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综上所述，司马氏集团在代魏绍汉、自立新朝的过程中，通过与曹魏展开“制度之争”，“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对世族、庶民、军户等三大阶层全部施以“利益均沾”，同时获得了他们的一致拥戴，所以能够顺顺利利地改朝换代、一统四海。

但司马氏集团在出台一系列“让利于下”的宽惠政策之时，并未将根深蒂固的“旧弊”彻底清除：对吏治的宽纵不肃、对奢靡之风的放而不收、对清谈之习的驰而不导，使得新朝建立之后却未实现“隆惟新之化”，隐患四伏，毫不知警。

而晋朝关于“九品中正制”之流弊、关于门阀之危机等另外一些深层次问题，则要等到三百多年后隋唐时代才能真正解决。这一切，终究是晋朝无法跨越的历史局限性，可悲可叹之余却也无须深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