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社第一、第三、第四届均有提案涉及社会教育视导问题，从第一届年会增设社会教育指导员，到第三届年会专人负责社会教育视导，第四届年会才落脚社会教育视导制度，由浅及深，由表面工作到制度建构，社教社对之有个渐进的过程，随着对社会教育人才培养、待遇问题等认识加深，社会教育视导问题日益凸显。
第一届年会，来自上海市立新陆师范学校的社员许其仁提议：“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比照督学地位，增设社会教育指导员，以资督察而利社教案”（原提案10号），决议是“照审查意见通过”，审查意见将“原标题‘请各省教育厅比照省督学地位增设民教指导专员，以资督察而策进行案’应修正其主文如上”。[160]该届年会报告关于原提案基本大多是全文刊登，但许其仁所提第8、第10、第11号原提案都被“从略”[161]，由这个细节可见，以俞庆棠、高践四、彭百川、郑宗海、舒新城、马宗荣、赵冕、董渭川、相菊潭、甘豫源、赵季俞、朱坚白、陈训慈13人组建的审查委员会对许其仁的该项提案，并没有给予相当重视。质言之，此时社会教育训导问题虽有社员提及，尚未进入社教社重点关注范围之内，第二届年会没有相关提案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届年会上，山东省教育厅第三科科员杨宝恒、杨翼心联名，向大会提交“各省市社会教育之视导，应由专人负责案”，他们认为：“各省市教育之视导，多不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概用分区制度，惟二者之办理方式、设施标准，俱皆不同，亟应分工，以专其职。关于社会教育之视导，应有专人负责，俾能切实推进”。建议由社教社建议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务于最短期间设立专门视导社会教育人员。对于二杨的提案，大会给予“根据第一届年会决议案重行呈请教育部”的决议意见。[162]这次提案，相比第一届年会“添设社会教育指导员”有了更进一步的诉求，强调要设立专门视导社会教育人员，工作内容亦从“监督”上升到“视导”，提案审查委员会及理事会态度比第一届年会时大为积极。会后，理事会第10次会议上提及“大会交议各省市社会教育之视导，应由专人负责案”，决议“交常务理事办理”。会后，常务理事“已呈请教育部通令施行”。[163]社教社逐渐重视社教视导问题。
1936年1月，社教社的第四届年会上，首都实验民众教育馆以团体社员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请呈请教育部确定民众教育视导制度，增设民教督学，并通令各省市县教育厅局，增设民教视导员，以健全教育行政组织，增加行政效能案”，至此，确定民众教育视导制度诉求正式出现。
理由：民众教育事业的设施，可以说普及到全国，而考察她在教育界的地位，仍是附属性质，甚或为某一部分人视为可有可无或点缀门面的东西。在学制系统内，找不到她的地位，在行政方面，找不到她的力量，虽则部设专司，厅局设专科，而行政效率，究不能算大著。按行政机关与事业机关的沟通与联系，只有靠督学、指导员、教育委员他们的视察与指导，而民众教育是教育事业中的一方面，所以民教机关的视导责任，一向都是委诸督学、指导员、教育委员会他们去兼理。可是在他们多数人的心目中，民教事业的视导虽则为法令所规定，而总以为是附带着办一办，普通学校教育的视导，才是他们的本职，如果他对于民众教育没有研究、没有信仰、没有兴趣的话，他更不把她当做一回事。况且民教事业，年有扩充，机关增多，也大有兼顾不及的趋势。故此，民众教育视导制度，实有确定的必要。教育部增设民教督学，各省市教育局增设民教视导员，俾教育行政组织健全，行政效率增加，各省市县民教事业，也得在统一领导之下，均量的发展。是否有当，敬祈公决！
办法：由社呈请教育部采择施行。[164]
提案有理有据，起承转合，论述甚为充分，大会给予“通过”决议。会后召开的理事会第15次会议决议，交“常务理事办理”[165]。尽管呈文教育部依然是“石沉大海”，但这个决议案，从意义上讲，一改之前从争取社会教育地位、推进社会教育发展方面出发，自下而上去争取社会教育地位而采取的策略设计理路，不仅关注视导社会教育，争取社会教育地位，更聚焦到教育行政组织是否健全、行政效能能否增加的国家行政体系问题。这一逻辑出发点的改变，为社会教育视导制度出台做了坚实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