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束后的教材建设

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7月到9月,他几次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同时引进外国教材作参考,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用上新教材。9月,教育部积极安排中小学通用教材的编写工作。除调回人民教育出版社已下放的部分编辑外,又从一些大、中、小学选调了一部分优秀教师,一共200人组成“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小组”,以1963年12年制的中小学数学教材为参考开始统编教材,于1980年基本编写完成。

“这套教材拨乱反正,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出版的教材中许多谬误的内容,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等问题上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注意到基础知识的选择,智力的启迪和能力的培养,对于改变动乱时期教学的状况,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7]重视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重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训练,知识体系比较完整、系统,文字表述比较严谨、规范,具有较高的质量,是这套教材的闪光点。但它存在着“深、难、重”的问题。

1981年以后,根据国家新颁布的中小学教学计划,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修订原教材和编制新教材,开始对课程教材体系进行调整和变革。但受原有体系的束缚,旧教材存在的问题基本上未能得到克服。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多样化为特征的教材改革

在对我国当时教材体系现状进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比较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不少教育理论与实际工作者进行了一些反思性研究。

在这些反思性研究的基础上,1985年,国家教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开始着手对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制度进行改革。这次改革的初衷可以归纳为几点: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教材一直采用国定制,即由国家指定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并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规定教科书的使用。这一形式已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破除。第二,根据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仅有一套统编教材供全国使用,已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编写供各类地区、各类学校使用的多种教材。第三,长久以来,教材编写统得过死,教材的风格和层次不明显,生气不够,新颖不足。因此有必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来促进教材事业繁荣和教材质量提高。

基于以上教材改革思路,尤其是针对我国中小学长期以来教材品种单一、死板、僵化,与现代化建设需要不相适应、与青少年身心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中小学逐步开展了以课程与教材多样化为特征的课程教材的改革。

1986年9月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国家教委明确提出了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基本方针,即在统一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有领导、有计划地实行教材多样化,鼓励各个地方、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教师个人编写教材。同时,提出了课程、教材的明确要求,如要有科学性,教材体系要符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身心特点,要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要以已有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使教材符合学生的实际;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识要有相对的稳定性,要在改革过程中注意加强,但整个教材内容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增减和更新,使教学内容体现时代精神,并根据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适当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要具有启发性和趣味性,语言、文字、插图要规范等。

在此方针指导下,国家教委又提出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基本目标:第一步,修改完善现行教材;第二步,编写新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第三步,在完成以上两步后,争取用5到10年的时间,编出几套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并能较好地体现义务教育要求的中小学教材。

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方案中指出:编写中小学教材,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要编好一套教材,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根据现有条件,设想用四五年时间逐步完成四种类型的教材编写工作。其一,教材内容的要求和程度,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教学大纲的规定,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适合一般水平的学校使用的小学六年制和初中三年制的教材。其二,教材内容的要求和程度,适当高于九年制义务教育教学大纲的规定,主要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适合一般水平的学校使用的小学五年制和初中四年制的教材。其三,教材内容的要求和程度,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教学大纲的规定,面向经济比较发达地区,适合办学条件较好学校使用的中小学教材。其四,教材内容的要求和程度,基本上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教学大纲的规定,面向经济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农牧地区和山区,以及教学设备较差学校使用的中小学教材。

根据这一规划方案,国家教委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十多家单位和地区,筹备、组织编写这四类教材,并明确提出要按不同规格、不同层次,编写出八套半教材,供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学校使用。

八套半教材是在国家教委统一领导和科学计划下编写的,体现了教材建设改革的初衷,也符合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的实际,这种多样化的教材编写形式,获得了较好反响。

同时,教材质量比过去的教材有较大提高。它继承了过去教材的优点,科学性、思想性、系统性较强,基础知识扎实,结构、文字严谨。新教材又在原有基础上作了改革、创新,例如,充实了先进科学知识,注重能力的培养,加强了同生活的联系,注意因材施教,教材有弹性,以及图文并茂,富有可读性、启发性、趣味性等。它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它较好地体现了“三个面向”的精神,贯彻了教育方针,确有新意。另外,教材实现了系列化,同教科书配套的品种逐步完善,方便了教学,各科都有教师教学用书,有些学科配有练习册、实验手册、挂图、自读教材、幻灯片、录音带、录像带等,还编写出版了紧密配合指导教师使用教材的各科《教学指导与参考》丛书,创办了《试教通讯》等杂志,这些都为教师教学提供了方便;并且,组织了大规模的教材试验、研讨和教师培训工作,使教师对教材的编辑指导思想、特点有了较多的了解,对如何使用新教材心中有了数;并且,做好了出版、发行工作,及时供书,课前到书,保证了正常教学秩序。

1988年以后,除上述八套半教材外,由地区教育部门、出版单位、社会团体组织编写的各种中小学教材也开始出现。这些教材多以单科形式编写,且品种和数量增长较快。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据统计,1987年,这类教材仅有十几种,百余册,编写单位只有若干个;到1997年,这类教材已增至70多种,2000余册,编写单位也增至数十个,而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也推出了“一纲多本”的教科书政策。

(三)新课程标准下的教材改革

2001年秋季,教育部启动第八次课程改革,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及20个学科(小学7科、中学13科)的49种新课程实验教材,首次在38个国家课程改革实验区试用。

新教材在打破传统的学科知识体系上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注重体现基础性,时代性,实用性和综合性。各学科都力求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最基础的知识和最基本的技能作为课程主干内容;各学科在保留传统课程内容中仍有价值的基础知识的同时,特别强调从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中吸取新的基础知识,增加新的具有时代性的内容,体现时代特色,剔除陈旧过时的知识;各学科都注重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努力面向生活实际并服务于生活实际,从而使课程内容与社会生活实践形成互动的关系;各学科都力求与相关学科相互融合,使课程内容跨越学科之间的鸿沟,最大限度地体现知识的‘整体’面貌。”

以数学和科学课程为例,在1992年课程计划指导下编制的数学课本中,主要内容包括:代数、几何、统计初步、应用题、实践活动,而在2001年的义务教育实验课程方案中,数学课程主要包括数与代数、空间与图形、统计与概率、实践与综合运用,主要变化表现在:“在几何方面削弱了对证明技巧的要求,强调学生数学公理化思想的培养,取消了单立的应用题,强调知识的形成过程及综合运用,重视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一般能力方面的充分发展。”而在科学课程的编制上变化更为明显,传统的分科理科注重知识层面,例如,生物学主要内容包括植物的形态、结构、分类,细菌、真菌、病菌;动物的形态、结构、分类,人体生理卫生,遗传、进化、生态。科学课程中的生命科学领域分为五个主题:生命系统的构成层次,生物的新陈代谢,生命活动的调节,生命的延续和进化,人、健康与环境。“在生命科学领域,删除了占原初中生物教材约40%篇幅的动植物各论,关注健康与生命科学发展前沿问题”,可见,新教材贴近学生实际,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有利于激发学生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趣。

总之,新教材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从而与课程内容存在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传统分科课程有显著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