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名学者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中指出：司马炎开创的晋国高层权力集团是由中原名门世族精英为主干的，他们几乎垄断了朝廷上下的人事选任大权，而且彼此以血缘、姻亲、郡望、乡谊为纽带，具有极为强烈的排外性。而邓艾仅仅是出身寒门庶族，因其立下赫赫战功而跃居太尉，便遭这些世族精英联手绞杀、几近灭门。
然而，在晋初权力最高层的显要位置上，却屹立着一位来自被征服之地域的“异类”—他就是原蜀汉尚书、时任晋国散骑常侍的文立。
文立原籍为蜀汉巴郡临江县人氏，是土生土长的益州系士族精英，在中原一域毫无人脉。和他同仕成都的蜀汉督军裴越，出自河东郡裴氏一族，其父裴儁为原魏国尚书令裴潜之胞弟，本人为现晋国尚书令裴秀之从弟，他在中原晋廷的人脉背景可比文立雄厚太多了。然而，终裴越之一生，只做到了晋室议郎之职。而文立却在晋国朝廷一路飞黄腾达，竟做到了散骑常侍、卫尉等上品要职。可见，文立在晋廷的“登龙”之术堪称运用得炉火纯青，甚至突破了门户背景的制约和降臣身份的限制，实在是难能可贵。
其实，纵观文立在晋国仕途如此顺遂的背后，还是有脉络可寻的。他首先是拥有一位能在晋国仕途上对他带来莫大助力的“好老师”：谯周。谯周当年劝说刘禅归顺司马氏，可谓“通达时务”，司马氏自然也对他这一份效忠之诚投桃报李—《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记载：
时晋文王（指司马昭）为魏相国，以（谯）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
谯周本人在蜀中曾任“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摘自《三国志·蜀书·谯周传》），又被陈寿誉为“词理渊通，为世硕儒，有董（指董钟舒）、扬（指扬雄）之规”，影响力颇大。而文立正是他门下首徒。《晋书·文立传》记载：
（文立）师事谯周，门人以（文）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
有了这样一层师门渊源，司马氏对文立自会青睐有加。
文立对他这位师父的“资源”开发十分到位。他师父谯周是以“顺天应运”而扬名中原的。文立利用这一点，将谯周刻意“神化”以彰显自己的价值。《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记载：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夏，巴郡文立从洛阳还蜀，过见（谯）周。（谯）周语次，因书版示（文）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谓司马也，月酉者谓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指司马昭）果崩。
初一看，我们会十分佩服谯周的“未卜先知”，认为他有如“神人”。然而细细一想，这则故事却十分蹊跷：谯周本人从未见过司马昭，怎会突然想起给远在洛阳的司马昭“算命”？他“算人之死”，于常人尚且有犯忌讳，何况是司马昭？而且，他为什么还要留下手笔刻意炫示于人？笔者以为，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文立本人于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夏天在洛阳亲眼观察过司马昭，感到他的气色并不太好，于是返回汉中与师父谯周相见，二人约定联手上演一幕“大戏”给司马氏君臣好好看一看。他让师父谯周装作口齿不清，然后写下“典午忽兮，月□没兮”的“预言”，这个“月□”，可能是“月酉”，可能是“月戌”，也可能是“月亥”，然后待时而奏。果然，司马昭在当年八月病逝，文立就马上呈进谯周“典午忽兮，月酉没兮”这段“谶言”，便有了“先见之明”的美誉。而司马昭身为盖世之雄“应运而逝”，亦被魏国上下视为“天命奇谭”，反而不为犯忌。最巧妙的是文立还留了后招：让谯周装聋作哑，如果晋廷认为此举犯忌而来追问，谯周则以“哑”而塞责，让人抓不到把柄；如果晋廷认为此举不犯忌而反有赏，那么文立就可以站出来宣传师父谯周的“奉天知命”“未卜先知”，从而使谯周和他二人大获其利。幸好，以司马炎为首的晋室高层集团也需要用谯周师徒编造的这段“谶言”来神化司马昭为“天定之雄”“命世之英”。所以，司马氏集团对此大加炫扬，为未来以晋代魏大做舆论铺垫。而文立和谯周自然也是“造神”有功之臣，引起了司马炎的高度重视。他这一表态认可，谯周的“失语”之症就突然痊愈了，还和前来探病的陈寿畅谈无阻，以“孔子再世”而自命，并一直安安稳稳地活到了晋室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之冬。
不过，这一桩以“谶言”而“造神”司马昭的事件终局之后，最大的获益者并不是谯周，而是文立。文立作为谯周门下的“颜回”，如此忠诚于大晋，很快便被司马炎下诏为梁州首任别驾从事，协助晋廷安抚蜀汉士庶。
再聪明再伶俐的臣子，要想在仕途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也是需要合适的机遇的。当时司马炎刚刚登基即位，缺乏自身的嫡系人事班底，在元老派和宗亲派的双重挤压下，不得不“循规蹈矩”、低调而为。而且，元老派和宗亲派在朝廷各结朋党，晋国绝大多数的臣僚已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党争。司马炎肯定不会从涉足党争的臣子当中寄予心腹之任，只会“另起炉灶”，选择几个“孤臣”来做自己的政治“白手套”—此刻，文立以外来降臣之身应运而出，便被司马炎纳入了视野。他平步青云的机遇就此到来。
然而，这时的司马炎对文立的政务能力还不够了解。为了进一步考察他的真才实学，司马炎便将文立放到济阴郡太守的职位上去“以观成效”。
文立在蜀汉时期已是官拜尚书、掌领机务，区区一个济阴太守在他手中做来，又有何难哉？一两年间，文立在济阴郡任上“政事修明”的美誉便日渐升隆，司马炎对此甚为满意，再加上文立在先前“神化”司马昭一事上的贡献，于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将他选为自己嫡嗣司马衷的太子中庶子。
为了平衡朝中各派势力，司马炎先已选了元老派重臣李憙为太子太傅，再以齐王司马攸为太子少傅，但对太子中庶子一职却显然颇费了一番思量。太子中庶子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职位。居此职者，一般而言，非亲臣子弟，即为国之栋梁。例如曹丕的太子中庶子是司马懿，孙权嫡嗣孙登的太子中庶子为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其后，司马懿、诸葛恪等人都成了本国的顾命辅政大臣。从这一职务的授予，可见司马炎对文立确是非常器重的。
文立自然也懂得司马炎挑选自己为太子中庶子，是另有深意的。在西晋初年，司马炎之太子司马衷的“不慧”之名已是传遍朝野上下。而中原本土派的名门世族集团中各个派系也对太子东宫的僚属可谓是众目所瞩，都想安插自己方面的人手进去探察虚实。在司马炎看来，倘若司马衷的东宫僚属选人不当，向外面“跑风漏气”、泄密传谣，岂非“引狼入室”？深思远虑的司马炎认为抛开中原本土派名门世族集团的各个派系，从外来降臣当中选择一个与中原本土派毫无瓜葛而又才能不俗的名士文立出任太子中庶子，应是最为“保险”的。一来，他根基浅薄，只能依附皇权才能立足晋廷，易于控制；二来，他在中原“人生地不熟”，也不易卷入朝中本土派的朋党“旋涡”。
在明白了这一切之后，文立便留在司马衷身边兢兢业业地辅导教诲他，以自己的满腔学识为司马衷开发智慧。尽管收效甚微，司马炎却发现了他的忠勤不倦，于是称赞他“任事东宫，尽辅导之节”，把他视为自己的嫡系亲信。
随着岁月的疾驰，司马衷的“不令”之迹终难掩盖，“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同时，齐王司马攸又素有盛誉，成为可与太子司马衷夺嗣的最强竞争者。
此情此势之下，司马炎开始着手培植司马衷东宫一系的势力网络。他认为文立“忠贞清实，有思理器干”，又不似荀勖、冯（左纟右冘）等人在朝中嚣张跋扈、惹人非议，于是把他提拔到散骑常侍之位上，成为自己的心腹智囊。
文立这时也非常明白自己正是靠了晋廷的齐王攸夺嫡之争而平步青云的。他身处朝中多个派系势力的“环伺”之下，唯有紧附皇权，谨言慎行，如履薄冰，丝毫不敢授人以柄。他行事之小心翼翼，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的至交好友程琼“雅有德业”，完全可堪举荐为国之用，而文立为了避嫌，居然无一语以上呈御前。凭着这一举动，他得到了“广休（文立字广休）可谓不党矣”（摘自《晋书·文立传》）的公论，更为司马炎所倚重。司马炎正是看中了他的“无朋无党”，才会授予他更大的职权。
随着文立在司马炎心目中越来越受信任，他在朝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司马炎甚至将一些重要将臣的人事任免问题也拿来咨询文立，文立通常表现得可圈可点。《晋书·唐彬传》记载：
益州东接吴寇，监军位缺，朝议用武陵太守杨宗及（唐）彬。武帝以问散骑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财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财欲可足，酒者难改。”遂用彬。
其实，文立早已摸清了司马炎的心思：唐彬本是先帝司马昭在世之时所欣赏的名臣，又与太尉陈骞等交好，来历不凡，司马炎肯定是要重用他的。而司马炎此时故意拿出和文立同郡的杨宗与唐彬相提并论，显然是在考验文立是否“忠诚孤直”。文立回答得十分巧妙：他并不谈论唐、杨二人的长短优劣，而是指出二人不同的嗜欲来请“圣裁”，既不落于“阿顺上意”之名，又能模棱两可留有余地。果然，司马炎心领神会，以“财欲可足，而酒者难改”的理由选定了唐彬。实际上，益州监军主管军风军纪，选任一个酒鬼固然不妥，而改任一个贪官又岂能正身肃法？司马炎和文立的这番君臣对话，只让后人看到深深的权谋，而毫无启示价值。
咸宁年间齐王攸的夺嫡之争达到最激烈的关头，文立突然被司马炎抬举到了卫尉的要职上。卫尉之职，列为九卿之首，执掌皇宫内外警卫之庶务，通常是非宗室、外戚而不可充任的。司马炎将他如此转任，显然是为了在与齐王司马攸的激战中以备万一。而文立以自己的才识竟使得朝野上下对他这一任命毫无异议—“中朝服其贤雅，为时名卿”（摘自《三国志》）。这一点，令人委实叹服：文立需要表现得多么圆融练达，才会被晋朝那么多的势力集团共同认可啊！
《晋书》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时西域献马，帝（指司马炎）问（文）立：“马何如？”（文立）对曰：“乞问太仆。”帝善之。
这是司马炎对他应变之才的又一次考试，与汉文帝追问丞相陈平决狱、钱谷之事一样。陈平当时回答：“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立和他的答复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大臣之风与卿相之器。通过这次考试，司马炎更加坚定了把文立树为太子司马衷之“柱石重臣”的决心。
此时的文立兼任梁、益二州之大中正，“铨衡平当，为士彦所宗”（摘自《华阳国志》），已经成为益州系世族集团在洛阳晋廷的政治代言人。而他亦正准备着全力协助司马炎在与齐王攸的谋嗣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然而，那么聪明圆通的他，那么左右逢源的他，却在大决战的前夕—咸宁末年莫名其妙地暴病身亡了！老天爷轻轻一抹，就将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啊！
他和那位“典午忽兮，月酉没兮”的司马昭一样，费尽了心机，却难逃宿命：在抵达了仕途的巅峰之际，也同时冲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
文立的骤起与骤亡，说来也并不意外。只可惜，益州系士族们从此便在晋朝的最高权力层中失去了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