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初期，中原名门世族集团日趋壮大。他们在增进自身政治权力方面的呼声也愈加高涨。这一点，连以曹操为首的谯沛军事集团也不敢忽视。曹操亦曾公开表态：“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

不过，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已经把持了汉廷和曹魏集团上下各级绝大多数的职位，但他们依然还不够满足。因为，再高级的官位，亦是具有流动性的，而且是不可世袭的。唯有爵位，可以传嗣子孙、代代获益。

名门世族集团自以为对曹操南征北战、披荆斩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应当享有特殊的待遇。汉朝政论家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一文里深刻揭示了名门世族集团的这种政治呼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

就在这种政治执念的驱动之下，董昭代表拥曹派世族集团向曹操提出了恢复儒家旧典所载的五等封爵制，并推戴曹操为最高层级的“郡公之爵”，把曹操的“周公”名分彻底坐实。其余各位卿士大夫则分享侯、伯、子、男等爵位。

五等封爵制的出处，确实都在儒家的经典里明明白白地写着。《礼记·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五等。”《孟子·万章下》写道：“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从中可以看出，唯王者、天子方可以制禄爵而分五等。而董昭等提出恢复五等封爵制的“明话”就是期望曹操从爵位上给予“从龙之臣”们坚实的保证，而背后的“潜台词”则是指受爵之臣们必将一致拥戴曹操为“王者”“天子”。说白了，这是董昭代表拥曹派世族集团与曹操所做的一场极为重大的政治交易。

在汉朝近四百年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异姓之臣被封为公爵。即使是汉高祖时期的开国元勋们，萧何仅为酂侯、张良也仅为留侯。当然，汉朝也有唯一一个被封了公爵的异姓之臣，他就是后来篡汉自立的西汉外戚首领—王莽。他的爵位便是“安汉公”。曹操一旦决定接受公爵之封，他代汉御宇的野心就从此大白于天下了。

曹操也很明智，当时便很委婉地答复了董昭：“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在他心目中，他还是以为自己暂时没有这个资格去建设五等封爵制。

董昭和他身后的拥曹派世族集团并不甘心，再一次向曹操发起劝进。他在明面上是这样劝说曹操的：“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他在暗底下又这样逼迫以荀彧为首的拥汉派大臣：“今曹公遭海内倾覆，躬擐甲胄，周旋征伐，芟夷群凶，使汉室复存。比之前者数公，若泰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

曹操终于答应了董昭及背后拥曹派世族集团的劝进，晋升为魏公，拥十之地为藩域，开启了以曹代汉的第一步。

但曹操及其子孙后来对董昭及拥曹派世族集团还是大大的食言了。曹操只恢复了一个公爵的爵位，却没有相呼应地建立起侯、伯、子、男等其他四等体制。在他的魏国及后来的魏朝，官爵体系仍然是“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六个层级。而他手下的卿士大夫最多也只是获得了乡侯之封。司马懿西拒诸葛、南定孟达、北平公孙，才得到了一个舞阳县侯的爵位。拥曹派世族集团期望通过“五等封爵制”来实现“利益均沾”的企图彻底落空了。他们敢怒不敢言，只把董昭骂得灰溜溜的。这也是后来拥曹派世族集团最终与曹魏政权离心离德，并倒向司马氏阵营的关键原因之一。

到了魏朝少帝曹髦在位时的甘露元年（公元256年）之夏，司马氏集团坐大成势、权倾天下。中原名门世族集团意识到一次新的改朝换代之重大机遇已然到来。他们再次向司马昭提出真正恢复五等封爵制，并推举司马昭为高都公，地方七百里，且加礼九锡。

司马昭自觉威信不足，坚决拒绝，固辞不受。

在两年后他**定淮南诸葛诞之乱时，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又一次劝进司马昭升为晋公，拥八郡之地以为藩域。司马昭再次拒绝。

直到司马氏集团吞并蜀汉、大功告成之际，司马昭才终于接受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对自己关于晋公的劝进，并在三个月后迅速升为晋王。

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的政治呼声也终于获得了司马昭的回应—

（咸熙元年）秋七月，帝（指司马昭）奏司空荀顗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始建五等爵。（摘自《晋书·文帝纪》）

司马昭这样做，是出于“绍汉自立、比隆周室”的政治追求，将自身政权与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结成稳固持久的“命运共同体”。因为，除了司马氏之外，谁也不会拿出如此优厚的条件与名门世族们分享了。

当然，司马氏集团对此番所建的五等封爵制实施了改进，使其无法威胁到皇权的长治久安：各大世家在获得五等之爵时，只能拥有相对应的名号和食邑，而毫无临民治土之实权。

无论如何，在笼络人心方面，司马氏还是比曹魏诸帝更为大气，更为开明的。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终于实现了“利益均沾”，并将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司马氏政权从此牢牢维系在了一起，可谓“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实际上，以西晋、东晋两朝一百五十余年气运而论，司马氏政权都极少遭到来自名门世族集团的强势篡夺。真正取代司马晋的，是以寒士起家的刘裕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