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讲，贵族政体的含义，是不折不扣的凭借政治制度的干预而使人类的不平等更加持久和更加明显的一种结构。跟君主政体一样，贵族政体同样是以虚妄为基础的，是和真正的事物本质毫不相干的人工产物，因此也就必然会像君主政体一样，要依靠权术和欺诈。然而，它的统治所依赖的原则，比君主政体更为阴暗和更违反社会的原则。君主常常认为可以使用夸奖和奖赏的手段对待大臣和官吏，而贵族却认为用铁棒来统治就可以了。
这两种政体，要维持久远，都是建立在民众的无知的基础上的。如果他们能够像奥马尔那样，毁掉异教学说的著作，并劝说人们相信古兰经里所包含的适合于他们研究的一切东西，那么也许就可以把他们的统治延续下去。但是贵族政体在这里再一次显露了它无可比拟的粗暴。从某种程度上讲，君主政体还允许它的臣民进行僧侣式的学习，而贵族政体却管制得更加严酷。一旦社会的下层阶级普遍具备了读写能力，它的权力就会被终结。要使民众成为农奴和低贱的人，那就必须不可避免地要使他们变成野蛮人。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被人们热烈地、积极地讨论。旧制度的坚决拥护者以其卑劣的远见卓识把知识的传播当作最令人担忧的改革来加以反对。他们的人所共同认同的观点是：“一个奴才，一旦学会了读书写字，就不再是他们所需求的被动的机器了。”这句话里就包含着能轻而易举说明欧洲社会的全部逻辑的萌芽。
这些篡夺者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害人伎俩就在于使人类永远停留在堕落的状态，这种阴谋有谁能想到呢？有谁而不为之愤慨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当前讨论的问题上来考验一下“万民为一人而生”这个著名的准则。“统治为被统治者的利益而诞生，如果它为了自己而提出任何其他的目标，那就是一种篡夺。”两个世纪以前，有人曾经为这个所谓亵渎尊严的学说而感到惊恐，这些人无疑是“他们那一代的聪明人”。我们常常发现：在任何时代，那些曾经最早引起对于革新的恐惧并且因此而被人嘲笑为顽固和胆怯的人们，其实是一些具有高于普通人的判断力的人们，他们在那个粗鲁无礼的原则里，看到了它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虽然只是不完全地。对于那些有思想的人，现在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了：要么完全地、毫无保留地回到那个原始时代的暴政原则上去，要么采取任何一种同暴政原则相反的原理，不管它最初看起来多么中立，都不要因为软弱而愚蠢地对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结果视而不见。
对于各种不同的贵族政体，我们并不需要进行一种系统专题研究，如果认为上述推理具有任何力量的话，那么它们对于反对一切这类政体都是具有同等说服力的。贵族政体可以像在波兰那样，把它的主要特权授予某一个体；也可以像在威尼斯那样，把它们限制在具有团体资格的一些贵族的手里。前者更容易引起嘈杂和混乱，而后者则容易引起更多的猜疑、狭隘和苛责。官员们可以像在荷兰那样，用选举方法在他们自己中间来补充团体成员；也可以像在古罗马那样，由人民来选择。
毫无疑问，古罗马的贵族是曾经存在过的最值得尊重和最光辉的典范。所以，要想了解贵族政体的优越性可以被提高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似乎可以在古罗马贵族政体中研究一下。在他们的制度里，包括有一些民主政治的优点，比如说，一般来讲，没有人能够成为元老院的成员，除非由于被人民选任到高级官员的职位上。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大多数的元老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才能。他们跟近代的那些贵族是不一样的。在近代的贵族那里，由于实行了长子继承制而不是由选举决定他们的特权，所以除了少数新加封的贵族以外，要想寻找有才干的人是徒劳无益的。在古罗马，一向只能在贵族中间，也就是只能在元老的后代中间，寻找候选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最杰出的人才都在那个阶级里面。促成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条件，是因为这个阶级垄断了接受普遍教育和培养智力的机会。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这种垄断终于被彻底消灭。因此，所有古罗马的那些学术上伟大的光辉人物，不是贵族就是属于骑士阶级或者是他们的直系亲属。
从整体来说，在几个世纪中，平民虽然曾经具有忠实、勇敢、热爱正义和热爱公共事务的美德。但是，除了格拉古兄弟[1]以外，他们中间的任何个人都不能给人类增光而变得值得夸耀。而在贵族中间，则有布鲁特斯、瓦莱里乌斯、利里奥拉努斯、辛辛纳特斯、卡米路斯、法比里希乌斯、雷格路斯、法比乌斯家族、德修斯家族、西皮奥兄弟、卢库路斯、马塞勒斯、加图、西塞罗以及无数其他的人物，以及罗马的坚定的英雄们和共和国的最后的光辉的殉难者们，才对贵族政体抱有感情，因为他们不断地回忆这些人物。这种情况是顺理成章，可以理解的。
但是，对于这种比任何古代或近代的其他任何贵族政体都优越得多的贵族政体，不妨让我们对它作一种公正的评判。在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人们除了有权选举官员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权力。而且即使在选举官员这个方面，他们的真正重要性也由于议会的存在而被剥夺了。这样，全部决定权就都被授予了社会中比较富裕的阶级。没有任何地方官员不是从贵族中间推选出来的。一切诉讼都由贵族来决定，而对他们做出的判决是不能上诉的。贵族间互通婚姻，这样，就在那个名不副实的共和国当中，又形成了一个范围更加狭小的共和国，而那个名不副实的共和国就被他们压制在一种卑贱的被奴役的状态当中。
这些篡夺者要替他们这些篡夺行为进行洗刷，他们的想法就是：“从本质上讲，平民既粗野又卑鄙而且愚昧无知，因此只有自由主义者占绝对优势，公平而坚定的统治才能得到保证。”因此，尽管他们违背了人类的根本利益，但是他们还是被公益精神和一种对美德的无限热情所激励着。可是，他们的确违背了人类的根本利益，这也同样是事实。我们不论是考虑到支配这种雄辩的伟大的道德思想，或是要付诸实现的残酷的不容异己的精神，还有什么能够比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对于这个问题的雄辩更加使人难忘呢？ 世世代代眼看着这样一些有德行的人对于那些最公正的要求进行阻碍，令人感到一种无法言语的痛苦。结果是尽管这些贵族具有不可估量的优越才能，却不得不一个跟着一个地放弃他们依恋不舍的独占权。而在这放弃的过程中，他们实施了最卑鄙的反对手段；他们中每个人都争着最大声地欢呼对格拉古兄弟所进行的凶残谋杀。罗马以人天性中具有诸多的美德而超群出名，假如不是因为贵族篡夺政权的不公正，他们都会成为怎样的伟大人物呢？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污点，那种征服欲，也是从这个根源产生的。他们在共和国各个时期中所进行的战争，都只不过是贵族们的阴谋，借以转移他们对于政治真理的热情，把他们的国人引向征服和屠杀的战场上去。像所有政府一样，他们懂得用这种手腕去混淆群众的视听，并且使他们相信这样一个道理，即毫无理由发动的敌对行动仅仅不过是出于自卫的必需。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贵族政体是同所有制的极端不平等紧密相关的。除非一个人的才华用在增进普遍利益上，否则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社会的有用的一个分子。在任何社会里，生产品（也就是满足其成员需要及提供其成员方便的手段）都有一定的数量。在任何社会里，至少大多数成员都通过其个人的努力对于创造这些生产品有做出了贡献。以一定程度上的平均让他们来分享这些产品，岂不是最合意和最公正的吗？把各种奢华和享受的手段都聚积在少数人手里，完全破坏多数人的安乐、朴素而小康的生活，岂不是最为有害的吗？也许可以计算出来，即使在一个君主立宪政体之下，国王作为他的职位的薪俸所得的收入也相当于五万人的劳动[1]。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再来作一番估计，并且演算一下他的大臣、贵族、那些对贵族竞相效尤的富裕平民、他们的亲戚和从属们所分得的收入吧。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的下层阶级由于贫穷和过度劳累的困难折磨而筋疲力尽也就不足为奇的了。当我们看到一个大人物的餐桌几乎浪费了一个省的财富，而这个大人物的邻居们则饥肠辘辘，连面包都吃不上，对此我们难道还能感到惊讶吗？
人类的这种状态，难道必须被当作是政治智慧的最高成就吗？在这种状态下，崇高的美德很可能是十分罕见的。不论是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同样都会因为他们的反常处境而堕落。但是，暂且抛开上层阶级不谈，智力获取的减退的趋势不是最为明显的吗？聪明人为他自己和同他利益攸关的人所期望的局面，乃是一种劳逸交替的局面，劳而不至竭尽体力，逸而无怠惰之虞。这样，积极和勤劳的品质就会被人们所珍视，体格保持健康，而思想也会由于勤于思考而不断得到提高。然而，只有当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分配得公平合理，这才会成为全人类所共有的局面。把二十个人中的十九个变成牲畜，毁灭如此多的思想、使如此多的美德无从实现，并且根除那么多幸福的可能，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制度更应该遭到反对的呢？但是，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观点同贵族政体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处境的不平等是财产制度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诚然，迄今为止许多缺点都是从这种制度曾经存在过的最简单的形式中产生的；但是这些缺点不论达到什么程度，却是因为实行贵族政体而更加恶化了。贵族政体使财产的流通偏于其自然常轨，如果顺着这条轨道下去，它必定会使社会的各部分都获得成果和快乐，至少也是轮流地，并且在前进过程中经常注意不让财产的积累落到极少数人的手中。
在使永久性的财产不容易获得的同时，贵族政体也大大增加了对于获得这种财产的刺激。人们通常怀有一种追求显赫荣誉和卓越成就的欲望，但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并不完全限于财富，而是各种各样诸如某种艺术上的技巧、风度、学识、才能、智慧以及美德。而对这后几项的信仰者对于其目标的追求，也不见得不如渴望获得财富的人在追求财富时那样殷切。要使自己成为获取尊荣和崇敬的手段，假如在这方面政治制度没有比财富更大的自然影响，那么财富就极小可能会被错认为是一种普遍的欲望。
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彻底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错误：有些人生活安逸，便利无缺，他们倾向于欢天喜地大叫大喊：“我们认为事情象现在这样就很好。”并且，他们会猛烈攻击一切改革计划，说它们是什么“抱有幻想的人的空想，是那些永远不知满足的人们的诡辩。”是真的很好吗？社会上这样一大部分人被迫处于赤贫状态，他们无知到愚蠢的程度，并且由于罪恶而令人厌恶唾弃，他们永远无衣无食，被驱使去犯罪，最后成为由富人制定来压迫他们的毫无慈悲的法律下的受害者。如果问一声，这种状况是否可以得到改善，这难道就是煽动暴乱吗？高喊“一切都很好”，仅仅只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舒适，却不顾别人可能遭到的灾祸、堕落和罪恶，难道还有比这更使我们感到最羞愧的事吗？
毫无疑问，有这样一种错误是有害的，这种错误已经在影响某些改革运动者，并使他们总是放任于采取激烈和仇恨的手段，使他们过分容易地接受骚乱和暴力计划。但是，如果说我们应该意识到温和与宽宏大量是谋求公共福利的最有效的手段，那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对于现存的灾难熟视无睹，或者停止我们要消灭这些灾难的最热烈的渴望。
当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拥护者的所有其他伪装都被剥夺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求助于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民主政体的本质是有害的。他们告诉我们：“前两种政体无论其本身多么不完美，但是为了适应人类本性的不完善，它们都已被证明是必要的。”究竟有多少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使我们有义务屈服于这些复杂的罪行呢？这就要留待于曾经研究过以往各章节中的论点的读者来判断了。同时让我们接着考查一下那种通常被人描绘成为十分可怕的政体——民主政体。
[1]劳动力的平均价格以每天一个先令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