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转型的阵痛——晚清

转型的阵痛——晚清

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一般将进入近代的时间点,定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西方较为普遍的观点,则是明朝中后叶。当然,这两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前者,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强行打开,中国从此逐渐被纳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后者,中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在文化上开始与西方出现较大规模的交流。然而,作为制度变迁,中国关键性变化的发生却没有那么早,如果要找一个变化的关节点的话,应该是1861年年初总理衙门的建立。

当然,变化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按某些西方学者的说法,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自身已经在发生变化,某些敏感的士大夫,已经在就中国的政治和制度提出改革建议。经过了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由于人口激增,土地减少,统治机器锈蚀,边疆问题出现,虽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内囊已经上来了。为了应付这种变化,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出现了某种弹性的变化,而士大夫中间则出现了某种回应。对最高统治的批评声音开始增多,更多的是士大夫对自身学风的反思,人们开始批评乾嘉不问世事的考据风气,一方面开始探求边疆史地、盐政、治河等实学,一方面强调士大夫的责任感,由此长期被压抑的今文经学和宋学开始复兴。一些比较有责任感的封疆大吏,也在实际政务操作上,采取不同以往的举措,开始政务变革的尝试。盐政和漕政的改革,在陶澍等地方大员推动下,开始尝试。18世纪末的中国,出现了以前不能想象的某种政治气象。虽然,跟整个国家的死气沉沉相比,这种变革的声音还显得过于微细,但已经不能说,在外国人打上门来之前,中国人一点变化的迹象也没有。正因为某些士大夫对中国自身变化有了足够的敏感,所以,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用鸦片代替白银输入中国,以抵消中国产品的出超时,中国很快就有人作出了反应。

当然,中国人自身的这种求变努力,从整体上看还显得过于微弱,远远抵消不了满清王朝在历史惯性驱动下,滑向没落的趋势。人口在国家永不加赋政策和输入的粮食品种刺激下激增,国家看到的只是土地面积相对减少,游民人数增加所带来的问题。面对日益发达的游民社会,已经锈蚀的国家机器,没有任何妥善的应对之术。工商业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某些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含量已经超过50%,但国家既没有相应的税收机制来获取这份越来越大的财源,也没有调整相关的国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读书人大多数还依旧沉湎于八股制艺之中,本能地排斥任何有用的学问2,即使最开明的士大夫,对于一个日新月异的西方世界,也没有多少了解,人们对于西学的了解,甚至远逊于明朝末年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没有西方入侵的强烈刺激,人们大概很难真正睁开眼睛。事实上,即使鸦片战争这样大的失败,也并没有真正让中国人醒过来。《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整个王朝雨过忘雷,除了极少数人思考过一些问题、试图了解西方之外,所有人又回到了旧日的轨道。在通商的五个口岸,官吏们忙于暗中封堵洋人,试图将已经残破的大门重新补上,或者组织民众抵制洋货,或者施加压力不许民众接待外国传教士。在看不见洋人的内地,政府靠增加摊派以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窟窿,而官吏则像过去一样,因循度日。

然而,清朝毕竟已经统治了200多年,跟所有传统王朝一样,到这个时候,制度和人事上的优势就会逐渐丧失,而制度弊病却会日益显露,人口增加导致的社会压力陡然加大,王朝开始进入末世,于是开始另一轮的盛衰兴替的轮回。只是,对于清朝来说,由于西方的介入,这种末世病发作得稍微早了一点。 小说.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第2版) 最新章节第74章 转型的阵痛——晚清 网址:http://www.xoyo100.com/html/5/5157/25355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