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社会机构分析框架，理事会成员的籍贯、性别、出生时间以及求学经历、学历层次、留学国别等与其在理事会承担的角色等指标，构成了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结构主体，为清晰起见，笔者特列表呈现，并结合表6-1、6-2、6-3、6-4，给予社会学意义上的解读。

表6-5 理事会成员籍贯、性别、出生时间、求学经历及承担角色一览表[1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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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6-5可见，先后当选理事会成员的41人中仅有俞庆棠一名女性，她一直担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是社教社的灵魂人物；已知出生时间的32名理事会成员中，1890年以前出生的理事有张一麐、钮永建、张炯、张伯苓、冷御秋、江问渔、黄炎培、雷沛鸿8人，当选24人次（按照四届当选次数计算，下同）；1891—1899年间出生的有俞庆棠、高阳、陈礼江、彭百川、李蒸、孟宪承、陈剑修、梁漱溟、傅葆琛、马宗荣、舒新城、庄泽宣、相菊潭、邰爽秋、王公度、崔载阳、刘湛恩、郑宗海共18人，当选58人次，平均每人当选3.22次；1901—1910年期间出生的有赵冕、甘豫源、董淮、尚仲衣、刘季洪、徐锡龄6人，当选20次，平均每人当选3.33次。如果以社教社1931年成立为时间节点，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28岁，常务理事三人组中，俞庆棠32岁、孟宪承37岁，而赵冕年仅28岁，其他理事年龄大多在30～40岁之间，以35～45岁之间最为集中。年富力强，正处于事业黄金发展期的年龄构成，对社教社奋力开拓的集体性格有直接影响。从籍贯看，涵盖了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河北、河南、广西、贵州和广东，其中以江苏、浙江籍为最多，这样的籍贯分布状态，一方面反映了该时期社会教育发展有明显地域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理事当选与地域因素有显而易见的关系。

从已知学历的31名理事看，留学生占主体，留学国别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及苏联，以美国为主体，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就读的有16人之多，其中又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最多，在留美同学网络中存在留学学校、留学院系的“马太效应”，常务理事俞庆棠，理事彭百川、李蒸、尚仲衣、庄泽宣，候补理事邰爽秋、刘湛恩、郑宗海、陈兆蘅、张伯苓等10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占总人数的32.25%之多。据台湾学者刘蔚之博士考证，在1930年之前于哥伦比亚大学TC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刘湛恩、庄泽宣（I.L.Kandel）、李蒸（F.W.Dunn）、邰爽秋（George.D.Strayer）、尚仲衣（M.B.Hillegas）等中国留学生之间，与桑代克均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19]毕业院校的学缘关系，是分析理事会成员的一个必要社会关系的网络指标。

对社教社理事会成员更迭、召开及出席情况、成员的社会网络等梳理可见，囊括其时社会教育界先进和主要教育行政官员，成员更迭频率不高，从出席理事会频率看，存在一个核心理事群体，其领导权基本掌控在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为主的教授群体手中。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表明，当选标准不仅有学术水平高低及对社务关心程度的考量，地域因素、学缘关系、社会声望、留学国别及行政职务都是重要筹码。

领导群体的相对稳定，对维持新兴的社教社社务发展有重要作用。社教社自成立以来，经费问题一直严重存在，新人入社较少，发起人必须扮演“保姆”角色，像呵护孩子一般守护着社教社，唯有如此，才能使得社教社在外无学制体制支撑、内无充裕经费可用的窘境下“突围”，核心理事群体保持稳定是关键因素。此种架构为联络同志、扩大社务提供极大便利，为社教社从众多昙花一现的学术团体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全国性学术团体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但这种超稳定的组织架构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他们所追求的西方学术社团遵循的民主精神和民主程序，缺乏对新成员的吸纳力。社教社虽有严格的选举程序，但理事会的成员更替存在“同仁化”“包办化”的嫌疑。常务理事俞庆棠希望能为该社注入一点活力，1934年召开的第10次理事会上，当其再次被推选为事务所总干事时，俞“恳辞”，决议给予“挽留”；[20]1936年在广州召开年会期间，在常务理事赵冕未参会的情况下，俞庆棠、梁漱溟将其推为总干事，希望能借此机会实现更迭，远在无锡的赵冕得知消息后，马上向理事会递交了“辞去常务理事”的辞呈，因为总干事要由常务理事互推产生，赵冕这种“釜底抽薪”办法收到奇效，“决议总干事一职由常务理事商定，报告下次会议”，半年后召开的第16次会议赵氏采取委托代表出席，从该次会议达成的决议来看，总干事更迭一事不了了之。[21]实际上，作为一个学术团体，超稳定的理事会成员组成并非优势，作为模仿西方而创建的纯学术团体，成员流动是其开放性与民主化的重要外在表征，是促进其正常发展和成长的先决条件。社教社这种更迭幅度不大的稳定状况，正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中国学术体制化所展现出来的新陈代谢，传统与现代、开放与封闭、区域与整体交织在一起。

理事会成员学历组成也为这种“新陈代谢”作了注脚。不同于同时期中国科学社等留美、留日学生之间的壁垒森严构成，社教社理事除去欧美，留学国别中有两名留日的成员，其中一名是中华学艺社（留日学生组成的学术社团）的核心成员马宗荣。而且，除去有不同留学背景的成员外，国内大学毕业生，如南高师的赵冕、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的甘豫源、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董淮也厕身其间；理事中张一麐、张炯均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黄炎培毕业于南阳公学，他们三人都是旧式功名出身；梁漱溟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他仅有顺天府中学的文凭。理事会成员的学历布局，为调和域外观念和传统文化打下坚实基础。理事们以社教社为平台，思想不断碰撞，在新的社会结构中迅速转化并构建出新的知识图景，并进而影响到社教社对国内社会教育设计的走向，这些作为社教社背后的思想体系，决定了社会教育“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目标以及作为建构国民意识形态工具的想象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