非党员群众在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选择中具有发言权，乡镇党委班子直选的预选过程中允许一定比例的群众享有“公推”投票权，都是卡特尔型政党扩大党内选举的包容性，加强政党与公民社会联系，以及增强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等有关理论的体现。党内民主不仅关乎党内，而且是联结政党与社会的纽带，把党内民主看作党的生命是卡特尔型政党模式对政党的必然要求。
3.5 西方政党变革给中国共产党的启示
尽管政党作为大型的组织有着天然抗拒变革的惰性和倾向，但是历史表明政党确实不断在发生变革，而且政党是政治体制中最经常发生变化的部分，正是政党不断的变革与调整才维持了政治框架和体制的相对稳定。各国政党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所经历的变革过程肯定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发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首先是政党变革必须维持和增强政治统治合法性。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转型，与阶级对立时代不同的是，现在各国政党都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阶级调和；政党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而不断扩大政党代表性，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一方面扩大政党开放性，党员构成由相对封闭的、排他性的、只容许特定阶级或阶层加入，转变为向更广的阶级范围开放；另一方面，政党尽量代表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的利益，提出让更多人受益的政策主张。其次是增强政党能力，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增强执政能力，西方国家大多数实行政党竞争体制，政党要想取得执政地位或者连续执政，必须不断提高政党竞争力，提高执政绩效。为此，各执政党十分注重培养和选拔党内精英，吸引和发展高素质人才充实政党。最后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不仅对于一党制国家的政党来说十分重要，对于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同样重要，《政党政治》杂志在2001年第三期刊登了党内民主特辑，探讨政党党内民主尤其是政党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化过程，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世界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问题。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不仅对于增强政治合法性，还是增强执政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型，从政党变革和转型的理论来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顺应了世界政党变革的潮流，完成了共产党从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型政党的转型，随着卡特尔型政党出现，共产党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的应对措施。当然成就属于过去，如何进一步适应时代变化的需求，还必须积极应对卡特尔型政党模式带来的挑战。一方面，党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党内民主，实行民主执政。可喜的是，党对这一点已经充分认识到并高度重视。另一方面，针对卡特尔型政党依赖国家而脱离公民社会的弱点，必须吸收后卡特尔型政党模式的优点，即加强党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联系，巩固党在公民社会的根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步成长和壮大，加强党与公民社会联系的任务更加迫切，党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正确的做法就是既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又要加强党对公民社会的引导和对公民社会组织的领导，防止公民社会组织成为执政党的对立面，使公民社会组织团结在执政党的周围，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