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研究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确善恶观念，告诉我们应该期望什么和避免什么的研究。所以我们将用对这个题目的一些研究来结束本卷。
善、恶的性质是人所能关注的许多问题中最简单明了的问题之一。可是它却被两种人弄模糊了：一种人渴望无限地美化和提高道德的性质，把它抬升到成为一种不可能的、无意义的东西；一种人不顾科学和人类智力的限制，像理论制造家一样按照其独特的幻想制造出一个世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将看到这两种错误所起的作用。同时可能最稳妥的办法是从这个问题真正的、简单的本质来考察它，不受派别偏见的影响。
善是个一般名词，包括快乐和获得快乐的手段。恶也是个一般名词，包括痛苦和造成痛苦的方式。这两个一般名词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实质性的，第二个方面本身并没有可贵之处，而是依靠第一个方面来实现其价值。所以快乐被称为绝对的善；获得快乐的手段只是一种相对的善。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痛苦。[1]
在我们居住的世界上，感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切事情都是彼此联系的。因此，在绝对善的东西里面可能有两类。有些东西是纯粹的善，是不带来危害、苦恼和悔恨的快乐。可能也存在另外一种快乐，它带来更多的痛苦。这种快乐绝对地看来是善，相对地看来是恶。也可能有一些痛苦，结合其后果来看却是有益的。但这并不改变原来的命题：只要有恶搀杂在里面整个看来就不是善；同样，只要有痛苦搀杂在里面，整个看来就不是快乐。
让我们看一看这种说法对道德的理论和实践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们能够据此发现那些否认“快乐是至高无上的善”的人是错误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的错误似乎不在于肯定“快乐是至高无上的善”，因为这是无可反驳的；而在于把人类行为正当目的带来的快乐局限于行为者个人的快乐，而不承认别人的快乐，即便是为了快乐本身，也是能够和应该被追求的目标。[2]
如果一个人充分注意到字句的意义，他就不能否认“快乐是至高无上的善”。任何阶段和任何时期既不能给我们自己也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东西，必然是毫无用处的。
伊壁鸠鲁学说的反对者对于他们根据这个定理仓促得出来的结论感到恐惧。他们认为如果快乐是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那么每个人都可能有理由“按着自己的看法来行事”，这样人类行为就不再有任何准则。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快乐是我应该追求的目的；我自己最明白什么东西使我快乐；所以无论我要采取的行动怎样与你的想法相抵触，你要干涉我也是没有道理和不公平的。”
从我们所论述的学说可以更恰当地得出与此相反的推论。如果“快乐是唯一的善”，那么我们就有最切实的理由来研究快乐并把它归纳成为一门科学，不让每个人去追求自己的特殊嗜好。这种特殊嗜好不过是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偶然置身的环境所产生的结果。这是可以用其他教育和环境来加以纠正的。
没有人因为我对他认为应该追求的快乐提出冷静而公平的劝告就有权发出不平之鸣，因为没有人是孤立的，能够追求自己认为的快乐而不从正面或负面影响同他有直接关系的人，并通过这些人影响到整个世界。即使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追求自己的快乐，并且根本没有责任去关注别人的快乐，但是仍可以轻易证明：一般来说，制定个人享乐计划时尊重和迁就彼此的快乐是对每个人都有利的。
但是，即使不把社会成员相互影响的情况考虑在内，快乐仍然可以成为一门学问，而个别地看待每个人并让他们去寻求适合自身特殊兴趣的快乐源泉也是无益和错误的。我们有一个应该被考虑到的共同天性。世上存在一种或一系列东西能使人类达到真正完美的地步。[3]
数年前，在英国国会和全国发生了关于买卖奴隶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我们这里强烈反对的观点，曾经被某些人用来作为辩护的理由。这些人由于某种可悲的偏见竟沦落成奴隶买卖的拥护者。他们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对自身的处境是满意的，他们并没有感觉到你所反对的那种罪恶；为什么你要企图改变他们的境况呢？”
即使他们所说的是事实，对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复是：“对于一个思想开明，胸襟开阔的人而言，他们满意与否并不是十分重要。他们满意吗？我替他们感到不满意。我认为他们是具有某种能力的生物，是能够从事某种职业和获得某种享受的。他们看不到这点，也不了解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对这个争论来说都是不重要的。他们毫无抱怨吗？一块石头是不会抱怨的。你将此提出来作为安慰自己的理由使我看到了一幅他们受苦的图画。因为他们被剥夺了独立和享受，他们既没有人的理解力也没有人的气概。我不忍看到人性如此堕落。使他们比现在上千倍地幸福，或者使他们具有任何人的观念——如果是我力所能及的——那是我的责任。”
假使它是像下面这样的话，制定幸福的等级标准是不难的：第一类是我们有时可能在欧洲文明国家的劳动人民中间看到的那种幸福。我们会想到一个每天用双手劳动来维持生活的人。他每天早起劳动，晚间回家时累得筋疲力尽。他在安静或喧嚣的环境中休息，夜里一觉睡到天亮。他同妻子的争吵不会比本阶级人惯常的争吵来得频繁；他的忧虑很少，因为他几乎不知道一贫如洗的压力。他从来也不抱怨，除非是看到不能得到的奢侈豪华之物，而这种感觉是转瞬即逝的；除了不断劳动带来的不舒服之外，他不懂得什么是害病。他想的事情很少；在人类生存本质允许的范围内，他感觉的惯常状态会无限接近于冷漠的境地。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幸福的，至少比一块石头幸福。
我们将从有钱，有地位，生活悠闲的人中选取下一个例子。假定所说的这个人具有不错的外貌和健壮的身体，享受着一切豪侈的佳肴美酒，但并不过分贪图口腹以免在追求享受中失去感受能力。他射击，打猎，到一切公共场所中去，在快活的娱乐场所坐到深夜。他通常都起的很晚，在重新走入交际场所以前，有充裕的时间来修饰打扮。他永远精神愉快，永远有各种不同的消遣，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疲倦，但他却是个典型愚昧无知的人物。他从来不读书，除了当时发生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他几乎不懂得高尚或伤感的意义，而且很少想到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这个人是比一个农民幸福的。从一切感官的享受上，从自身及周围事物的整洁，高雅，显赫所带来的满足感上来说，他比农民幸福。他每天都是活跃的，或发明一些新的消遣方式，或去享受这种消遣。他尝到了自由的快乐，习惯于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那个农民却带着可鄙的冷淡和麻木任凭自己的生活滑过去。
一个风雅而多才多艺的人同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人比起来具备更有利的条件。假定他拥有所希望的能满足他开支的财产，但是除此以外，就像那个被用作与农民比较的只剩下钱的人，他还获得了新的感受和新的享受。大自然之美完全被他揽入怀中。他欣赏那崇山峻岭，那辽阔的景色，那宽广的海洋，那茂密的森林，那倾斜的草地和随风摇弋的青草。他懂得离群索居之乐，在那时一个人可以单独同宁静的大自然相通。他探索宇宙的构造，探索那些构成地球和人类劳动原材料的物质，以及那些使行星在无轨道的茫茫太空中规则运行的规律。他从事研究，并从敏锐的判断力和发现的真理中体会快乐。带着真正的兴趣进入高尚而有感情的境界。他分享一切诗歌的美丽和热情，可能他自己就是个诗人。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虚度一生，并将被后代高兴地记起和热情地称赞。同前两种比起来，我们从这个人身上看到某些人的特征。前两种人只是较高级的兽类，而他却有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感觉和喜悦。
但是，还有一类人更适合我们效仿，那就是行善的人。如果研究不能从学问的培养和进步中带给人类幸福，它就不会变得活泼有生气，且必然是冷酷的。[4]除非是真正道德所带来的高尚和真正同情所引发的感情，否则高尚和可怜是毫无意义的。对于那个只懂风雅和享受的人，他的快乐，“只能浮现在我们的脑际，而不能深入我们的内心”。除了看到和想到幸福外，没有真正的喜悦；除了同情愁苦外没有令人愉快的悲哀。有过宽仁厚爱行为的人知道：没有一种肉体或精神上的感觉能够与此相比。为了整个民族受益而斗争的人超越了机械的交易与交换的观念。他不求感激。看到别人得到了好处，或者相信别人将要得到好处就是他对自己的奖赏。他登上了人类快乐的高峰，获得了公正无私的快乐。他享受到了人类所有的善以及所知的为他们保留的善。没有人像忘记个人利益的人那样真正增进了自己的利益。没有人像只考虑别人快乐的人那样收获到如此丰富的快乐。
从人类生活的这种考察中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完全相信快乐是唯一的善的人绝不应该让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特有的兴趣来享受他特有的快乐。看到各种人类生活环境的巨大差距，他应该不断努力使每个阶段和处于其中的每一个人更上一层楼。这是人类真正的平等化，不是要把已经提高的人拉下来，把所有人降到赤身露体的野蛮平等，而是要把那些被贬低的人提高，使每个人都得到真正的快乐，使每个人都获得所有真正的智慧，并使所有人都愿意慷慨，广泛得行善。这是改造人类的人应该走的路，是他们应该追求的奖赏。你想说：“人类社会永远不能达到这种进步程度”吗？我不会停下来同你争辩这个问题。我们是能够比现在更接近于这种程度的，且能够越来越接近。不屈不挠地追求某种成就的人们，不止一次达到这种优越的程度，以至超越了他们最乐观的期待。
从该问题这一部分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是：那些教导人们为道德而追求道德并认为快乐和痛苦微不足道，不值考虑的人，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道德除了作为获得最高尚快乐的手段以外，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它是可贵的。——应该注意的是：荒唐地说痛苦不是一种罪恶是一回事；根据智慧和道德最根本的规则，在追求高尚永久的快乐时，在必须忍受痛苦拒绝快乐时，说短暂的痛苦和快乐令人厌恶又是另外一回事。
让我们进而对本章一开始所说的第二点，即善和恶的问题是怎样被某些寓言家和理论制造家模糊的问题做一番研究。在这个题目下所指的理论是乐观主义者的理论。他们教导说：“宇宙间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好意的；如果事情不像过去那样发生，那么幸福和好处一定会减少。”我们可以避免由大胆的天性和粗疏的估计方式导致的错误，就是必须满足于根据经验而不是超出经验的范围行事。
我们已经看到宇宙中存在绝对的恶。如果痛苦是恶（它已经被证明为唯一的绝对的恶），那么不能否认的是：在我们所熟悉的部分宇宙中，恶是相当多的。我们也看到：有部分绝对的恶是相对的善，所以，假使这种恶符合上述条件便就是可取的。就如切断一只生了坏疽的腿一样。
究竟这些条件是不是普遍和广泛意义上的善至少是一个可疑的问题，也使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那个绝对的恶。但是，当我们想到世上存在的一切恶行，混乱和痛苦时，即使是最小例子中的某种不利于普遍福利的错误臆断也会增加到无法计算的程度。
我们不妨看一看在乐观主义学说中到底搀杂了多少真理。这就等于问：它靠着哪些看来似乎有道理的东西存在于世。这些问题的答案包括在两种情况中。首先，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真正的和看得见的进步。这在人类文明最后三个世纪的历史里特别明显。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1453年），把当时封闭在那个京城里的零碎学术传播到了欧洲国家。印刷术的发明几乎跟这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这两种情况对于宗教改革非常有利，而宗教改革给了迷信和盲目服从的统治彻底的打击。从那时起，最肤浅的观察也能看到艺术和科学的进步，即使说这种进步是不断的也并没有什么显然不恰当的地方。姑且不说有许多古人完全不熟悉的巨大进步，现代学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传播面广泛，参加人数众多。它已经根深蒂固并且不可能被推翻。道德家曾经一度习惯于颂扬古代并且肆意攻击人类的堕落。但是这种习惯几乎已经被打破了。事实的真相非常明显因而不会被误解。因为不断的进步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除了继续进步以外没有其他可能。最深入的理论也不能给进步规定界限，最热情的想象也不能充分描绘它的前景。
其次，必然论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一件事能够不像它曾经发生那样再次发生。新兴的自由思潮是不是让我们感到欣喜呢？我们是不是骄傲地看待人类的进步并惊奇地把两种人做一番比较呢？一种人处于他曾一度所处的赤身露体、野蛮无知的状态，一种是我们现在有时看到的为无尽的科学宝藏所充实、为最纯洁的仁爱之怀所浸透的人。如果没有以前一切事情作为基础，这些事情是不能以现在的形式存在的。每一件看来最不重要的、最令人讨厌或者最落后的事情都是同一切我们认为最美好的前景密切联系的。或者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认为：人类思想的行为模式具有最简单的性质，仅仅是一种感觉或知觉的能力。它肯定是从绝对的无知开始的，然后慢慢进步；它一定曾经过各种愚蠢，错误的阶段。这就是，且千真万确是人类的历史。
某些人曾经倾向于从上面的情况中得出乐观主义思想的推论，但却被三种理由限制了。
第一，乐观主义的想法只能用于我们所认识的那部分宇宙中。从上述情况得出的推论（无论它是一种什么推论）都依存于这些情况的相互联系。如果每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联系的，总的进步趋向就不足以替不利的事情辩护；如果没有明显的进步，一切事情的联系也就不会恰当地使我们满意于当前的情况。但是，进步一直是宇宙永恒不变的特征吗？人类看来好像还是同昨天一样。进步会不会永久持续下去呢？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具有强烈变动的痕迹，如传教士和物理学家所一致预言的那样，这种变动有一天将毁掉大地上的居民。所以看来大自然的特性是循环变化，而不是无止境的进步。
其次，从这些情况中得到的利益的多少不但不能给乐观主义增加价值，反而在某一方面是直接同它相反的。世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最好的东西。不但如此，而且这里提出来的理由只能证明：每一件东西之所以可贵，理由之一是它会带来比它本身更好的东西。
最后，决不能根据这里所肯定的各点得出如下结论，那就是如果发生了另外一些事情替代了在任何特定情形下曾经实际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是不值得庆幸的。必然论告诉我们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发生其他事情的可能；而并不是说：如果有某些另外的事情能够发生，它就一定不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凯撒奴役了他的国家，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总的看来，人类进步的一般趋势并没有中断。但是如果凯撒有可能改变这种可恶的行为，如果共和国靠莫提纳之战得到恢复，或者在菲利皮平原上取得胜利，它对于全人类就可能是一件最幸运的事情。我们很难想到事情应该会在某个方面不像实际发生的那样。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猜想这在一切情形下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考虑并没有理由使我们对于毫无道理的事情感到高兴。更为可喜的先驱事件会导向更为广泛的进步。至于说到人类思想的简单性，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所表明的是这种内在的素质和人类身体构造以及物质世界构造的统一效果。野兽看来和我们有同样的内在感知素质，但是它们并没有我们这样的进步。当然也可能有其他有意识的，最本质有利条件高于我们的动物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乐观主义理论从必然论所取得的支持，其性质是非常可疑的。必然论告诉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发生的唯一事情；根据乐观主义理论，结果是说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是最坏的事情和说每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最好的事情同样正确。我们在开始讨论乐观主义问题时曾经谈到：虽然有些痛苦，或者绝对的恶，相对地看来必须承认它可以带来更多的善，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下，赞成痛苦的价值却是非常敏感，困难的事情。这种痛苦，无论具有什么样的相对价值，都是使幸福减少的因素。这样使用相对的善的说法也许就有某些不当之处。就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必须承认痛苦是一种绝对的恶而非相对的恶。在每种这样的情形下，我们都是被迫选择了恶。因此，不管我们决定怎样选择，我们所选择的仍然是恶。
把这些都考虑在内，当我们想到在世间所看到的许多痛苦和灾难时，乐观主义者的轻率就显得特别突出。我们不要以观察整体时浮夸，虚妄的态度来安慰自己，我们要个别地单独地看待各个部分。万物都充满了生命，乍一看，这可能让人想到广大的极乐世界，但是不幸的是每一个动物都在伤害他的同类。每一个动物，不论多么微小，都有一种奇怪巧妙的构造，使他看来一定能感受到钻心的痛苦。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杀伤的手段，造成的伤害有百多种。这些小动物能够在死亡的痛苦中颤动几天之久。我们说众生都在受苦，这种说法并不算太过分。在这个住满生物的地球的某些地方，每天，每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和千百万动物被折磨到有机生命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看看我们的同类，不妨观察一下穷人：他们遭受压迫，忍饥挨饿，赤身露体，被剥夺了生活中的一切喜悦和精神食粮。他们或者是被不公平得虐待，或是冷淡到麻木不仁的状态。我们再看看在疾病痛苦中翻滚的人，或是他的弟兄们带来的更为凶恶的折磨。谁看见这些还会说：“所有这些都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罪恶”呢？我们再想一想那些精神上的痛苦：失去朋友，忘恩负义带来的烦恼，暴政的无情压迫，正义迟迟得不到发展，勇敢和诚实的人陷于犯罪的命运。我们不妨进入地牢的深处。我们不妨看一看呻吟在绝望之中的青年人和被人们长久遗忘的才德之士。这种罪恶不仅存在于所忍受的痛苦，它更是造成这种痛苦和使这种痛苦刻骨铭心的不公平。恶意、无情的冷酷、仇恨和残暴无处不在，正是感觉敏锐的受害者感受到了这一切，所以他们变得人尽皆知。严酷招致严酷，怨恨滋生怨恨。[5] 从某点看来，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人似乎是适于拥有智慧、坚韧和善心的，但是大多数国家中，他们却永远是无知和迷信的牺牲者。研究一下人们的面相，在原本可以刻上智慧、自主和大公无私字样的地方却满是愚蠢，卑鄙狡猾，极端傲慢，毫无希望和狭隘自私的痕迹。想一想战争的恐怖，那种打着为了人类痛苦的口号而产生的系列有意识堕落的最后一项。想想各种各样的创伤、无穷无尽的苦恼、荒芜的田地、被破坏的城镇、被烧毁的庄稼、以及成千上万死于饥饿和寒冷的居民。
健全的逻辑将教导我们不要想到这种场景就陷入疯狂。在它的教导下，我们将记住：虽然恶有很多种，但世界上同时也存在很多善，虽然有很多的痛苦但同样也有很多的快乐。我们甚至不能说，恶的一小部分相对而言也是一种恶。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在想到更为光明的前途和更为幸福的时代时感到高兴。但乐观主义者把所有这么大量的恶都无例外地放在一起说它们相对而言不是恶，并且说事情如果不象它所曾经发生的那样发生，从整体看来结局将比原来更坏。这种说法是很轻率的。我们有理由认为：乐观主义学说，或者同这个学说有某种关系的见解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造成了很多危害。
这种学说将消除美德和恶行之间的种种区别。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德和恶行的概念，主要是看这两类行为对一般福利产生的影响。[6]但是，按照乐观主义的说法，如果我做一件善事，我对于一般利益是有贡献的；如果我做一件恶事，那我仍然是有贡献的。按照这种理论，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权，就像按照某些宗教家的说法，上帝的选民都有一种特权一样：“他可以随意地生活下去，因为他不会犯罪。”所以无论我是杀害了我的恩人，还是救了他使他免于被别人杀害，我都是做了我所能做的或者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事情。
人们一致承认：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给自己带来罪恶和痛苦，使自己陷于长期的耻辱和悔恨之中。它也可以给另外一个人或很多人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最可怕的危害。所以根据这种乐观主义的学说，一个人可以有理由考虑个人利益；他也可能研究朋友或别人的利益。但是，如果他装作研究整体的利益，那他就只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他对于什么样的个人行为，在何种特定情形之下，对于一般福利有无贡献，不可能有什么了解的。当尼禄宣布对卢肯或塞涅卡的判决时，当他阉割斯波鲁斯，在罗马城内放起大火，或者把基督徒裹在松脂布里，在夜间当作火把燃烧时，可能他自己并没意识到，他采取了最适合于增进整个人民幸福的行为。绝对地说来，我所做的事和其他事是有联系的，但实际上，它又是绝无关系的，因为我完全不能猜测出事情的有利与否。根据利己主义的理论，我们看到公共利益是由于每一个人决定把公共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下产生的。[7]认为无数人的堕落、恶意和苦难会从基本上增进普遍的幸福则是更为荒谬和使人厌恶的是言。
但是，虽然推测乐观主义的目标是取消道德和恶行之间的区别，或者是告诉人们世上既没有也不可能有罪恶这种东西。但这种错误同许多其他错误一样，其影响和邪恶的倾向，是注定要遭到真理反对的。这种真理埋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无法消灭。
但是，可能引起我们疑虑的是：其不良影响虽然受到了这样的阻碍，却并没有被清除。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方面装出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态度，因此在宗教上，那些相信大部分人类是上帝恼怒的对象和注定永久沉沦的人，是永远不能被说服并以一种真正的同情来看待那些上帝所诅咒的人。同样，在目前的情形下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会相信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灾难和痛苦将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被发现为是取得公共利益的最恰当手段；因此这些人在选择手段去达到目上面就有可能不像他们应该的那样慎重。如果痛苦、恐怖和破坏在宇宙中常常被当作是仁慈的手段，那就不可能有一种正确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人的支配下这些东西不应存在。
世界上还流行另外一种浅陋的，为乐观主义原则所支持的想法，也正是我们这里所阐述的观点想加以纠正的。我们常常会在看到和我们意见不一者身上的邪恶和不正当行为时感到欣喜，在看到同我们观点相反的人的邪恶和不正当的行为时感到庆幸，幻想这种不正当行为会有助于更迅速地消灭错误和树立正义。但是，我们的座右铭应该更保险，更有根据；那就是：“不要为罪恶高兴，而要为真理欢呼。”我们已经看到：要确定痛苦和灾难可能是取得巨大利益的手段，乃是一件非常敏感和艰巨的工作。我们在讨论抵抗和革命时就已充分认识到：感情上的愤怒并不是取得人类幸福的最佳手段。邪恶的行为会造成混乱和暴动。一个政权对那些想要从事改革的人施以各种迫害手段，并且为了阻碍或者消灭合理，公正的意见而把它所统治的国家卷入战争。这样做所带来的是危害而不是利益。它当然可能达不到目的，但它还是会激起愤怒和抗争。它可能会使得公众产生反对其阴谋，搞剧变的思想；但这种剧变只是刺激的产物而不是智慧的产物。更实际和更有益的进步是减少这种刺激，谋求真正的知识上的进步。真正的知识是善良的，而不是残酷和报复性的。对任何人而言，通过冷静认识之前荒谬的错误而产生的变化是最值得赞扬的。而从苦难、**和危机中产生的变化则是一种影响成千上万人命运的爆发。从所有这些考虑看来，每一次对重大罪恶的避免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幸福事业的相应增长。
不妨让所有持相反见解的人问一问自己，如果他在我们所假定的那个政权中占有一席，他会不会认为他必须做如他宣称他希望那个政权做的事？如果像他所想象的，那种行为最有助于公众的福利，那么毫无疑义地，对他自己而言，他就应该采取这种行为。还有，他会不会以任何方式建议或煽动那个政权采取这种邪恶的行为呢？这里有个再清楚不过的道德原则，那就是：“一种行动如果我们采取它是一种罪恶；那么我们希望别人采取它也是一种罪恶。”
由这些理论得出的进一步结论是同正义的拥护者所忍受的迫害和痛苦有关的。那个曾经说服人们在看到压迫行为时要感到高兴的人曾经被同样的道理引导去追求迫害和牺牲。看来，正确的理论应该永远不会煽动我们去挑起别人愤怒的感情，或者是把非正义看作取得公共利益的恰当手段。为人类造福的是理性而不是愤怒，改革的源泉是冷静的研究，而不是怨恨和愤激。聪明人将避免迫害，因为延长寿命和不受束缚的自由有可能使他产生更多的福利。他将避免迫害，因为他不愿意在抗争的火焰上浇油。他认为迫害的产生是一种遗憾，因为他相信那既是不道德的也是有害的。但是他将不会为了避免迫害而牺牲道德，而是沉着的活动。他将不会抱着卑劣、怯懦的态度对迫害感到遗憾，而是在迫害实在无法避免时，以真正智慧所特有的严肃精神和沉静心情来面对迫害。他不会因为自己要遭到毁灭就想象真理的事业会消亡。他将充分利用所陷入的处境，努力使自己的死和生一样地对人类有利。
[1]参见第三篇第三章。
[2]参见第四篇第十章。
[3]参见第二篇第三章；第三篇第七章。
[4]参见第四篇第五章。
[5]参见第四篇第二章。
[6]参见第二篇第四章。
[7]参见第四篇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