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社教社社章规定，常务理事负责召集理事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三次。为进一步确定社教社核心成员名单，深入讨论起见，笔者从召开时间、地点、出席理事以及理事会变动等明细，整理了1932—1938年期间社教社先后召开的18次理事会会议[6]，如表6-2所示。
表6-2 社教社理事会召开情况一览表（1932—1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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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2可见，1932年6月11日—12日，社教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召开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议加推梁漱溟、庄泽宣、董淮为理事；舒新城、尹全智、张一麐为候补理事；推举赵冕、俞庆棠、孟宪承为常务理事，高阳、李蒸、尚仲衣为候补常务理事，第一届理事会正式确立。就举办时间、频率和地点看，1932、1933年各举行三次理事会，1934、1936年各四次，1935年两次，1937年一次（因战争发生8月份第五届青岛年会被迫取消）。为经济计，每一届理事会都会利用年会期间召开理事会会议，如第一届年会在杭州召开期间，同时举行了理事会第二、三次会议，五、六次会议则利用山东济南第二届年会期间举行，八、九次会议在河南开封（第三届年会），第十三、十四次会议在广州（第四届年会）。除此之外，理事会召开地点基本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和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两处进行，分别为无锡5次（第一、七、十一、十五、十七）和南京4次（第四、十、十二、十六），会议主席从参会代表中推选，18次理事会议中共有25人次担任主席，其中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淮担任5次（两次为联合主席）居首位，陈剑修为3次，孟宪承、高阳、李蒸、钮永建、梁漱溟各为2次，赵冕、庄泽宣、俞庆棠、彭百川、雷沛鸿各为1次，与参会次数、社会声望，以及会议召开的地域均存在相关性。
出席理事会会议是理事成员热心社务的指征之一。为了进一步厘清社教社理事会核心成员，笔者将对这十八次理事会出席情况做详细统计。为清晰起见，下面将理事和候补理事分别列表，个人委托代表出席[8]计入出席次数，请假情况[9]不予考虑。
表6-3 社教社第一至四届理事出席理事会议情况一览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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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6-3所示，社教社理事会理事中，按照任期情况和分工情况，可以分为常务理事、第一届理事、第二至四届理事和第一至四届理事。常务理事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俞庆棠、赵冕连选连任第一至第四届常务理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两人均保持全勤状况，总干事俞庆棠除因赴丹麦考察、委托赵冕代表出席第四次会议外，其他17次均亲自出席；赵冕因未出席第四届年会，委托崔载阳代表出席第十三、十四次，之后委托甘豫源代表出席十六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未参加。另一种情况是孟宪承和梁漱溟，前者为第一届常务理事，其任期内仅出席1次理事会，缺席5次；梁漱溟以理事身份首秀了第六次会议，在其担任常务理事任期内的第七至十八次会议中，出席了第十一、十三、十四、十六、十八次会议，第八次会议委托山东邹平实验县县长王怡柯代表。很耐人寻味的是，第一届年会在杭州召开，作为常务理事、年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的孟宪承却因“事务繁忙”没有出席年会，年会期间召开的理事会自然缺席，而在其担任理事期间，却先后出席理事会议10次之多。梁漱溟担任第二至四届常务理事，在其任期内出席5次，加上其担任理事期间出席的1次，18次理事会一共出席了6次。从出席数据看，工作在社教社大本营的俞庆棠、赵冕以及曾在此工作的孟宪承，更热心社教社的社务工作。
第一届和第二至四届理事名单变化，主要涉及傅葆琛、刘绍桢与陈礼江、彭百川，第一届理事傅葆琛自第二届后，调整为候补理事，陈、彭二氏则从候补理事进入理事名单中。傅葆琛在其理事任期的第一至六次会议中，第一、五、六次分别委托高阳、赵冕（2次）代表，之后作为候补理事，第八次会议委托赵冕代表、从未真正出席过理事会议；刘绍桢在其任期内出席了第一（甘代）、二、三次会议，缺席3次。陈礼江在其担任第二至四届理事期间，亲自出席6次，委托代表出席3次，共出席9次；彭百川理事任期内亲自出席4次，委托代表4次，共出席8次。除去这些特殊的，余下理事出席情况从高到低排名情况一次为：高阳（17）、甘豫源（15）、雷沛鸿（14）、董淮（13）、李蒸（13）、陈剑修（10）、钮永建（10）、尚仲衣（6）、庄泽宣（2）。尚仲衣、庄泽宣的排名靠后。当然，出席次数排名靠前的雷沛鸿、李蒸亲自出席均为3次，雷、李二氏都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工作过，担任过主要院务工作。雷氏1933年8月应广西省政府之聘，担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他亲自出席的理事会第十三、十四次会议，很大原因是因为要接洽出席第四届年会社员会后的广西教育考察团，而十七次会议，则是他落魄重回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书时出席而已。李蒸因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离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后接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坦承“自二十一年重长北平师大以来，已不参与民教事业，仅因个人兴趣关系在中国社会教育社备员而已”。[11]两人都教育行政事务繁忙，对亲自出席社教社理事会议有心无力，但作为社教社发起人之一，非常看重其联络作用，频频委托昔日同事、社教社的理事们作为代表人，参与社务亦是信念所系。尚仲衣作为发起人之一，在其担任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期间，不仅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等联手筹办了社教社第一届年会，并热心社务，承担了第二届年会中心议题的分组提案撰写，因人事纠纷，被迫辞去校长一职，北上国立北平大学担任教授，不再参与社教社社务及年会，甚为可惜。从表中可见，被委托出席代表人大多为出席的理事会成员，如总干事俞庆棠是雷沛鸿、李蒸、黄炎培的“固定”出席代表，先后承担了19人次的委托；高阳作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院长，代表他人出席14人次（仅次于总干事俞庆棠）。但亦有非理事代表出席的情况，两人次出现在河南省立开封初级中学召开的第八次会议，梁漱溟委托邹平县县长王怡柯代表、钮永建委托俞塘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钮长耀代表出席，其中王怡柯还参与理事会提案的讨论、落实工作，第十八次会议远在西北的李蒸委托陈兆蘅代表出席，陈氏曾为社教社候补理事，此时已卸任。
这组出席数据，挑战了以往研究中梁漱溟对社教社影响甚大的论断，梁作为社教社常务理事，虽一度掌控社教社第二届年会话语权，但对于社教社社务，其影响远不及俞庆棠、孟宪承、赵冕、高阳、甘豫源、雷沛鸿、董淮、陈礼江、彭百川、李蒸、钮永建、陈剑修等核心理事。此外，常务理事之外，尚有候补常务理事来做辅助，如第一届理事会候补常务理事为高阳、李蒸、尚仲衣，第二届理事会候补常务理事为高阳、陈礼江，第三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为孟宪承、钮永建、陈剑修。[12]理解了这些，就会明白社教社第三届、第四届年会中心议题，虽遭到梁漱溟质疑，但依然通过的原因所在。实际上，除去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合流的客观形势所趋，两者之间的亲密合作，或许相互借势是最大的内在。社教社成立之初，仅将梁漱溟与黄炎培、张伯苓、张一麐、涂开兴、冷御秋等人一起，作为候补理事，是梁氏的积极态度，使得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便将其变更为理事、第六次会议推选到常务理事的位置上来。梁氏在乡村建设领域的社会声望，对于社教社一个新兴学术团体来讲，能请其担任理事，绝对是个迅速引发学界、社会注意的契机，而梁漱溟之所以心领神会接过社教社的橄榄枝，并在第二届年会前后积极参与，或许将之作为与晏阳初平教会争夺话语权的有力盟友是最大考虑，这一点，从梁漱溟态度转变的时间节点可见一斑，1933年2月教育部民众教育专家会议，他抛出“以社会教育为本而建树一系统”方案，引发多位社教专家的兴趣，并即席推定钮永建、高践四、陈礼江、孟宪承和梁漱溟5人组成委员会，由梁氏担任执笔之责。[13]提案出炉后他还专程赴无锡向各位请教，随后，他以理事的身份首次出席了1933年8月26日举行的理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次日，在济南千佛山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梁氏以7票当选社教社常务理事。相对于晏阳初对社教社疏离的态度，社教社因梁氏常务理事身份，与邹平走得更为密切，社教社决议案将“社会教育系统案”选取邹平县作为实验地点，该县县长王怡柯还曾代表梁氏出席过理事会第八次会议，由此可窥一斑。
诚如前文所讲，候补理事更迭幅度较大，其出席理事会议的情况更为复杂，具体情况如表6-4所示。
表6-4 社教社第一至四届候补理事出席理事会议情况一览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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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按照候补理事任期情况，分为第一至四届、第一届、第二届、第一至二届、第一至三届、第二至四届、第三至四届、第四届共8种情况予以整理，其出席情况多寡不一。
（1）第一至四届连选连任的共有4名：张一麐从未出席过理事会议，黄炎培仅在第十次会议时委托俞庆棠代表，马宗荣出席了4次会议（其中2次为委托代表），舒新城出席了2次会议（第十、十一次）。由此可知，张一麐、黄炎培仅是挂名而已，马宗荣任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主任期间，并未对社务有多大热情，后调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工作后，因属地关系，开始参与社教社理事会议；舒新城作为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参与社务的节点是社教社社员著作日渐增多、社教理论逐渐勃发之时，与其说他个人如何关心社教社社务进展，倒不如说是从出版社角度来参与此事，社教社社员193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著作日渐增多是显证。这一点，可以从舒新城出席了第一届年会并专门请社友聚餐，但未出席会议期间举办的理事会议得到很好的说明。这种数据冲击了黄炎培、马宗荣与俞庆棠、赵冕、陈礼江、高阳等一起作为社教社主要成员并由此形成的“社会教育社主要成员的这种广泛性和专业性”论断。
（2）担任第一届候补理事有7人：张伯苓、涂开兴从未出席过理事会议；冷御秋、刘湛恩也未亲自出席，如冷御秋委托高践四代表列席第三次会议，刘湛恩前后委托陈礼江代表出席第五、六次理事会议。究其原因，冷御秋、刘湛恩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骨干，与担任该社专家会议成员的俞庆棠有不少业务往来，加上刘湛恩与俞庆棠哥大校友的渊源，有着不可推卸的彼此站台责任。其他三位的情况，祁锡勇出席第一次后因病去世，陈礼江、彭百川均出席了第一、四、五、六次会议，陈氏还委托赵冕代表出席第三次会议，陈氏和彭氏在第六次会议被选举为理事，其热心社务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3）担任第二届候补理事的有3人：仅有杨展云列席第五次、出席第六次第二次会议（均在山东济南举行），其他均无出席记录，3人期满不再担任候补理事。这组数据中，杨展云是职务行为，陈兆蘅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被唐文治聘为无锡国专的教育学教授，后至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工作，后跟随李蒸北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任教，因其担任庶务处主任，工作繁忙，无暇参与社教社社务；郑宗海虽无出席记录，但揆之史实，郑氏作为第一届年会筹备委员会成员，与孟宪承、尚仲衣私交甚密，作为浙江社会教育界代表，仍为社教社所倚重。
（4）担任第一至二届的候补理事有1人：尹全智作为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前身为河北省民众教育人员养成所）校长，出席了第五、六次理事会议，第七次委托高阳代表。尹氏作为地方社会教育机关的代表，能进入候补理事与其职务直接相关。河北省属于社员较多省份，他作为河北省社教专门人才培养机关的校长，自然被社教社所倚重，尹氏因行政事务繁忙，加之身处天津，无暇出席社教社理事会议。尹氏出席的两次理事会议，所承担的社务工作均为琐事[15]，由此可见尹氏在理事会中并无多大话语权，但社教社候补理事的身份，对尹全智本身却是很大肯定，尹氏利用自己社会影响，在河北境内积极发展社员。
（5）担任第一至三届候补理事2人：江苏省立南通民众教育馆馆长孙枋（出席8次，缺席4次）、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馆长刘云谷（出席3次，缺席9次）。因二人职务和学养，为社教社所倚重，刘云谷出席了社教社理事会第一、二、三次会议，之后均为缺席，究其原因，与其1932年不再担任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馆长一职直接相关，尽管第二届理事会该馆新任馆长朱坚白已成为候补理事，但刘氏社教素养深厚，且与俞庆棠、刘季洪、高阳、李蒸、刘绍桢等理事有共同筹建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的情谊[16]，社教社仍坚持刘氏连选连任。
（6）第二至四届候补理事有5人：出席次数从高到低依次为朱坚白（6次）、刘季洪（5次）、孔令粲（3次）、相菊潭（2次）、傅葆琛（1次）。就朱氏而言，他作为江苏省立南京民教馆馆长，对社教事业非常热心，他不仅出席了在无锡举办的第七次会议，出席了在河南开封举办的第八、九次会议，而且江苏省立南京民教馆作为社教社理事会第四、十、十二、十六次会议召开地点，朱氏更占地利之便，除第十六次会议时朱氏已去职未出席外，其他均出席。刘季洪的情况相对复杂一点，他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身份进入候补理事队伍，参加了第七次在无锡举办的理事会会议，待第八、九次理事会在河南开封召开时，刘氏已是河南大学校长，十一次理事会议期间，恰逢刘氏回社教社大本营作学术讲演。相对来讲，孔令粲和相菊潭作为政府行政人员，出席理事会议更多是地利之便，如孔令粲出席了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五、六次会议，而后出席了1934年3月15日在无锡举办的第七次会议，其他全部缺席；而作为江苏省政府民政厅主任秘书的相菊潭，出席了在无锡、南京召开的第十、十一次理事会议，从出席频率上看不高，但其作为社教社所在省份民政厅主任秘书，其背后的行政力为社教社助力不小。社教社这种基于行政职属选入候补理事的措施，对该社社务在各自属地进展有很大推进作用。
（7）担任第三至四届理事有4人：邰爽秋（出席5次，其中3次为委托代表）、张炯（出席4次）、江问渔（出席2次），王公度（出席2次）。很明显，张炯作为社会教育司司长，因职务所在连续出席了第九至十二次会议，对其社务开展有明显行政威权，参会期间曾被理事会委以重任[17]。需要说明的是，1936年5月，由陈礼江继任社教司司长，张炯因职务变化，不再出席会议。相对而言，邰爽秋和江问渔因社会声望被社教社所看重。
（8）第四届候补理事崔载阳、徐锡龄，崔氏出席3次（其中第十七次为委托俞庆棠代表），徐氏则未有出席记录，崔载阳作为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兼任与社教社合办的花县实验区主任，徐锡龄为副主任，对社教社事业推展关系甚大，故笔者将其列入核心理事。
从理事会议记录上看，出席理事会的理事与候补理事并无差别，均是各尽所长。揆之史实，理事会名单的确定，个人学术声望和所在单位声望、职务都是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地方社会教育机关代表，职务比重更大一点，实际上，随着社会教育人员资格规定的逐渐严格，特别是地方重要的社教机关，这两项标准日渐合二为一。如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刘季洪、刘云谷、朱坚白、赵季俞先后担任馆长，前三人均进入社教社理事（候补理事）名单，如不是因为战争中断了社教社的青岛年会，不出意外的话赵季俞应能进入候补理事队伍，因为在该馆召开的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赵氏已悄然出席。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考察常务理事、理事、候补理事的出席理事会议情况，是想通过这些来厘清到底是哪些人在对社教社社务起着决定性影响，厘清核心理事名单。理事会作为年会闭会期间社教社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承担着引导、规划并执行社教社事业的功能，而这个功能的发挥程度，与理事会成员特别是出席理事休戚相关，大体呈现出其出席情况与社务参与深度、广度很大程度上的正相关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