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一个同政权的一般原则相关的问题，在这里对其进行考察似乎是适宜并且有益的。“是否有一种最接近于完善的政权结构，应该规定所有国家都必须采用；或者，另一方面，是否不同的政体都最适合于不同国家的状况，是否每一种政体在特定的地方都值得称赞，却没有哪一种适合被移植到另一片土地上？”
这两种可能性的后者是通常流行的主张；但是伴随它的也有十分明显的异议。
如果一种政体能够使一个民族产生幸福感，那为什么它就无法对另一个民族的幸福做出同样的贡献呢？
人类相似之处比他们的不同之处要多得多。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官，使我感到痛苦的那些感觉，通常也可以被想象成为是你的痛苦来源。确实，人们有着不同的习惯和爱好。但这些都是非本质属性上的多样性。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有一种完善的境界，只有一种最可敬的东西；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只有一种东西能够产生最强烈的快感。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偏差和错误；是应该被医治而不应该鼓励的弊病。一方面的肉体快感，或者另一方面的精神快感，绝对地说，都是至高无上的、最悦人心意的。我们不应该过分重视爱好的曲解。例如，无庸置疑地，长期习惯于奴役生活的人，不会对这种生活的可憎产生很敏锐的感觉；或许还可以找出忍受奴役而毫无怨言的例子。但是这决不能证明奴役生活就是那些遭受其折磨的人们合适的真正的处境。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说：“你甘心遗忘人类所有的显赫之处，但是我们将使你觉醒。你满足于无知，但是我们将启迪你。你不是畜生；你不是岩石。你可悲地对自己最珍贵的特权熟视无睹，并且虚度了一生的光阴。但是，你是懂得巨大的快乐的；你生来就发出仁爱的光辉，在知识的园地里漫游，因为无私的喜悦而激动，让你的思想开阔起来，以便接受物质世界的奇迹和那约束并探知普遍幸福的原则。”
如果这样看来，有益于一个人的方法，在最重要的情况下同样应该被认为对于其他人而言也是最为可取的，这个适用于所有其他道德影响来源的同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政权。每种政治制度对它所依存的民族的精神状态都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一些制度比其他制度对普遍利益要更为有利或更为无害。明白道理的政治家们一定将会乐意看到那最有益于人类进步、最有益于获得高尚而持久的快乐的社会形式得到普遍实现。
从这个问题最绝对的形式来看，这就是它的真正理论；但是有些情况限制了这些原则的普遍性。
可以赠送给一个人的最好的礼物，只有当它受到尊重时才具有价值。你给我很多好处而我既不理解也不想要，那就是白费力气。理解的能力是每一个人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改变或改善他的状况的任何尝试中，是不能被忽视的，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尤其政权是建立在见解之上的；企图用与人的想法不相符合的办法来统治他们决不能被指望是有益的。因此，仅仅由于看到一种政体的绝对优越性就断然采用，而不考虑公众的思想状况，这种办法一定是荒谬而有害的。毫无疑问，最美好的政治社会模式会被那些有觉悟的，热爱人类的人当作是他的理想和努力的最终目标。但是他会反对贸然行事。建立这种政体唯一可靠且顺利的方式，便是通过普遍一致的赞同。
从对问题的这一观点所得到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本章开始时提出的那种较为普遍流行的想法。
“不同的政体最适合于不同国家的情况。”不过，从政体的本质上来考虑，只有一种形式优于其他任何形式。除了有助于人类最美好和最快乐状态的那种社会模式，其他任何一种模式最多也只不过是忍受的对象。它必然在多方面都存在着不足；它一定会产生弊害；它一定会滋生不和群且不道德的偏见。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它可能像人体上的某些赘疣和缺陷一样，若想立即除掉它，就必定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人类社会这架机器上，所有轮子都必须一齐转动。谁想要猛然把任何一个部分提得比其它部分高，或者强迫一个部分脱离其它部分，谁就会成为同时代人的敌人而非恩人。
不管怎样，从已经详述过的这些原则来看，人类的利益要求逐步但却连续的改变。用这些原则来规范自己行为的人，就一定不会轻率地坚持立即废除所有现有弊端。但是他也一定不会用虚伪的赞扬来滋长弊端。他也一定不会放任这些弊端去为害。他一定会说出他所能发现的涉及到人类真正利益的所有真理。以一种博爱精神所传播开来的真理，既没有狭隘的怨恨，也没有愤怒的谴责，几乎没有什么危险，并且就它自己的作用而言，也一定会成功地将类似的精神感染听众。无论真理的阐明方式有多么坦白，它的发展一定会是循序渐进的。真理只能逐渐地被它那些最勤勉的信徒充分领会；并且将以更加缓和的速度灌输给社会上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使他们成熟到可以对其共同的制度进行变革。
此外，如果理智上的信服是指导我们处理一般事务的指南针，我们将会进行很多改革，但并非革命[1] 。其实只能以渐进的方式对公众进行教育，社会中暴力的爆发决不会因为教育而最有可能发生。革命是**的产物，而非清醒而冷静的理性的产物。一方面一定存在对改革的顽强抵抗，另一方面才会产生一举实现新制度的愤怒决定。改革者一定是在遭受到不断抵抗，被反对者的阴谋诡计激怒之后，才处于绝望状态之中的，并且想象着要实现改革就必须在第一次有利的决定性时刻实现所有的改革。由此看来，公众幸福的有力支持者应该对享受国家特权的人所提出的要求一定会是：“不要给得太快；不要给得太多；但是要有不断给我们一些东西的想法。”
无论我们用什么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政权都非常不幸地含有会引起谴责和抱怨的动机。人类真正利益所要求的似乎是不断的改革和持续的创新。但政权却是改革永远的敌人。政权“把手放在社会的发条上，使它的运动停止”，这个对于一种特定的政权制度所作出的有名评论[2]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所有政权制度都是适用的。政权的趋向是使弊端永存。凡是曾经被认为是正确和有用的东西，政权就没法传之于子孙万代。政权逆转人类真正的倾向，教导我们向后退去寻求完善，而不是让我们向前进。政权并不是从改革和进步中鼓励我们去寻求公众福利，而是从对祖先所做出的决定的怯懦崇拜中来鼓动我们，仿佛人类思想的本性总是在退化，从未前进一样。
人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他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坏，不是改正自己的习惯就是是加强自己的习惯。领导我们的政权不是靠煽动情绪来助长我们的**和偏见，就是倾向于用逐渐令人气馁的方法来消灭它们。实际上，要设想一个具有后一种倾向的政权是不可能的。由于成文制度其本身的性质，它有一种阻碍思想活动和进步的趋向。把不完整性具体化的每一个计划一定是有害的。对今天而言是一种相当大的改善的东西，在将来的某一个时期，如果固步自封，就会成为国家的缺陷和弊病。我们诚挚地渴望：每一个人都应该足够地明智以便管理自己，而不需任何强制束缚的干涉；并且，因为政权即使在最好的形态下也是一股邪恶的势力，所以我们所抱的主要目的就应该是：在人类社会的普遍和平所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少地统治。
[1]参见第四篇第二章。
[2]指斯巴达人的政权，参见洛根：《历史哲学》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