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将编户齐民分为乡村户和坊郭户。前者是乡村居民，后者是城市居民。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宋代的城市人口无疑较前代有颇大增长，然而乡村人口仍占大多数。乡村户和坊郭户又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乡村主、客户的区分，往往是依据有无土地等生产资料；而坊郭主、客户的区分，则往往是依据有无房屋等生活资料。乡村主户分为五等户，坊郭主户分为十等户(也有坊郭主、客户混通分成十等户的情况)。
宋朝将乡村主户分成五等户，完全是依据各户财产的多少。一般说来，一、二等户是地主，三等户既有地主，也有较富裕的农民，四、五等户大都是贫苦的农民。故一、二、三等户又称乡村上户，四、五等户又称乡村下户。
乡村主户用什么财产标准划分户等，这不仅是宋朝五等户制度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对了解宋朝的整个赋役制度，也是相当重要，不容忽视的。
(一)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
按照宋朝政府的规定：“天下闰年造五等版簿。”①这种版簿的正式名称叫“五等丁产簿”②，既记录乡村主户的人丁，又登载各户的财产。每隔三年，逢着闰年，就须重新编造一次五等丁产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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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月庚子。
②《宋会要》食货11之13。
五等丁产簿由各县编造和保管，北宋仁宗时的《嘉祐敕》说：“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①宋神宗时，杨绘也上奏说：“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须凭本县，本县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须凭邻里，自下而上，乃得其实。”②“三大户”就是耆长。大致在宋神宗以前，耆长、里正、户长等是农村乡、里基层政权的头目，一般由一、二等户，即地主充当。他们经由县衙门委派，挨家挨户登记各户的人丁和财产，然后再编造五等丁产簿。这里介绍的只是编造五等丁产簿的法律规定，至于在实际执行时，肯定没有那么严格，并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流弊。
版簿的名称虽然叫五等丁产簿，而乡村主户户等的高下，却与各户人丁的多少完全无关，而单单依据各户财产的多少。宋朝各地区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并不整齐划一，而是五花八门，各行其是。
北宋哲宗初，吕陶说：“天下郡县所[定]版籍，随其风俗，各有不同。或以税钱贯百，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就其五等而言，颇有不均，盖有[以]税钱一贯，或占田一顷，或积财一千贯，或受种一十石为第一等；而税钱至于十贯，占田至于十顷，积财至于万贯，受种至于百石，亦为第一等。其为等虽同，而贫富甚相远。”③吕陶列举了划分乡村五等户户等的四种财产标准。并以第一等户为例，说明即使在同等户中，财产差别仍然相当大。这实际上只是乡村上户，特别是一等户的情况。至于乡村下户，“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④，财产差别并不大。此外，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也不止吕陶所举的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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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癸亥。
②《长编》卷223熙宁四年五月癸卯。
③《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以《宋会要》食货13之24参校。
④《长编》卷362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寅。
为了作进一步说明，就不能不涉及宋朝乡村的赋役制度。宋朝政府向乡村户摊派各种赋役，大体有四种方式：第一，按各户田地的数量和质量，例如两税；第二，按各户的人丁，例如丁税；第三，按各户的户等，例如差役；第四，按各户的家业钱或税钱等数额，即是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例如役钱与和买。这几种方式经常交错重叠，例如两税虽为土地税，而其支移和折变却往往依据各户的户等高下，而有输送远近之别，折价贵贱之别。役钱是王安石实行免役法时新增的赋税。开始规定，役钱由上三等户分等缴纳，而四、五等下户不纳役钱。但很快“又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钱，未几，又令只据税钱，不用等第”①。王觌也说：“既用家业钱以定免役钱之多少，则所谓等第者无所用之。”②关于“不用等第”，即不用户等，而“只据税钱”或“家业钱”分摊役钱，变法派邓绾在奏中说得更加具体：
“昨者朝廷免役率钱之法，初且用丁产户籍，故诸路患其未均，相继奏陈，各请重造，多已改造矣。其均钱之法：田顷可用者视田顷，税数可用者视税数，已约家业贯伯者视家业贯伯，或随所下种石，或附所收租课，法虽不同，大约已定。”③
由此可见，摊派役钱，一般就是沿用各地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例如“广西凡为税钱一文者，出钱七、八或五、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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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历代名臣奏议》卷256冯山奏。
②《长编》卷390元祐元年十月壬寅。
③《长编》卷269熙宁八年十月辛亥。
④《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乙酉。
邓绾列举了“均钱”的五种办法，与前引吕陶所举划分户等的四种标准对照，虽然用词有所不同，其实大致多了一项，这就是“或附所收租课”。“租课”当然不是指地租，而是指两税或其他赋税的某类固定实物税额。以下就宋朝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各种财产标准。分别作一些介绍。
1.家业钱
家业钱又名“家业贯陌”①、“家力”②、“家力钱”③、“家活”④、“物力”⑤、“产业”⑥、“家业”⑦、“家产”⑧、“家直”⑨、“家赀”⑩、“户产”⑾、“赀产”⑿、“物产”、“物业”⒀等，名异而实同。先把各户的田亩和浮财折算成钱，然后再依照规定的五等家业钱额，划分户等。“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有第一等十五户，每户物力及三千贯；乙乡有第一等五户，每户物力及五百贯”⒁。总的说来，即使同样使用家业钱划分户等的地区，各等户的家业钱额也各不相同。如同一县中，甲乡有家业钱三千贯以上算一等户，而乙乡有五百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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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献通考》卷12。
②《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卷3，《宋会要》职官72之13。
③《水心别集》卷11《和买》。
④《朱文公文集》卷18《奏均减绍兴府和买状》。
⑤《忠肃集》卷3《论助役十害疏》。
⑥《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9《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宋会要》食货21之10。
⑦《包拯集》卷7《请罢里正只差衙前》。
⑧《宋会要》食货65之6。
⑨《宋会要》食货26之26。
⑩《东坡七集·东坡集》卷28《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⑾《字溪集》卷1《上宣谕余樵隐书》。
⑿《宋会要》食货65之2。
⒀《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注，《宋史》卷177《食货志》作“物产”，《文献通考》卷12作“物业”。
⒁《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辛亥。
以上就算一等户。关于宋朝各地用家业钱划分五等户的情况，仅剩一些片断的记载。北宋神宗时，河北定州安喜县“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每家之产仅能直二十四缗”①；南宋时，四川忠州“第三等家业三百贯文”②；绍兴府家业达三十八贯五百文，即算四等户，而三十八贯四百九十九文以下，即算五等户③。
家业钱既要估算“田亩物力”，又要估算“浮财物力”。田亩物力也叫实业物力，一般须依土地的肥瘠，而定价值的等差。如在绍兴府会稽县雷门东管第一乡，“第一等田每亩计物力钱二贯七百文，第二等二贯五百[文]，第三等二贯文，第四等一贯五百文，第五等一贯一百文，第六等九百文，田亩有好怯，故物力有高下”④。临安府馀杭县“止戈一乡，第一等田每亩物力二贯三百有奇”⑤。在处州丽水县，“以壹亩而论，极高者为钱伍贯玖百文，极下者为钱伍百或肆百文”⑥。由此可见，好田和坏田的家业钱额可以相差好多倍，甚至十多倍，而各地区的田亩物力分多少等，显然也各不相同。
浮财物力的折算，显然比田亩物力更加复杂，也更易流于苛细。北宋张方平抨击免役法说：“臣闻诸路，其间刻薄吏点阅民田、庐舍、牛具、畜产、桑枣杂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农器、舂、磨、[銍]、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输十，[估]万[输]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⑦他反映宋神宗时折算家业钱，“以定户等”和分摊役钱的情况，连小农具、小家具和小牲畜等都须折算家业钱，每家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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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戊戌。
②《宋会要》食货14之38。
③《梅溪先生后集》卷25《定夺馀姚县和买》，《宋会要》食货70之76。
④《宋会要》食货70之86，92～94。
⑤《宋会要》食货70之83。
⑥《两浙金石志》第11《宋丽水县奏免浮财物力札付碑》。
⑦《乐全集》卷25《论免役钱札子》，以《皇朝文鉴》卷47《论免役钱》参校。此奏说“
募法之行且三年”，当写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
一贯纳十文役钱，十贯纳一百文役钱。南宋宁宗时，也有记载说：“推排物力之际，弊出百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富室输财，必欲销减；乡民执役，互相隐藏。乃若深山穷谷之民，一器用之资，一豚彘之畜，则必籍其直以为物力，至于农氓耕县、水车皆所不免。”①估算浮财物力本来就是很麻烦的事，什么物件应当估算或不应当估算，宋廷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很具体、很详尽的规定，只是听凭地主和“执役”的乡胥县吏通同作弊，结果自然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而使贫民下户吃亏。北宋仁宗时曾规定，河北和河东不得用桑树折算家业钱，以定户等。②南宋高宗时，陈汤求也曾建议：“乞今后州县不得将牛、船、水车、应干农具增为家力。”并得到宋廷批准。③然而从前引张方平奏和宋宁宗时的记述看，此类规定乃是一纸空文。
估算浮财物力，照理对上户往往是不利的，因为“上户浮财物力营运有至数千贯者”，而“下户只些小家活”④。北宋徽宗时，陕西实行均籴。童贯上奏说：“均籴之法，乡村若以田土顷亩均敷，则上等所均斛斗数少，实为优幸；下等均定斛斗数多，不易供办。如以家业钱均，则上等所均斛斗数多，下等人各均定斛斗数少。委是两事利害不同。”⑤乡村上户和下户之间，田亩物力固然相差很大，而浮财物力往往相差更大，所以用田亩或家业钱均籴，“利害不同”。然而在实际上，由于乡村上户，即地主们与官吏狼狈为奸，千方百计，瞒田隐产，而对乡村下户的家业估算，又是穷搜细剔，毫发无遗；故即使按家业钱划分户等，或者摊派役钱、和买、均籴等，也不会给乡村下户带来什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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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70之88～89。
②《河南程氏文集》卷4《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宋会要》职官42之3，食货61之60。
③《宋会要》食货69之25。
④《宋会要》食货70之95。
⑤《宋会要》食货41之22。
2．税钱
税钱即是两税的夏税钱。在宋代，南方水田夏税一般有税钱，而秋税一般纳稻米。苏辙说：“自熙宁(宋神宗年号)以前，民间两税皆用米、麦、布、帛，虽有沿纳诸色杂钱，然皆以穀帛折纳，盖未尝纳钱也。”①此说虽过于绝对化，但人户纳夏税钱时，较多地折纳实物，而税钱仅作折纳的本位，当是事实。如《新安志》卷2记载，徽州有五个县上田园每宋亩税钱二百文，中田园每宋亩税钱一百五十文，下田园每宋亩税钱一百文，除折变紬、绢、绵、麻布外，实纳钱分别为五十五文、四十三文七分五厘和二十七文七分五厘，又与脚钱、盐钱一起折纳实物。在北方，从某些记载看，至少有相当部分地区没有夏税钱。包拯和张方平交待河北冀州和京东应天府的两税正额时，都只有实物，而无税钱。②宋仁宗时，京西转运司曾规定，陈州“将今年夏税大、小麦与免支移，只令就本州送纳见钱”。陈州夏税只有“苗子”，没有税钱，而以大、小麦作折变的本位。③在开封府，夏税的“本色多丝、绵、紬、绢”④。我们应当注意南方和北方的差别，这种差别，实际上涉及了南方和北方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的差别，在下一节还要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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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栾城集》卷37《乞借常平钱置上供及诸州军粮状》。
②《包拯集》卷8《请移冀州就粮兵士归本州》：“本州夏秋税斛斗共纳四万三千余石，夏税紬绢五千四百余匹，绵二万七千余两。”《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且举应天府为例……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百有零匹，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
③《包拯集》卷7《请免陈州添折见钱》。又《乐全集》卷25《陈州奏赋率数》：“本州四县合行催纳夏税苗子七万七千五百石有零。”
④《宋会要》食货70之14。
用乡村主户拥有田地的税钱额划分户等，是以各户田地的多少肥瘠为基础，这与田亩物力相类似；但不估算浮财，这又与以家业钱划分户等不同。北宋吕南公说：“所谓主户者，又有差等之辨。税额所占至百十千、数千者，主户也；而百钱、十钱之所占者，亦为主户。”⑤他谈的应是江西的情况，但未说明具体的户等。如以每亩税钱十文计，有的下户仅占田一宋亩，有的上户却占田万宋亩。宋哲宗初，吕陶说，成都府路“诸县大半以税钱多少立为户等，有自一贯至于十贯以上，或自五贯至五十贯以上，并为第一等”⑥。可见各地划分乡村五等主户的税钱额，也各不相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