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议会的存在首先带来的害处是虚假的一致。由这种议会领导的公众必须步调一致，否则议会就成为毫无价值的累赘。但这种一致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个人组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在研究各种重要问题时肯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实际上，一切提交到议会讨论的问题，都是根据多数人的表决而决定的，而少数的一方，在竭尽所能揭露所采取措施的非正义和愚蠢以后，在一定意义上又不得不帮忙把这些措施付诸实施。没有什么比这个东西更能够直接败坏人类的智力和品德的了。它不可避免地使人类装聋作哑，变得怯懦和堕落。凡是不习惯于凭自己理性的指示来行动的人，都必然会特别缺乏人类天生的活力和质朴。一个把自己的努力或特性奉献给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事业的人，会很快地丧失准确的判断力和公正道德的敏感性，而这些正是理性的主要光辉。

其次，国民议会的存在，会造成这样一种实际上的一致：即在性质上是不自然的，而在后果上是有害的。人类思想的真实健康状态应该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并按照它对真理的独立而独特的感受来获得全面的发展。如果人类被除去了教育偏见的枷锁，没有被社会的腐败状态所**，而习惯于无畏地服从真理的指导——虽然真理要引导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可能并不熟悉，而所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是出乎意料的——那么人类智力的发展将有多伟大呢？除非我们可以完全无拘无束地畅游在带领我们通向幸福的溪流中，否则我们就不能在幸福的航程中前进。最初看来像是在保障我们安全的铁锚，最后却被发现其实是阻滞我们前进的手段。某种意见的一致是非常自由的询问所应该引导我们达到的结果，而在一种彻底的自由状态下，这种一致时刻都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人们有了协调自己想法的有形标准，那么所产生的这种一致，则是带有欺诈性而有害的。

在许多集会上，数以千计的动机会毫无道理、毫无根据地影响我们的判断。大家都希望各自所主张的见解能对自己的事业带来良好效果。大家都同某一党或某一教派建立联系，这样，他的思想活动在每一个转折上都戴着枷锁，他会担心他的同伙会摒弃他。这种影响，在目前的英国国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那些能力全面得几乎空前的人，大概会被发现，他们是受了这些动机的影响的，他们在真诚地拥护着最严重的、最可耻的错误。

第三，因为国民议会里的各项辩论，一律必须以表决来终止，所以它们已经被曲解得脱离了合理的常规。本来，辩论和讨论是很能促进智力发展的，但是一旦它们遭遇到这种不幸的条件，就会失去这个有利的特点而变得没有意义。对通常只是对人类思想起逐渐的细微的作用的辩论进行要求，要求它在一次谈话以后就显示出它的效果，那岂不是最没有道理的吗？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整个场面就就会改变其性质。经过长期的确信，演说者不再过问，而只追求短期效果。他宁可寻求我们的偏见，而不想去启发我们的判断力。另外，本来可以是一种耐心而慈善的讨论，现在却变成了争吵、**和仓促的场面。

从表决产生的另一种情况，是必须使用某一种措词方式，这种措辞最符合多数人的情绪，并适合他们的先入之见。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花去好几个小时去权衡语气和调整逗号，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加愚蠢可笑的事吗？这种场面在俱乐部和私人团体里是能不间断地看到的。在议会，一般是在议案成为公开审查的问题以前就作了文字修正的。但是这种场面并不少见，而且有时它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往往在作了许多修正以迎合专横的妄求者的腐朽兴趣之后，最后还有一项巨大的工作，那就是要把一团混乱的东西变成为合乎文法的可以理解的形式。

这一切就这样而告结束，以不可容忍的凌辱理性和正义的方式，以计算数目来决定真理。这样我们习惯于视之为最神圣的，这一切事情，最好也不过是为议会中那些最没有能力的人所决定的，而且经常还是在最腐败、最没有名誉的意图的影响之下所做出的决定。

最后，如果我们回忆一下，那种把社会当成道德上的个体的谬论是如何地荒唐可笑，那么，国民议会就更加不会得到我们积极的认可。企图对抗自然的和必然的法则是徒劳无益的。不论我们有什么独创性，一大群人还是一大群人。没有同等的能力和同样的理解，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在精神上团结在一起。只要人类思想的多样性依然存在，就不能用其他方法把社会力量集中起来，而只能由一个人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领导其余的人，并以一种机械的方式来雇佣他们的劳力。这种劳力，不论是他们的物质力量或者是以他们的品德为基础的力量，正如利用工具和机器的力量一样。一切统治或多或少地相当于希腊人所说的暴政。不同的是，在专制的国家里，人们的思想一贯受着民意被强奸的压制；而在共和制国家里，人们的思想则保留了较大的自由，而强奸民意的行为也更易于适应舆论的变化。

在一切欺骗当中，集体智慧产生的谎话是最为露骨的。社会的行为永远不能超出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建议。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如果把社会当作一个行为者，那么社会能否真正等同于组织社会的某些个人呢？社会上最聪明的成员在社会上占实际领导地位，姑且不去追究这到底有什么根据，但我们总会发现，有两个明显的理由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即不论实际领导社会的人有多高的天赋和智慧，他以社会的名义所采取的行动，和他在情况比较简单、负担比较轻松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为比起来，将不会那么善良，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主意。这两个理由是：第一，在知道能够假借社会的名义来掩盖自己责任的时候，很少有人是不会去冒这个险的，而会采取比用自己的名义所要采取的在动机上不那么单纯或在行动上不那么保险的措施。第二，以社会名义行动的人，失去了在个人性格上所可能有的活力。有大群的追随者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必须考虑这些人的心情，而且必须迁就这些人的理解力。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时常看见一些具有极高天分的人，一旦陷入繁忙的政治事务中，就会退化成为平庸的领袖。

有了以上推理，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国民议会，即为了达到调整地区之间的分歧，以及讨论如何抵抗外敌入侵的最好方式这个双重目的所组织的议会，尽管在某些场合下必须依靠它，但却应该尽可能少地采用它。或者就像古罗马的专政者那样，除了在非常时期，其他时候根本就不选出这种议会，或者可以让他们定期开会，比如说每年开会一天，但是有权把会期延长到一定限度，以听取选民的控诉和意见。这些方式中，第一种方式比较可取。过去的几个理由都足以说明，除非是迫于形势的需要，一般情况下选举本身就不适合被采用。提出产生正式国民议会的办法也许并不困难，只要有一定数目的地区提出要求，就可以举行一次普选，这将会最适合过去的习惯和经验。完全根据那些要求采用这种措施的地区来组成两个乃至两百个地区的国民议会，将会是最符合绝对便利和公正的原则的。

很难否认，那些曾经被人大声喊出的反对民主主义的异议，用在现在所描绘的这种统治形式上就会没有价值。这里我们会难于找到任何这样的漏洞，如可以产生骚乱、多数群众由于沉醉在不受限制的权力而形成的暴政、少数人的政治野心或者是多数人的不断猜疑和互相防范。在这里，煽动者也找不到任何机会，即可以使一般人成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我们期待，在这种社会状态中人民会了解和珍惜他们的幸福。之所以大多数的人类如此经常被那些无赖所愚弄，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制度的神秘性和复杂性。一旦消灭了政治中的神秘性和复杂性，最简单的智力也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戳穿政治骗子想要对人民加以迷惑的骗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