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上官们几乎都很矫情，他们越是在明面上强调不能做某些事情，而实际上在暗底下可能却非常欢迎下属替他们做那些事情。

对这个现象，下层官吏们切莫存有侥幸心理，只能是“勿问上之不欲，但问己之不行”。《三国志·魏书·王思传》里有一则故事就给我们很生动地上了一堂“活课”，其主要角色是曹魏嘉平年间的弘农郡太守刘类，他“外托简省，每出行，阳敕督邮不得使官属曲修礼敬，而阴识不来者，辄发怒中伤之”。

这件轶事还告诉我们：在当时的官场内部，许多事情永远是“表里不一”的。

我们可以再通过《三国志》中另外一位大名士杨俊的遭遇来加深印象。

（魏文帝曹丕）车驾南巡，未到宛，有诏百官不得干预郡县。及车驾到，而宛县令不解诏旨，闭巿门。帝闻之，忿然曰：“吾是寇耶？”乃收宛令及太守杨俊。

杨俊和宛县令没有主动做好迎驾工作，信了“有诏百官不得干预郡县”的虚文，末了竟遭斩首之刑，你说他俩是冤枉不冤枉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