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二月，司马昭在拿下寿春城、消灭诸葛诞之后，本想调遣诸将轻兵深入，大举南下，招迎唐咨等人在吴境的亲信子弟，乘隙直取东吴。

这时，王基站出来劝谏。

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指曹操）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摘自《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司马昭权衡之下，认为他所言可取，再一次听从了他的建议，休兵不动。

在安置降兵降将方面，司马昭亦是从宽从仁，毫无苛酷。一是对吴军的安置，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摘自《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二是对诸葛诞旧部的安置，“其淮南将吏士民诸为（诸葛）诞所胁略者，惟诛其首逆，余皆赦之”。三是对各个降将的安置，“拜（唐）咨安远将军，其余裨将咸假号位”。“表（文）鸯、（文）虎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

对司马昭的种种举措，后世史学家习凿齿深为叹服。

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指司马昭）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夫建业者异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擒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表王基之功；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士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

他挟淮南全胜之威回朝，魏帝曹髦只得以晋公之爵、相国之尊、九锡之礼迎赏于他。司马昭却坚持“守谦让之实”，固辞不受。但任何人都清楚，他以晋代魏、一统八荒，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罢了。

其实，我们中立而客观地来看待这场后三国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寿春之役，会发现司马氏集团也从中暴露出了一些重大的隐患问题；在此役中，王基、石苞、州泰等累有战功的干将们绝大多数的年纪都比司马昭本人还大，基本上都是司马懿、司马师时代遗留下来的军事班底。这显示出司马氏集团军事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较为严重。司马昭通过这场大战役并没有选拔出多少年富力强的新秀人才。他的弟弟司马亮在战争中竟遭失利免官。只有钟会一人在出谋划策方面表现突出，成了他的智囊臂助。但这毕竟掩盖不了他麾下新秀匮乏的事实。

直到数年后他发动灭蜀之役时，王基、州泰等皆已先后去世，而他所能任用的主要还是邓艾、诸葛绪这样的老将。至于杜预、胡烈等军中新秀，才在那个时候渐渐冒出头来。

相反，倒是东吴这边，孙（左纟右林）、朱异及其他吴将几乎均遭挫败，而陆逊之嗣子、“陆家军”之首领陆抗却脱颖而出，在局部战争中战绩颇丰。《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记载：

（孙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降，拜（陆）抗柴桑督，赴寿春，破魏牙门将、偏将军。

这说明：吴国虽败，但也不乏新秀俊才。江东的半壁河山，终有陆家军可以倚为栋梁。司马氏集团固然兵强马壮、粮丰械足，但要一举吞灭吴蜀，亦非一朝一夕而可达成。

但即使如此，司马昭在“寿春之役”以宽受降、以仁待敌的做法也让吴、蜀二国的士大夫阶层有所感触。所以，在后来的岁月里，蜀汉、东吴都在战败之后皆因信服司马氏的宽大为怀而先后举国降服，而不是死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