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利于年会顺利召开，理事会会事先推选筹备委员会主任、大会主席团，这些人员的选择标准，与获选人个人及其单位在社会教育界的声望、影响有密切关系。为进一步说明问题，笔者对社教社第一至四届社员年会主席团、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职业分布状况进行梳理。如表6-8所示：

表6-8 社教社第一至四届年会大会主席团成员职业分布状况表[25]

续表

表6-8显示，社教社四届年会大会主席、大会主席团以及筹备委员会主任，与表6-6具有很高的同质性，绝大多数为高校教授。值得注意的是，前三届年会大会主席不仅全为高校教授，且皆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缘一致。就大会主席团成员组成看，尽管每届年会因举办地不同而更换属地教育行政长官，人员亦有更换，但就职业统计看，大学教授占主体，社教社的理事会理事组成同样如此。

图6-1为社教社第三届年会大会主席团中李蒸、高践四、俞庆棠、庄泽宣、陈剑修5人合影。另外两名大会主席团成员（钮永建和齐真如）因行政事务繁忙未参与合影，钮氏因考试院即将举行考铨会议牵制，迟至会议最后一天才与会；河南教育厅厅长齐真如只参加了大会开幕式，做过简单致辞后便因“行政事务缠身”，匆匆离场。[26]这种情况甚为常见，以钮永建为例，第一届年会安排8月25号（大会召开第二天）上午有钮氏演讲，24号晚上却接钮氏电报，称“因病滞沪”；第四届年会会期5天，钮氏最后一天匆匆赶到，参加年会闭幕式并做发言，当时会议记录员笔录后，“当即面请钮先生校阅，然因钮先生另有要公，无暇过目”。[27]由此可见，大学教授是社会教育家群体的核心力量。由此，社员在社教社争取话语权所凭借的，是个人学识和社会声望，而非行政职务，与会者就提案进行讨论，各抒己见，争论的背后大多暗含不同学术团体之间的博弈。由于理念、利益等种种原因，社会教育家群体潜流涌动，明竞暗争。

图6-1 社教社第三届年会主席团合影（1934）[28]

对社教社理事、年会主席团等进行研究发现，其群体职业分布在高校（包括社会教育师资专门学校和普通大学）、教育行政机关、民众教育馆以及国内知名学术团体、出版社等。职业分布适应时空的需要，该群体职业分布状态很大程度上显示了社会教育事业专业性、学术性的程度如何。换句话讲，如果理事会群体以知识生产的高校为主，则社会教育的理论建构、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化程度都相对较高，较高的社会声望容易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作为后备力量。教育行政人员的存在，是该事业赢得政府行政力的一种筹码，而其他著名的学术团体、知名出版社主要人物的在场，则是其社会影响存在和扩大的表征。

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生产知识的场所，教授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理事会群体中的有代表性的高校教师，分布有明显的地域性。就理事来源来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专家学者居核心地位，这和该院作为主要发起人有直接关系，加上其为国内第一所专门社会教育师资培养机构，毕业生多就职于社会教育界，它在社会教育领域影响日益增大，3名常务理事中有2位出自该院，且俞庆棠兼任总干事，除表中现任职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理事及候补理事外，孟宪承、雷沛鸿、傅葆琛、李蒸、刘季洪、马宗荣等人均先后受聘就教于该院。1939年举行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团体联合会时，时人给予中国社会教育社这样的评价：“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八年，会员分布各地，该社理事多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29]揆之史实，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每次年会与会代表也最为集中，在社务活动及年会中，该院亦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社会教育作为国民政府用“行政力”铺设的事业，与政府各级行政人员关系密切。无论是日常事业推动，还是社教社学术团体的会务进展，都有数量不菲的政府行政人员参与其中。尽管历届年会应邀出席的教育行政、政府部门的官员，在年会上亦发表重视社会教育的言论，或给予中国社教社经费补助及支持，[30]不少属于职务行为，但他们的参与，为社教社打造“政学两界”平台提供了可能，而且，还为理事会群体政策参与做了坚实保证。

地方知名社会教育机构亦是理事会群体职业分布的重要地带。从理事会成员组成看，历史悠久、办理效果明显的省立民众教育馆、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负责人纷纷在列，如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馆长刘云谷、朱坚白，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馆长祁锡勇、刘绍桢，省立南通民众教育馆馆长孙枋，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淮；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尚仲衣、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尹全智等人。他们凭借省立社会教育机构的优势，大多“述而有作”，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省立民众教育馆的运行模式，将实践升华为理论。必须指出的是，笔者仅仅是为了分析取样的方便，将理事会群体职业分布状态采取线性分析，实际上，以李蒸、陈礼江、俞庆棠、雷沛鸿、刘季洪、陈剑修等为代表的社会教育家群体中核心人物，行走在“学术与行政之间”，甚难清晰界定此疆彼界。实际上，多身份、身份交叉几乎是理事会核心成员的“复调结构”，而他们政教合作的共识延展到社会教育家整个群体，社会教育家群体的“政学两界”之间的职业流动，为社会教育事业赢得更多的行政力支持作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