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质的社会中，思想家不可能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而是倾向于只给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发表”[31]，言论作为学者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专业学会提供了经过选择的公众发表平台，有规律召开的年会是其思想集中发布的最佳契机。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学会是一个不同力量相互竞争的权力关系网络，存在着明显的分层等级结构，结构分层与学术精英生产有着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的形成，与专业学会核心人物的学术品位及偏好取向密切相关，它对学术成员的内隐资质加以筛选并给予其能力释放支持空间。具体到社教社，处于该社等级结构上层，以地缘、学缘为主要纽带的理事会核心成员，通过对学术会议特别是年会中心议案提案的筛选确定，由此生产象征权力和学术精英，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教育学术秩序。
由不同大学、社会团体和机关为基干构成的社教社，是一个不同力量相互竞争的权力关系学术共同体，存在着不平等的等级结构，这种结构分层与理事成员的知名度、社会声誉或受关注程度密切相关。按照布里斯（Val Burris）的社会资本理论，他发现在有声誉的大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教师聘任中的交流关系、相同或相近学缘关系，这些关系构成具有资本价值的社会网络。这种社会网络通过对学术品位和风格的掌控进而实现精英机构与精英学者的再生产。[32]具体到社教社，这种对应关系的形成，是占据着该社上层等级结构，以地缘、学缘为主要纽带的核心理事会成员对提案人的内隐资质加以筛选、给予其能力释放支持空间的加速度机制，它生产象征权力，并进而生产社会教育学术精英和学术秩序；它对社会教育学术品位和取向偏好，框定人脉网络的搭建范围，更直接影响社教社历届年会中心议题提案的重心，决定年会话语权的获取人范围。换句话讲，社教社社员看到的年会中心议案提案，是理事会核心成员精心筛选及设计后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年会中心议案提案的设计或出台过程，实际上是理事会群体博弈过程，社会教育学术秩序由此形成。
一般来讲，年会中心议案很大程度上是核心成员特定时期共同关心的主题，是学术共同体中等级结构权力关系的集中体现。这个中心议案可以是一个问题，也可以是一系列问题，它们构成的认识中心，涵盖专业学会核心成员的关注焦点，代表该研究领域总体的研究兴趣和发展方向，并进而影响这个专业学会中个体研究取向。所以各个学术团体对中心议案的设计或出台都非常慎重，社教社概莫能外。如前文所讲，理事会在年会召开前事先征集中心提案，除通知社员作为提案参考外，并邀请国内知名学术团体、教育家群体起草具体提案，然后由常务理事汇总提交大会。换句话讲，中心议案的具体提案的出台，实际上是常务理事及理事会筛选后的结果，中心议案提案的设计及确定过程，便成了讨论研究历届年会中心议案论争的前提。
表6-9 社教社第二至四届年会中心议题及起草人一览表（1933—1936）[33]
判定年会中心议案提案中的话语权，需将提案起草人出现频率与实际影响两个方面来综合考量。从表6-9可见，第二届、三届、四届年会中心议题提案起草人出现频率看，不论采用分组起草提案，还是成立委员会，梁漱溟、高践四、孟宪承三次均被列入，晏阳初、江问渔、庄泽宣、崔载阳两次；常务理事俞庆棠、赵冕以及理事董淮、尚仲衣，候补理事郑宗海，社员杨效春、古楳各一。但从实际出台的中心议题以及决议案，以曾先后工作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教授们作为社教社的核心成员，牢牢掌控该社年会中心议案提案的话语权，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学缘、地域、留学国别等相互重叠的多重学术网络。尽管第二届年会以来梁漱溟一直连选连任常务理事，每届年会中心议案提案起草亦被列为必要人选，其影响也在逐年增强，但依然未能进入社教社权力核心，特别是第三届年会梁漱溟因意见相左以身体原因退出，该社社刊《社友通讯》上刊登“当以梁先生患病赴北平休养，另推孟宪承高践四二先生协助编拟。现在该项方案，业经编制就绪，交事务所付印，本届年会定能提出讨论”，[34]态度坚定，第二届至四届中心议案具体方案的出台过程，彰显社教社核心成员仅将其作为与晏阳初、江问渔一样的学术团体核心人物看待，作为吸纳外在智慧的来源。以俞庆棠、高践四、孟宪承、李蒸、雷沛鸿、陈礼江、赵冕等人为代表的社教社核心成员，“政教合一”是他们筛选中心议案提案的关键因素，并由此布局出社会教育学术秩序。
整体来看，年会中心议案以乡村建设和地方自治为主题，显示社教社对时代潮流的积极回应；从中心议案提案人的选择看，主要是以地域、学缘和社会声望、学术水平为标准；而提案的最终确定，却隐藏了以俞庆棠、孟宪承、高践四、赵冕、雷沛鸿等为代表的社教社核心成员的内在选择，“政教合一”是关键因素。
“政教两界”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民国时期提倡社会教育的人士与其他社会改造论者一样，都迫切希望获得教育改革话语权，左右政权的能力大小是实现前提。不少专家热衷行走在“行政与学术”双轨道中，并与国民党元老、权力新秀以及各省实际掌权者保持了良好关系，他们依靠这种资源来增加“争夺话语权”的砝码。而政府亦希望争取学界支持，赢取其向心力，借以扩大并稳固其政权基础。“本社唯一之目的，在鼓起社会教育的热烈运动。……以期学术界与行政界彼此可以沟通，而使全国社会教育有长足的进展”。[35]由此，社教社不仅在年会召集时广邀各界政要出席，更在其中心议案提案设计，将“政教合一”内化其中，并借助年会影响，在社员中统一思想，先后通过设立河南洛阳社会教育实验区、广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将实验结果运用于丰富社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社会教育学术秩序。
以第二届年会四组“各成系统”提案为例，主体内容各有千秋：第一组由梁漱溟单独起草的提案，实际上是借年会中心议题的壳，重申其乡村建设主张。梁氏从“民族复兴问题”“民族复兴之途径”和“乡村建设要点”三个方面展开，认为近代中国社会衰败破败的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崩溃，“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他祭出“文化改造”大纛，用文化建造来实现社会组织的重构，复兴民族。“乃从乡村中寻求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之端倪。由此端倪之寻得，即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发现”，而乡村工作的开展，是大力发展乡农学校这个简易组织，“由此组织由外间最易灌输新知识，新方法或供给各种资料于乡村”，“由此组织而乡村内部最易引起多数人之力量，以渐形成一团体”。[36]梁氏开出的药方，是将文化改造作为乡村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关键。第二组提案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县政改革思想的集中体现，提出一个乡村建设整体计划，建议“以县为单位进行乡村实验最为适当”，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连锁进行、分工合作，以县为一级个别实验逐层推广至全省乃至全国，旨在救济“愚、贫、弱、私”的平民教育是乡村建设的原动力。第四组提案人观点与梁漱溟针锋相对，他们认为“现在谈不上建设，更谈不上复兴”，为了防止乡村更大的崩溃，“非停止一切所谓‘建设’与‘新政’不可”。按照庄泽宣等人的设想，县以上的政治机关都要“与民休息”，彻底清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乡民负担，在人才储备未充足之前，万不可轻举妄动，劳民伤财。他们强烈抨击“空口说白话，纸上定章程，甚至于硬定一系统”的有害无益的表面功夫，认为那样只会导致乡村崩溃到不可收拾境地。第五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四人组合认为乡村建设实为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与梁漱溟不同的是，他们主张用社会教育力量建设乡村，培养民众的团体性，以期有组织、能合作。乡村实验单位以“中心机关能应付的户数及面积为标准”，每区以100～500户较为妥当。该组旗帜鲜明赞同“政教合一”，“在政府当局励精图治而又认识乡村建设之区域，应使各种势力合并，重行整齐，以特设的全民教育机关为中心，领导进行”，而在“政治比较落后的区域，负责推进乡村建设之机关，宜保持他文化机关的本质。以此立场，与政府机关及其他势力联络”。[37]很明显，第一、第二、第五组提案学者都提到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社会教育的内核却被赋予了不同底色，带有各自鲜明的学术理路和不同的逻辑出发点。
尽管梁漱溟是理事会指定的第三届年会中心议题小组主持人，但他对于政教合一的主张显然与孟宪承、高践四、俞庆棠等有明显差异。梁氏认为乡村建设的核心是稳定唯一的政府与乡建团体的关系问题，“我现在主张政教合一，但不主张用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思想行为”。[38]作为掌控话语权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们，他们正积极推进依赖国民政府行政力的“政教合一”，梁氏这种主张自然难以得到理事会的认可，扞格难入，双方对于“政教合一”内在理解存在严重分歧。
实际上，社教社第四次理事会议上，理事钮永建便提案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开展“政教合一”实验事业；第二届年会上，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赵光涛的《积极筹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案》获得通过。“以民众教育来建设乡村，以乡村建设来复兴民族，为先导社会思想之主潮。洛阳实验区系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力倡导，亦即此种思潮之产儿”。[39]按照合办洛阳实验区办法规定，社教社负责指导“实验区之设计事项”。他们很清楚社教社作为学术团体的利弊，在方案设计时强调行政背后的力量，“因为我们感觉到社会教育事业的实施，本身力量太薄，是非与行政方面联络进行不可的”。[40]“本区系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与洛阳县政府所合办，在本质上已有政治助力，在实际上亦感着迫切需要，所以政教合一，即为我们事业建设之路线”。[41]以“政教合一”理念为旨归，由社教社主持，包括教育、经济、政治全方面的，逐年扩展实验单位的顶层设计徐徐展开，随着“征学制”推广，教育对象数量大增，而“严重的招生与留生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人力物力固然是经济了许多，而实际效能确已增进不少”。[42]洛阳实验区实验工作经过6年的积累和努力，总结出一套“政教合一”理论与实践经验，即“村政辅导、政务督导与保教合一”。[43]为当时学界“政教合一”理论探索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
在他们的制度设计中，政教合一作为技术路线，“由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社会教育从一开始就尽占先机。社会教育既是社会再造的结果，又是社会再造的手段和前提，两者同步进行，互为支撑，自觉将发展社会教育与解决中国基本社会历史发展问题衔接，强**育与个体生活、与社会、与传统的紧密结合，从而将社会教育看作整个国家现代化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教合一”是逻辑起点。
对于梁漱溟来讲，他热心参与社教社社务及其年会中心议案提案的最大目的，在于推销他的“文化重建”乡村建设话语体系。第二届年会梁氏除参与中心议案第一组提案拟定外，还递交了“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案”，理事会还专门安排其就“中心议案提案”作了大会讲演，一时间风头无两，由此被理事会委以第三届年会中心议案提案主持人的角色。因不满理事会对中心议题的坚持，以身体有恙为由不再参与，但却意难平，年会开幕前夕在《大公报》上发表《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一文，称“一则为对该社此次集会表示欢迎，一则为一般读者作一点介绍”。在文中，他将社教社界定为“近似一个社会运动的团体”，“我现在要说的是，这种社会教育运动与我们乡村建设运动有汇合的趋势”。梁氏认为中国社会问题所在内在规定了乡村建设和社会教育合流。社会教育是乡村建设的途径和方法，而乡村建设作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是社会教育发展趋势，“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是一而二，二而一”。[44]他借两者合流说，表明乡村建设在现今中国的重要性，而话语中“我们的乡村建设”彰显了邹平的正宗地位，他作为政学两界公认的邹平乡村建设的灵魂人物，在社会教育界具有自然话语权。由此，可以看出梁氏在第二届年会表现的足够高调背后的底气所在，虽与其他社员唇枪舌剑、“华山论剑”一番，或许被挫了几分锐气，但会后被理事会委任主持“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编制委员会”，依然是以“舍我其谁”的姿态来起草第三届年会中心议案。不想与理事会中“无锡派”意见出入颇大被否定，梁氏大为不满，他先后发文陈明心迹，既为社会教育张力，更彰显自己正宗乡村建设教主地位。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是其对“无锡派”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恰到好处的刺激”，但于结果无补。第四届年会，梁漱溟未能掌控中心议案提案起草的话语霸权，虽以大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年会中心议题讨论，但第二届年会一边倒的局面一去不返，梁氏发言并没有成为年会讨论及会后风向标，这与社教社核心成员态度变化有很大关系。
显而易见，中心议案提案起草者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差异，“政学两界”关系是一个关键点。梁漱溟作为社教社的常务理事，其知识图景迥异于留美的俞庆棠、孟宪承、陈礼江、雷沛鸿、郑宗海、尚仲衣、邰爽秋、庄泽宣、高践四等，亦不同于留英的陈剑修，留法的崔载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两条路径，是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争论的焦点，同样体现在社教社理事之间。在梁漱溟看来，社会教育作为一种新潮流，不仅改造清末以来移植西方学校教育体系的新教育，更以改造社会、唤起民众为己任，成为一种新的自下而上教育改革之路：“以社会运动纳于教育系统之中，直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自一面言之，为教育本身的改造；自另一面言之，即正所以改造社会。”[45]他建议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合流，并专门起草《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试图以民间力量来自下而上进行社会改造。而有着留美背景的雷沛鸿、陈礼江、俞庆棠、高践四、李蒸等人为代表倡导的“政教合一”路径，社会教育的发展是以教育法规、制度化的政策为保障，以行政机关和行政力量为依托，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之路。他们之间的分歧，早在1933年教育部召开全国民众教育专家会上就初见端倪，与会专家就社会教育“由上而下抑由小而大”推行办法进行激烈争论，“以上两种推行办法究竟谁好谁坏，在大会场上和审查会里争论的很激烈，结果还是两种方法并存供部参考”[46]。因为知识生产路径不同，梁氏与社教社其他核心成员之间的分歧，在社教社的第三、四届年会逐渐增大，乃至愈行愈远，抗战后期梁氏遂辞去该社常务理事，不再参与该社活动。实际上，这也是笔者之所以未将梁漱溟列为社教社理事会核心成员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正是通过这样的“政教合一”，社教社才得以突破那些昙花一现的专业学会宿命，将分散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力量聚合在一起，成为国家从形式统一向实质统一过渡的侧影；这种密集的、自由的学术论争互动，使得乡村建设、地方自治等社会热点楔入社会教育话语体系，对学术共同体成员进行潜移默化的学科规训，生产社会教育学术精英，由此构建了社会教育学术秩序。
[1] 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田正平、肖郎：《中国近代教育家群体特征综论》，载《教育研究》，1999（11）；林良夫：《民国时期教育家群体特征论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4）；张剑：《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分析》，载《史林》，2002（1）；康绍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群体社会结构特征探析》，载《高等教育研究》，2014（1）；项建英：《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及其特征》，载《高教探索》，2017（9）；Norman Woelfel，Modern of the American Mind：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ocial Attitudes of Seventeen Leaders in American Education，New York：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933，等。
[2] 第五届监事会缺少一名监事，按照社章规定，此名监事为额定，将由监事会从重要省市或社会事业机关的社员中推选而来。笔者整理自：《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193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936；《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 第六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两次理事会会议记 第十四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社务近况》，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3] 储志、王璋：《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之原原本本》，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1期，1933。
[4] 第三届年会前，“本年度任期已满，应当改选者，系钮永建、孟宪承、雷宾南、庄泽宣、甘导伯五人。本社照章通知各社员改选，于第二次大会时当众开票。结果，钮、孟、雷、庄、甘等五人皆获连任。庄先生虽再三谦辞，而以众望所归一致挽留，如是，理事会之组织，依然如故，岂能继续创设事业，当在意想之中了”。第四次年会前，理事会事务所迭发通知：“本届年会时，本社理事应经全体大会改选四人”。催促社员尽快寄回选票，以便尽快确定理事改选事宜。1936年1月19日，社教社第14次理事会会议假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钟楼举行，就理事改选形成如下决议，公推李蒸担任理事，决定候补理事名单（关于候补理事名单的决议：三年者五人：江问渔、刘季洪、王公度、崔载阳、马宗荣；二年者五人：张炯、傅葆琛、邰爽秋、孔令粲、朱坚白；一年者五人：舒新城、黄炎培、张一麐、相菊潭、徐锡龄。公推梁漱溟、俞庆棠、赵冕担任常务理事，赵冕兼任总干事。具体详见：《大会经过》，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8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6；《中国社会教育社通告》，载《社友通讯》，第4卷第1、2、3期合刊，1935；《筹备第四届年会》，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两次理事会议记 第十四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5] 社教社专门办理监事会选举：“本社本年三月在苏州举行第五届年会期间，经大会将社章修正通过，依照规定除原设有理事会外，须增设监事七人，候补监事三人，组织监事会，以与理事会分别执行其任务。嗣后经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本社监事之推选，遵章采取通讯选举法，即交本事务所负责从速办理’。是项选举事务，上月已经办理蒇事，其结果计当选为本社监事者六人为：钮永建（257票）、顾毓琇（228票）、李蒸（193票）、刘平江（182票）、英千里（168票）、陈剑修（151票）；候补监事三人为：彭百川（127票）、傅葆琛（118票）、郑宗海（77票）；尚有额定监事一人，则依章系由监事会就重要省市或社会教育事业之社员中推选之。又此项选举结果已分别通知各当选监事及候补监事，一俟监事会定期组织成立后，即可着手进行一切工作”。详见：《社务近况》，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6] 社教社1947年复社之后亦先后召开数次理事会会议，但此时工作时断时续，社教社已不复战前的黄金时期的发展势头，故不计入其中。
[7] 笔者整理自：《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编者：《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理事会第七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4；《两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两次理事会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本社第十八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7卷2期，1938。
[8] 之所以计算进来的理由，是代表人可以代理事投票或议论、履行社务之责。如1934年8月16日在河南开封初级中学召开的理事会第8次会议，山东邹平县长王怡柯代表梁漱溟出席，在会议上，王怡柯参与4件社务：（1）被公推与孙枋一起审查该社1933年度决算案；（2）被公推与郑若谷一起审查并讨论“第二届年会通过‘各地应举办社会童子军及民众军事训练以锻炼青年及成年民众之体格与德性’”一案，（3）被公推与俞庆棠、赵冕草拟1934年度社务进行要项，交第9次会议讨论；（4）被公推与李蒸、庄泽宣、俞庆棠、赵冕审查“‘对于编制〈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方案〉之意见’及〈关于乡村建设问题提案之报告〉案”。详见：《两次理事会议记录 第八次会议》，《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
[9] 会议记录中有两次显示理事们的请假情况：（1）理事会第1次会议中“黄炎培、马宗荣、祁锡勇、刘湛恩、张伯苓等，因事未到”；（2）理事会第15次会议，“梁漱溟、庄泽宣、舒新城、陈剑修、孔令粲等理事均有来信，除陈先生请俞代外，余均请假”。详见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0] 笔者整理自：《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编者：《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理事会第七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4；《两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两次理事会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本社第十八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7卷2期，1938。
[11] 李蒸：《想起一段行政经验来》，载《社友通讯》，第5卷6期，1936。
[12] 详见陈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心斋：《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两次理事会议纪录》，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
[13] 梁漱溟：《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1期，1933。
[14] 笔者整理自：《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编者：《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理事会第七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4；《两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4期，1934；《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两次理事会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本社第十八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7卷2期，1938。
[15] 尹全智出席的理事会第五、六次会议，涉及其承担的社务有5件，同组人员中均有社教社核心理事。其中第五次会议4件：（1）公推尹全智（召集人）、孙枋、董淮三人审核二十一年度决算案，经审核无误提交大会；（2）公推孙枋（召集人）、尹全智、赵冕三人遵照大会决议并参考事务所所拟草案，重新编订二十二年度预算案，提交下次会议讨论；（3）公推孔令粲（召集人）、杨展云、尹全智、俞庆棠四人审查本社西北教育考察团组织大纲案，于下次会议报告；（4）公推彭百川（召集人）、尹全智、陈礼江、俞庆棠、赵冕草拟二十二年度社务进行要项案，交下次会议讨论。第6次会议上其参与的社务有了回音，如参与拟定的西北社会教育研究会大纲案被“缓议”，参与草拟的二十二年度社务进行要项“由本会再拟定下列数原则，交常务理事草拟”，而参与编订的二十二年度预算案“交常务理事拟具，提交下次会议追认”，除难度最低的第（1）案外，其他均被理事会否定。还有，第6次会议中尹氏作为河北代表，被理事会公推作为中国社会教育社研究实验事业协进委员会成员，属于职务行为，不涉及个人影响力。详见：《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
[16] 1929年江苏省政府从南京迁往镇江，镇江成为省会，其各项建设均被大力推进，1930年1月，教育厅成立专门机构，委派俞庆棠、刘季洪、高阳、李蒸、韩寿晋、刘绍桢、刘云谷等7人为筹备委员，负责规划，迭开会议，确定成立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并讨论确定该馆实施目标、原则等。详见陈山洪：《三十年代镇江的社会教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镇江文史资料 第8辑》，113页，自刊，1984。
[17] 如第十次会议与陈剑修一起负责社址购买过程中与教育部的当面接洽，与吴剑真、马巽伯、朱坚白、董淮五人组成小组，负责草拟各省立民众教育馆推行辅导办法，张氏担任召集人；第十一次会议与刘季洪、俞庆棠组成委员会负责答复世界成人教育协会调查中国文盲数来函，与刘季洪、赵冕组成第四届年会中心问题审查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共推张氏与陈剑修、刘季洪三人与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李敬斋洽商，请河南省教育厅如何在该省教育经费力求紧缩的情况下酌予补助洛阳实验区补助费等。详见：《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8] 表格说明：TC为Teachers College缩写，即师范学院。笔者整理于《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及《社友通讯》“社员消息”等。
[19] 刘蔚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学生博士论文分析（1914—1929）》，台北，《教育研究集刊》，2013年2期。
[20] 《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
[21] 详见：《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
[22] 按照社章规定，第五届理事会应于1937年8月青岛召开第五届年会改选成立，但因战火蔓延青岛年会未能举行，所以战前社教社只有三次理事会更迭。
[23] 笔者整理自《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193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936；《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 第六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两次理事会议记 第十四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24] 笔者整理自《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193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936；《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 第六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两次理事会议记 第十四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25] 笔者整理自《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193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936。
[26] 《大会经过》，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第8、21～22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27] 《大会概况》，《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第14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考试院副院长钮惕生先生讲演词》，第97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28] 《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主席团合影》，载《中华教育界》，第22卷5期，1934。
[29] 《教育学术团体汇志》，《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7期，1939。
[30] 如第三届年会在河南开封召开，河南省政府代表李敬齐、河南省政府民政厅代表李培基、河南省政府教育厅代表齐真如、河南省党务特派员王星舟、河南省政府建设厅马兆骥、河南绥靖公署李宝镇等出席，以及安徽省政府教育厅陈东原、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杨展云、湖南省政府教育厅欧阳刚中等，前三位还有大会训话，但这种职务行为不列入。详见《大会经过》，《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2～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31] [波兰]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1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2] Burris Val，“The academic caste system：Prestige hierarchies in PHD exchange network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4（2），pp.239-264.
[33] 笔者整理自《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193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936。
[34] 《中心提案草拟就绪》，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
[35] 《大会经过》，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36] 《“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80～8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37] 《“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85～9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38] 梁漱溟：《政教合一》，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39]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一年》，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40] 杨汝熊：《勘察本社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区址经过》，载《社友通讯》，第2卷1期，1933。
[41] 陈大白：《洛阳实验区第一年》，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42] 陈大白：《民众教育统制论》，《教育与民众》，第6卷5期，1934。
[43] 《中国社会教育社洛阳实验区实验报告之一》，《建国教育》，第2卷1期，1940。
[44] 梁漱溟：《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载《乡村建设》，第4卷9期，1934。
[45] 梁漱溟：《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1期，1933。
[46] 陈礼江：《参加民教会议的感想》，载《社友通讯》，第1卷9期，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