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乡举里选”“察举征辟”等人事选任制度和魏朝所建的“九品中正制”都是并轨执行的。在所有的官方文章中，“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是主旋律，是大书特书的，也是不容置疑的。曹操率先垂范，提拔了一大批才能出众的精英，从而使自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政治形象深入人心。
而与之相对应的“任人唯亲”“为人择官”则是众所唾弃的，是不许通行的。连汉末尚书令荀彧那样的高官显要，也不敢轻易擢选自己身边的亲随侍从来“示人以私”。
可是，魏国名臣、太中大夫杜袭却公开讲破了当时人事选任制度背面的另一个让众人心照不宣的特点：
惟贤知贤，惟圣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耶？
所以，司徒府也罢，选曹署也罢，中正官也罢，他们自然是“贤人”，否则他们怎么去选“贤人”呢？这也就是说，你若当了官，便不“贤”也得“贤”了，这样你才可以“举尔所知”。所谓的“惟贤知贤、惟圣知圣”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惟亲知亲、惟故知故”。《后汉书》记载：
南阳阴修为颍川太守，以旌贤擢俊为务，举五官掾张仲方正，察功曹钟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计吏，郭图为吏，以光本朝。
后来，荀彧担任汉廷尚书令后，举荐钟繇为司隶校尉、侄儿荀攸为尚书之官。而且由于杜佑和他是同郡乡亲，荀彧又举荐了与杜佑同宗的杜袭出任曹操的军祭酒。庙堂之上，连世称“好士爱奇”“不以私欲挠意”的荀彧亦是如此选任人才，又何况德行在他之下的众多卿官呢？
实际上，“九品中正制”也好，“乡举里选制”也好，三国官场选官用人的真正特点就是：在对外的政治口号上要高喊“任人唯贤”，而且一定要高调、高调、再高调；但于暗底下的实际操作中却在大多数的时候遵循着“任人唯亲”，当然最好是像荀彧举荐荀攸一般选用“亲而且贤”的人才为官入仕。如此便可以更有效地堵住“悠悠众口”了。这样的做法，《世说新语》有一则故事可作辅证。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