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我为什么要选择电影作为生死学课程的媒介。
严格来说，我算不上影迷，更不是所谓的“电影控”。小时候我当然喜欢看电影，但那时候电影更像是教育的工具，看完电影我们总要写“观后感”，说说自己学到了什么。对于小孩来说，这可真是多了很多麻烦少了很多乐趣。很快到了“**”，好多电影都成了“大毒草”，只有《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几部电影还可以播放。插队时为了看一部电影，我常常带着村里的小孩们走上几十里路。看完电影走回村，天都快亮了。那时没有电，放电影需要老乡脚踩发电机发电。有次县里的电影队到邻村放电影，当发电机点亮了灯泡时，有个老汉竟拿着烟袋上去对着灯泡点烟！
“**”结束后，我一头扎进了书的世界，虽然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看了许多“内部电影”，但也许因为始终没有遇到一个行家带我进门，所以看电影并没有成为影响我精神发展的重要途径，直到我能够通过光盘和网络接触到世界各国优秀的电影。
这些年读书，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优秀的中青年学者都酷爱电影，你常常可以在他们的书中读到电影评论。电影似乎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并且成为启迪人精神成长的力量。或许，正是电影中所表现出的超越性，让我们，也包括在应试教育中长大的年轻人，能够不至于被虚伪的、功利的、很多时候是丑恶的现实吞没掉，保留一份人性的温暖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想想看，一个快被高考复习题埋没的孩子，看了《死亡诗社》会有怎样的震撼？一个纠结于现实与理想冲突的人，看了《肖申克的救赎》又会受到怎样的冲击？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的序言中谈到，伦理学自古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伦理就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理性伦理学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关心的是普遍状况；叙事伦理学关心道德的特殊状况，而真实的伦理问题从来就是在道德的特殊状况中出现的。[10]
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其实就是继承了文学的叙事传统，去表现“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
“叙事”这个词，一下子把我打通了。从2006年起，我跟随吴熙琄老师、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老师学习叙事治疗，学会解构“问题故事”，和当事人一起重构新的生命故事。可以说，叙事治疗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我影响不小。现在，当“叙事”从心理治疗的方法扩展到生命伦理的层面时，我兴奋地发现，其实它是那么有力量，就像刘小枫说的：“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叙事不仅讲述曾经有过的生活，也讲述想象的生活。生活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增加，带来叙事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增加，反过来说也一样。”
怪不得有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用电影进行教学，因为电影叙事可以表现出生命与生活的多样与复杂，创造出巨大的思想空间，使得人们可以突破理性的、结构化的、复制重复的“知识”学习，通过对话进入到更加高级的学习中，真正地与这个世界在精神上“相遇”。
后来，当我在《缤纷法影：美国电影中的法律》一书中看到阿伦·A.斯通教授写的《法律与电影：在哈佛法学院教电影》一文，更是感到自己的探索在教育学上是有意义的。这位教授厌倦了法学院的案例教学，他形容那是一百五十名初学者与一名看透了每一步的高手的无趣对弈，而不是一种双方共同努力的状态，“这种智力训练就退化为一场由自以为是的教授、寥寥无几的积极学生（也被称为‘枪手’或者‘火鸡’），和多数由于知道必输无疑而保持沉默甚至拒绝参与的学生所组成的游戏”。斯通教授不想再玩这样的游戏，他想要开设一门电影研讨课，却遭到的同事们的嘲笑：“你怎么会在哈佛法学院教这个？”
但是，这门叫作“法律、心理和道德：透过电影的探讨”的课程，却深受学生的欢迎，也让斯通教授找到了自己。“作为在哈佛法学院任教超过30年的教师，我可以说，在自己所教过的其他课程中或者研讨课中，从未让学生在如此大的限度内展示其智力天赋和创新能力。但不知为何，在我邻近教学生涯尾声的时候，居然找到了一种增强学生探讨对其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的能力的方法。”[11]
对于斯通先生来说，是在职业生涯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开创了这一新的教学方法，而我则有机会在自己退休之后，去尝试在大学的讲台上，用电影这个可以打通情感与思想疆界的媒介，来搭建思考的平台，和学生共同探索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我只能说，自己真的很幸运。
或许有人会说，电影故事都是虚构的，在虚构的故事上如何展开讨论？的确，很多电影故事是虚构的，即便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也会在细节上有很多虚构。但是，我宁愿说电影其实游走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它是人类心理世界的投射，虽然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好的电影表现的人生境遇是真实的，寄托的人类情感是真实的，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冲击也是真实的。就像专门教授电影写作的罗伯特·麦基所说：“诸多电影故事高手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渴求的双锋际遇。首先，使我们发现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无论是言情还是史诗，无论是当代还是历史，无论是现实具体还是方外幻想，一个出色艺术家的世界总是能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异域之情、离奇之叹。就像一名辟路而行的林中探险者，我们瞠目结舌地步入一个未曾触及的社会，一个破除了陈规俗套的领域，在其间腐朽化为神奇，平常变成非凡。其次，一旦进入了这个奇异的世界，我们又发现了我们自己。”[12]
是的，我希望学生在电影中有这样的“双锋际遇”，他们能将自己投入进去，并在里面重新“发现”自己：自己的生死观、自己的价值观、自己思想的来源、自己情感的敏感地带、自己真正珍视的东西……为了让他们能够在电影中“发现”自己，我告诉他们，在这个课堂上看电影需要用两双眼睛，并且打开两个频道：一双眼睛看电影中的故事，一双眼睛看电影怎样讲故事；一个频道是银幕上在发生什么，另一个频道是自己的内心在发生什么。
看电影怎样讲故事，并不是我课程的重点。我上的不是电影赏析课，所以并不会在观影后和学生讨论影片的艺术特色、导演用了哪些艺术手法一类的问题。但学生如果能够对电影的表现手法有基本的理解，对于他们观影没有什么坏处。我也希望整个课程下来，学生欣赏电影的能力会有所提高（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因此，在起始课上，我会花一点儿时间，对电影艺术做一个简单的科普，主要依据路易斯·贾内梯撰写的教科书《认识电影》[13]。这是我在阅读了多本电影美学方面的著作后，觉得最适合推荐给大学生的。我自己从这本书中亦受益匪浅，渐渐地从一个只会看热闹的观影者，变成了一个多少能看出些“门道”的影迷。
《时间规划局》的前17分钟，于是又成为我解析电影艺术的一个文本（我常常喜欢一石二鸟、一石三鸟），从镜头的运用到光影与色调，从场面调度（构图）到蒙太奇，再到声音——音效和音乐，以及电影是如何运用隐喻来影响人的潜意识。这些粗线条的讲解，只能让学生管中窥豹。如果他们能因此爱上电影，并且愿意更多地了解电影美学，那将是一件会让他们终身受益的事情吧。没有电影，照样可以生活；有了电影，可以让自己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给自己在精神上充电——这话是我的一个年轻朋友说的，他叫杨云标，在安徽南塘村和乡亲们一起探索乡村生活的重建。每次进城，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看电影！正如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所说：“看五十部有质量的电影，会改变一个年轻人的世界。”[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